前世今生话活佛（六）
——兼谈藏传佛教在康平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民国初年，千佛山寿宁寺无论是寺庙建筑还是寺庙经济都进入了鼎盛时期。前引档案中记载：当时的寿宁寺庙产有熟地1000亩，荒地500亩，果园50亩，大殿18间，官仓16间，西仓18间，庙产颇丰。而在寺庙经济占主要地位的东蒙古地区，寿宁寺每年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JC10-12649号档案中有两篇包俊卿打官司的呈文，对此有翔实的记述——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四月三十日包俊卿呈文：“查该庙外进之款数万余元。高米公旗捨宝银三十锭，达旗捨马三十匹，洮南一带捨粮四百余石，河东金五大人捨现洋二千元，此皆有据昭昭可考，其余不堪枚举。嘱为建筑庙仓，作永久公（功）德……”；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三月包俊卿呈文：“窃民之先祖好佛，不欲在家，愿觅一清净处修养，故此由自家山荒修庙一座，名阿圭庙。又将家中山荒熟地，拨归该庙一百晌，作为养赡地。先祖即在此庙敬佛，易名为刀轮喇嘛；此庙地均归民家自种，每年按公与庙上出拿粮租，并不拖欠……”。此份档案说明一是这些地从历史上就是由山下的包氏家族耕种并每年向庙里交租（前引档案记载，包氏家族租种庙上的土地和住房每年要往庙里缴纳粮食40石，秫杆3000捆，谷草3000斤）；二是千佛山寿宁寺的主要收入是信众的捐赠，看来在宾图王赐名后，仅信众捐给庙里的钱粮在当时就可称之为“巨资”了，而土地的收入仅是其收入的一小部分。
民国时期的百姓
从这份档案中可以看出宾图王赐名对这座喇嘛寺庙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最主要表现就是在寿宁寺的施主上：这些施主中，达旗即达尔罕王旗（科尔沁左翼中旗），洮南远在今吉林省，呼伦贝尔南缘，离寿宁寺几百里地，河东是指辽河以东。根据大四家子乡扎兰营子村杨喇嘛的叙述有东边的“高束公旗”，则“高米公旗”是误书（内蒙境内无此旗，根据《清实录》载，蒙古民族的抗垦领袖弥勒僧格即被俘于“高力束公旗”。从弥勒僧格史载被俘于弓棚子即今天的吉林扶余市看，此旗当时应在现今的吉林扶余一带）。看来寿宁寺的施主已经广达哲里木盟、吉林及三江口一带，可见这座寺庙影响之广了。
就在寿宁寺钱花不完用不尽的同时，山下第一代活佛端珠巴的后人们生活却江河日下，陷入了穷困潦倒之中。看到这些脑满肠肥的喇嘛们每天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想着自己的先人捐给庙上的土地，自己耕种着还要给他们交租，以包俊卿和包棒槌叔侄为首的包氏家族不干了。由于当初包氏家族往庙里捐地的时候，并没有说明这是庙产还是寺主的私产，八九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已经没有人能在这一点上说明白了，包俊卿和包棒槌叔侄开始在这一条上做文章，坚称这是当时捐给寺主的私产。在藏传佛教寺庙，财产分这两种：寺庙所有的和寺主（或活佛）自己私人的。私产要传给下一任寺主。这是寺庙往往由寺主的甥、侄来继任的原因：财产得以保持在自家以内，就是所谓的“家庙”。包俊卿等前代活佛后人的争夺土地房屋，可能跟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传统理解有关。所以，自中华民国三年（1914）开始，端珠巴的后人——包俊卿和包棒槌等以土地是当初捐给寺主的私产，现在应该分一部分为由开始抗租。在JC10-12649号档案中，赞阳·舍灵写于中华民国九年（1920）三月六日的一篇呈文有详细的记述：“民国三年（1914），经札萨克委员清理庙产，至于九月间，该八十四、包棒槌等将前占庙产，伊等共为拟足作为租；敝寺香资熟地百十天，以及撂荒地，共壹百四十五天，暨腰仓、坐落、园栏，自民国四年秋後交租，统作租粮三十六石、柴三千捆、草三千觔。三年后每年租粮四十石，柴、草照旧。有札萨克王派爱印军并中人苏勒丰阿等，立有租契可据。及至四年（1915）交租时，抗不交付，无奈将抗租情形禀请印务处。蒙饬差追讨，仅将头一年租粮始为交齐。又至五年（1916）秋后，复事玩延，又经印务处催要，只付租粮十三石八斗，柴、草各一千五。下欠不付，讨要成隙，时出怨言”。对于此次抗租，赞阳·舍灵的后人，法库县政协原副主席温丽和在他写的回忆中则说：“民国五年，老桑赞扎布（指端珠巴）娘家的后人到庙上索要包家为前桑赞扎布施舍给庙上的产业，说这是大家的应要回一部分，有土地、房子、梨树园等。经过多次协商没有结果。后来包家又请了一些人来到庙上商量，桑赞扎布（赞阳·舍灵）觉得这是前世留下的产业，包家目前家境衰落了，给他们拿回一部分，也未常不可。他和徒弟胖喇嘛商量，胖喇嘛认为这庙产将来是他的，不让师傅答应。由于胖喇嘛百般阻挠，虽经到康平县打过官司，前后经过几年之久，也没得到很好的解决”。