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福山
小屯的变迁,因其小,所以不那么沧桑。一粒沙里一世界,小屯自有小屯的故事。
小屯不是它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刘木匠。刘木匠作为一个自然屯,隶属于康平县沙金台蒙古族满族自治乡红旗村,过去是一个生产小队,地处该乡最北部。刘木匠自然屯在红旗村的最东部,距离村部所在地5公里,中间要跨过平平展展的草甸子;屯子西南方向距离兄弟小队李成窝堡2公里,中间隔着一条河,河水流向四道号水库,刘木匠坐落在四道号北岸,可谓面水而居;北部与太平庄村毗邻,再向北不过5公里就是内蒙古的科尔沁沙地了。
刘木匠自然屯,东西走向,一条土路将屯子分为南北两趟街,居住着十九户人家,九十多口人。生产小队队部处于路南的中间位置,有四间土平房,面朝南,在东侧开北大门;西面是集体的仓库,牲畜棚。出队部大门向东50米,有一口土井,圆形井体用石头砌成井壁,井口用木方子和厚木板做成,井水清冽爽口,只是略带一点点碱味,供全屯的人吃马用。
刘木匠小队有耕地600亩,土地平展,分布在自然屯的四周,只是土地瘠薄多盐碱。在耕地的外围,有大面积的草地,多生长碱草和水草,在草地中间,常见有寸草不生的白花花的盐碱地,冬夏都是一个颜色,还时不时被风刮起,迷住行人的眼睛。
刘木匠人依靠集体耕种盐碱地,年年收获不多的高粱、玉米作物,上缴国家公购粮。由于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较低,往往无法完成上缴公购粮任务,于是,小队人均只能吃到最低标准,即人均年毛粮320斤。口粮不足时,要吃国家“返销粮”,由政府发给社员,主要是麦麸子、豆饼等。粮食产量低,社员分值也必然低,一个整劳动力,参加一天集体劳动,最多记10个公分,到年终分红,10分能分到几毛钱,有时候分不到几毛钱,还要倒挂。倒挂就是负数,就是社员欠了集体的钱。比如,10分分到5毛钱,一年劳动挣3000分,合人民币就是150元;反之,每10分倒挂1毛钱,挣3000分,应该欠集体30元。为了生活,各个农户都要发展家庭养猪、养鸡,由于人们吃粮不足,家庭副业也是难以发展;打草、挖药材、打鱼摸虾,往往被视为小农经济受到限制和禁止。社员们的生活温饱不足,各个家庭都出现娶媳妇难,男青年搞对象难,当街姑娘不愿意嫁给本屯的人家的现象。
要改变农业农村的落后面貌,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1976年,县委派来了扶贫改后工作队。工作队分析刘木匠落后的原因,制定改造落后的方案。首先抓班子,要建立一个好班子,选一个好队长,带领大家苦干实干。要知道,十九户人家,过去有九个人家轮流当过生产队长。你在台上干,他会在台下敲边鼓,总是有干的,有看的,还有捣乱的,难以形成齐心合力的局面。工作队帮助选出了年轻的队长,搭建好了班子,同时驻屯协助工作。班子人心齐,社员鼓足干劲,一年的春种夏锄秋收,一年的苦干苦盼,到头来仍是粮食产量没有新突破,分值没有新提高。社员们失望了,班子没有信心了,工作队也没有颜面了。
工作队、生产大队研究刘木匠的形势,认为刘木匠真的没有前途了,于是,建议解散刘木匠生产小队。建议报告打到了沙金台公社党委,公社党委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向上请示,同意了解散方案。社员们对解散方案积极支持,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
刘木匠集体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场归生产大队管理,对集体房屋、畜力、农具进行处置,偿还银行贷款。农户个人的房屋、院落、家畜家禽,自行处置。