温老先生的记述与档案在时间上略有差异，从档案记载看，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从民国三年就开始了。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这场纠纷，寿宁寺在“不差钱”的情况下，如果退一步把土地让出一部分给端珠巴的后人，估计此事就“和谐”了，也不会产生后续的那么多波折。抛开宗教因素再看这件事，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有斗争，社会分配的极端不公，必然要导致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造剥削者的反。连吃斋念佛以普渡众生为己任的出家人都开始与民争利，借势欺压人民，民国初年匪患不绝，盗匪遍地就可以理解了。
据沙金台乡西扎哈气村现年82岁的包瑞芸老人讲，当时包棒槌和小老头就住在阿古庙的西仓。包瑞芸老人系端珠巴的后人，就出生在千佛山下的小官村，现今耳聪目明，其所言有很高的可信度。档案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记载，记述包棒槌等人就居住在阿古庙的西仓。小老头不知为何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也一定是包氏家族的一位成员，否则不会居住在阿古庙。对于抢寿宁寺那批“胡子”的来路，包瑞芸老人说，那伙胡子就是包棒槌的儿子绰号“大龙、二龙”的哥俩领来的，这哥俩在1934年，被日本人抓住，在通辽枪杀了。民国三年到六年，4年的时间官司也没打出头，包俊卿和包棒槌终于铤而走险，于是，本文开头“夜半惊魂”的一幕发生了……
经过“夜半惊魂”那令人痛彻心扉的一夜后，赞阳·舍灵师徒无比凄凉地离开了千佛山寿宁寺，回到了王爷陵老家。作为一位无比虔诚的佛教徒，一个名扬四方的转世活佛，为什么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赞阳·舍灵百思不得其解——每天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却为众生所欺凌；每天诚心礼佛焚香祷告，却得不到佛祖的庇护。这个世界怎么了？其实，他跳不出他生活的圈子看问题，是永远也不会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的。回过头来今天我们再看，仅仅二十几人的寺庙，占有大量土地，另外还有大量的捐赠，在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们仍然过着世外桃园般的奢迷生活，如此普度众生，怎么会得到众生的拥护；佛祖用割肉喂鹰的实际行动去践行自己的教义，而他们却与民争利且丝毫不让，怎么会得到佛祖的垂爱。所以，这位活佛喇嘛的经历，是当时康平地区藏传佛教徒的一个缩影，在其看似偶然的遭遇中，有着历史的必然。
回到王爷陵老家后，赞阳·舍灵和占巴商卜师徒就开始打一场漫长的官司。从其如泣如诉的各份诉状看，这场纠纷，更象是康平县发生最早、经历时间最长的一场“上访”。从现存档案可知，这场官司从1917年正式开始，从宾图王府打到康平县再到奉天省长公署，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也没有结束，最后不知所终。可知的结局是这师徒二人从1917年离开寿宁寺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期间发生的几件事倒是很值得后人一读，其中之一就是1923年师徒二人的东渡扶桑。
1917年到1923年，赞阳·舍灵和胖喇嘛占巴商卜师徒二人一直居住在王爷陵老家的关帝庙中，除占巴商卜替师父出面打官司外，平常师徒二人就在这里吃斋念佛，研读佛经。1923年的7月，赞阳·舍灵收到了一封邀请信，内容是：日本佛教界邀请他东渡日本访问及传播中国的佛学。偏居一隅长达六年的时间，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已经知之甚少，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23年——北洋军阀中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东北实行东三省“联省自治”，成了事实上的东北王，虽然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了，但其政治及军事实力已经接近顶峰；读书很少但很重视教育的张作霖指使奉天省长王永江建成了我国著名的东北大学；日俄战争后，日本人拉扰张作霖并借助张作霖的势力，对东北进行经济掠夺和思想渗透，已经呈泛滥之势，特别是对蒙古藏传佛教中的知名人士，无不尽拉拢之能事。赞阳·舍灵当时哪里知道发生了这些变故啊，更不知道小日本的这些歪歪道啊，还真以为日本人是请他去弘扬佛教普众生呢。