按照安置方案,社员各户开始在全公社范围寻找落户地点,选择往哪里搬迁。落户问题由公社和大队协调解决,户落到哪里,哪里的大队、小队负责帮助解决居住困难,安排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经过妥善安置,多数人家都选择了在原大队的小队或附近大队的生产小队落了户,开始了新的集体生产生活,希望日子好起来。可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仍是非常薄弱的,农业生产力仍很落后,农民生活还处于温饱不足的水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的生产小队实行联产承包,把原来集体耕种的土地分到社员各个家庭耕种,农作物收获后,“交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完成国家公购粮,留足口粮,剩余的可以进入市场交换。随着农村农业政策的调整,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农村面貌在悄悄发生改变。分散在不同生产小队的原刘木匠社员,也迎来了一个个美好的春天。原刘木匠的年青队长王殿清,在李成窝堡小队落户后,重新盖起了房子,养了几条大牛,日子发生巨大改变;女儿成家立业,儿子参军入伍。
而落户到张福窝堡小队的吕振海,他是红旗小学的民办教师,过去从刘木匠到学校上班,他要步行10里路,风里来雨里去,十分幸苦。现在到学校,只有2里路远。张福小队土地肥沃,交通条件便利,社员劳动积极性高,生活也比较富裕,让他沾了很大的光。
在刘木匠西南,相距5里远,仅一河之隔的李成窝堡小队,也是土地瘠薄,盐碱荒地,只是人口、耕地面积比刘木匠大些,人心较刘木匠齐一些。在刘木匠解散小队的时候,工作队也进驻了李成窝堡,征求社员意见,是好好干努力干,还是也解散?多数社员表示,不解散,坚决好好干。社员们人心齐,对班子有信心。在工作队、班子的带领下,开始了种植业结构调整,连续几年扩大蓖麻、葵花、花生、黄豆等油料作物面积,减少玉米、高粱种植面积,提高了种植业的收入;安排外出采石、运输,增加了副业收入。生产队集体分值,由过去的3——4毛钱,几分钱,倒挂,大幅提高到了1元钱以上。社员吃粮足了,家家用小缸装豆油,户户有存款。实施联产承包后,经过若干年发展,家家盖起了大瓦房,户户有农用机器,有几户买进了小轿车。绿色富庶文明新村庄正在成长中。
刘木匠解散时,其耕地、林地、草场、道路、沟渠等集体自然经济资源,最终划归了沙金人民公社所有。刘木匠小队解散不久,家庭联产承包的春风刮进了这片盐碱地。在公社党委和生产大队的支持下,太平庄大队村民肖景新承包了刘木匠的耕地、林地和荒山。在银行贷款支持下,肖景新购置系列化农用机械,规模化耕种农田,开垦荒地,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经过几年的奋斗,肖景新成功了,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万元户,是先富起来的带头人,先进典型,受到乡里县里的大力表彰和积极支持。今天,刘木匠土地田连阡陌,土壤碱化沙化得到治理,土地产出率明显提升;多样化林木体系浓郁苍翠,绿色环保生态景色宜人;水泥路通往附近村屯,交通便利;贫穷落后的刘木匠一去不复返了。国家土地承包经营政策的连续向好,促进了刘木匠稳定而持续的发展。新一轮承包经营者李志勇,年青有为,继续加大农业科技和机械化投入,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片土地正充满无限生机。
刘木匠一个自然屯,划上了历史句号。而当年的刘木匠人和他们的后代,则生活在更加美好的梦想中;刘木匠这块土地,已经“旧貌换新颜”,期待新的春天。
沧海一粟的刘木匠也有自己的闪光点。小屯叫刘木匠,但是,屯中真没有姓刘的人家,更没有刘木匠这个人。或许,在旧社会,人们逃荒要饭,有个姓刘的人家,在此驻足,男主人会点木匠活,以此维持生计,就此安顿下来。后来又增加几户,繁衍生息,达到了十几户。这样的屯子,虽然没有历史积淀,缺少文化底蕴,倒也有自己的故事。有个叫王化新的男子,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抓去当劳工,在吉林、黑龙江一带给日本人修工事。劳工们被圈在铁丝网里,不许进出,还有日本兵持枪把守。干各种体力活,劳动时间超长,劳动强度超重,还吃不饱,穿不暖,经常会发生劳工因病、因安全事故、体罚致死的事件,王化新隐隐感到了死亡的威胁。他人生得机灵,能说会道,但这都没有用。他开始合计逃跑的办法,借劳动的空挡,侦查地形,选择铁丝网漏洞。一天晚上,他趁着黑夜有风的天气,溜了出来,从铁丝网钻了出来。向着预想的方向猛跑,他整整跑了一夜,天蒙蒙亮便隐蔽在了山沟里,以便恢复体力,天黑时继续逃跑。就这样,他忍饥挨饿,回到了今天的辽宁地域。几经辗转,在刘木匠定居下来,娶妻生子。他见证了刘木匠的暂短历史,直至老年才过上温饱有余的日子。