对此事温丽和先生在其文章中写道：“他（指赞阳·舍灵）便同家族人一起研究怎样对待此事。当时参加的有叔叔、哥哥、弟弟、侄儿，大家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家中人不能自作主张，应该先去奉天省政府和大帅府请示后再作决定，便由侄儿温景和陪同桑赞扎布到奉天省府和大帅府去。此时张作霖的联省自治政策，是在日本支持下进行的，他要依靠日本准备再同曹锟、吴佩孚较量。因此在他的辖区内僧人去日本进行宗教活动，他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所以很容易得到批准，并且办了出国手续。回家后再作一番准备，他就领着侄儿和徒弟胖喇嘛由大连坐船东渡日本。到达日本先去东京，经外务省安排，再到日本各寺庙拜访。这年是日本大正十二年(1923年)九月。桑赞扎布受到日本佛教界的欢迎和款待。外交官员和地方官员都非常热情，以贵宾礼仪对待，并举行各种宴请。日本皇室公爵也都争着接见和宴请。佛教界人士和外交官员陪同他到大坂、京都、奈良等地访问讲学（这里所说的桑赞扎布即赞阳·舍灵）”。赞阳·舍灵刚到日本，1923年的九月一日，造成日本15万人死亡、200万人无家可归的关东大地震发生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发动各界力量为日本捐助了大量的钱物，仅奉系的张作霖就捐了2万袋面粉和100头牛（如果他知道六年后日本人会对他下黑手，估计这位张大帅连一个子都不会捐，更可叹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这份慈悲心，换来的是后来的南京大屠杀和八年抗战）。超度地震亡灵成了当时赞阳·舍灵在日本参与的主要活动之一。一切恢复正常后的一天，一位特殊的客人找到了他，至此，他才看透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和请他来的真实意图。这位特殊的客人叫“正珠尔扎布”。行文至此，不得不谈一谈写作此文时的感想。如果说，近几十年来在现在的康彰法地区没有出现对中国的当代史产生影响的人物的话，那么在那个年代的东蒙古地区，主要是当时康平县及附近的一些地区，这样的人物几乎随处可见。这个正珠尔扎布就是可以书写上一笔的人物。原科左前旗西部柳河以东地区在清初被划为了皇家牧场，俗称苏鲁克旗，正珠尔扎布就是这里（现今彰武县大冷乡）蒙古人的后代，他的父亲就是清末民国初年先投俄、后靠日，率领蒙古军队，对抗中央政府，企图分裂国家搞蒙古独立的巴布扎布。如果仅是巴布扎布之子，他是不会如此出名的，他出名是因为他的嫂子，也就是他哥哥甘珠尔扎布的妻子。甘珠尔扎布的妻子就是满清肃亲王善耆的十四和硕公主，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关东军的著名间谍——川岛芳子。从他们的父亲巴布扎布到他们兄弟俩，和日本人一直狼狈为奸，结局就是1945年伪满洲国垮台后，已经升任了伪满中将的哥俩全部被苏联红军作为战犯抓走送到了西伯利亚。就是这样一些民族败类，在现今的蒙古天骄吧上还有一些人为他们歌功颂德，可见弘扬正能量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正中）为正珠尔扎布
再说正珠尔扎布与赞阳·舍灵的会面。他见到赞阳·舍灵后，和赞阳·舍灵唠起了家常，说他也是中国科尔沁左翼前旗的蒙古人（他的家乡在划为皇家牧场前确实为科左前旗辖地）。在异国他乡见到乡亲当然是很高兴的， "他乡遇故知"嘛！谈了一会家乡情况以后，正珠尔扎布拿出一份起草文书。内容大意：东蒙这块土地要求日本帮助代管。并说想请日本帮助东蒙搞治安，发展畜牧业等等。赞阳·舍灵认为这是引狼入室，不但没有签字，他还劝正珠尔扎布也不要签。看到赞阳·舍灵不肯与他们合作，口口声声“蒙古民族和大和民族是同种，是兄弟般关系”的小日本马上撕下了伪善的外衣，开始了对赞阳·舍灵的百般刁难：一是不许任何寺庙再接待赞阳·舍灵师徒及侄子；二是停止了对赞阳·舍灵的一切资助和供应。狡诈的日本人想用这个办法逼其就范。衣食无着的师徒三人后来在留日中国学生的帮助下，才于1924年得以返回国内。回到奉天后，赞阳·舍灵先到奉天大元帅府，面见了少帅张学良，把他在日本的遭遇向少帅作了汇报，告诉张学良日本人有野心，让少帅注意。张学良对他的爱国行为甚为赞许，作了一番鼓励，又送给他一个上好瓷尊。
几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破家亡，佛门也不再是清净之地。赞阳·舍灵——这位从小皈依了佛门的人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出路，只好在老家的关帝庙中，伴随着暮鼓晨钟准备度过自己的晚年。然而，一件事的发生，又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请看下期——归去来兮。
老故事更新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