夏玉林是刘木匠一个名人,他参军入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战争结束后,在北京退伍,来到北京郊区。在京郊,有个姑娘看上了他,姑娘是河北人,两人相爱。但是,姑娘家的父母不支持,不同意。孩大不由爷,两人最终商定,回了辽宁老家,就在刘木匠结婚安家了。夫妻恩爱,生儿育女,女人能干。夏玉林是中共党员,也当了几年生产小队队长,尽管没有当得太好,但也算是尽职尽责了。在刘木匠小队解散的前一年,夏玉林因肺病去世。小队解散时,夏夫人带领子女去了北京郊区娘家,落户在了北京,儿女在当地的乡镇企业安排了工作。夏玉林长子在给他的堂姐夏淑霞,原刘木匠年轻队长王殿清妻子的信中,说明了搬迁后的生活情况,一切都好。
刘木匠小队同样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组织。在村子的最西头,有一座三间土平房,房子坐北朝南,窗明几净,可谓小屯的最好建筑,这就是刘木匠小学。校园内土地平整,是孩子们的操场,周围生长杨柳树。学校北面是校田地,由生产队负责耕种,收入用于补助学校。学校校舍维护,冬季取暖都由生产队负责。学校设1——3年级的复式班,有一名老师任教,老师是政府派的公职教师。复式班孩子较少,一般时候是十名左右。孩子们在这里完成启蒙教育,就可以去较远的红旗小学继续读书,完成小学学业了。刘木匠的新一代农民都是从这所小学开始,完成了小学六年教育,其中有8人完成了初中九年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和智力支持。这些文化人,在担任小队会计、兼任板报员、兼任通讯员中,发挥了文化引领作用。全屯有4人服过兵役,其中一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有2名民办教师,其中一人转正为国家公职教师;有一人担任大队干部,任民兵连长;有2人是大队机耕队拖拉机驾驶员。小屯的文化氛围,体现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引导着人们的成长方向。刘木匠屯,虽然自然条件较差,生产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还很贫困,但是,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刘木匠小队的变迁,留下来的是历史的痕迹,是时代的面貌,有其自然的和社会的根源。作为以传统农耕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
土地贫瘠,没有农业基础设施,种植结构单一,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是长期发展的软肋,使集体生产徘徊不前,人们生活温饱不足。仅就种地而言,以种植玉米为主,政府和集体都没有种子基地,只有在上年收获的玉米中挑选留作种子,单就种子退化就难以提高产量。种植玉米的株距在一米左右,再加上缺苗断条,一亩地产200多斤粮食,整个小队秋收也不过几万斤,年景不好,不够口粮。盐碱地,地势低洼,地温上来的晚,要延迟种地时间半个月。种子播下了,小苗没出五个叶,杂草却遍地生长,且长势迅猛。于是,就要全民铲地,乡干部、大队干部、中小学生都来支援夏锄,一遍地没锄完,二遍地就要紧紧跟上。一个田间管理下来,社员们累的筋疲力尽,还不知成葫芦瘪葫芦。
提倡科学种田,还不会种。比如种高粱,种冀杂五号,比较高产,但是人们吃着口感不好,就仍是种老品种。种黄豆,说手摆豆高产,就把农田打成宽垄,用滚子把垄台压平,组织人工在垄台上摆豆种,在一条垄上摆成两行,这种实验本身就是十足的玩笑。
见证刘木匠人的生产生活,应该为那个时代留下点文字。尽管刘木匠是另类的典型,可传统农业农村农民的历史是真实的,是可感可知的,其面貌留在了昨天。我们的今天,是从那个昨天脱胎而来,延续而来的。历史是一本教科书,是一面镜子,让人们知古鉴今,从过去引出走向未来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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