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图老故事】彩笔春秋——作者佟韦

彩笔春秋

佟韦

1929年9月13日，我出生于辽宁省的昌图县城(现为昌图老城镇)。

幼时家境十分贫寒，爸爸名叫佟兆雨，是个农民，凭着吃苦耐劳，当上了发电厂工人，后来又当上县消防队队长。妈妈是位纯朴的农村妇女，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成天在忧愁中做着无米之炊。她经常发现爸爸的衣袋是空的，却没有一点怨言，偶尔摸到一点点钱，便打发我去买豆腐渣当饭菜吃。在我上小学以及后来上中学的时候，家境依然贫困。

奶奶晚年双目失明，又患脑溢血，我负责侍候直到她故去。我上学的年龄比一般孩子要大，又加之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上学时断时续，很不正常。那个时期，日本把东北变成了伪满洲国，上学必须学日本话。我在北小壕子二十三校念小学时，体育课、日语课都不好，每次考试，这两门功课都不及格。这样，我感受到一种威胁，对上学产生了畏惧感。后来因拒绝参加运动会长跑，我被开除了。

之后，我进入昌图县西城厢学校。我的体育课、日语课仍是不好，但我爱上了毛笔字和图画课，各科考试的平均分数，居然跃居全班的前几名。

有一年旧历的大年初一，我在西城一条街上，看到一家商店大门上一幅隶书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十四个耀眼的大字，写在洒金的红纸上，金光闪闪，它强烈地把我吸引住了。从那天起，不论我有事没事，每天必从这里走过，看着对联不忍离去。就在这时，产生练写毛笔字的念头。正当我想找位写字老师的时候，我家大院的东厢房里，搬来我校孙册老师(我的班主任)。经孙老师介绍，能写善画的张老师收我做了徒弟。有一年暑假，张老师筹办个画展，要突击作画，便要我到他家里，为他的画着色，从而使我也增加了作画的兴趣。以后，学校举办的写字、图画比赛，我多次获得一、二等奖。

昌图县公署正门

1945年3月，昌图城飞来一场横祸。在一个大风天里，城南忽然起火，火像魔鬼般的跳跃行进，一片片房屋顿陷火海。我爸爸日夜战斗在火场，但那一部人工压水的救火车和几名队员，能救得了这天降般的大火吗?妈妈带着我给爸爸送饭，我们见面都认不出他了。火终于灭了，爸爸却倒下了。过了几天，日本鬼子通知我爸爸去听训话。他强打精神而去，魂不附体般地回来了，我们问他啥事，他说不清楚，似乎问他大战最后谁能打胜，又说挨了训，要査办他。总之，他说的十分含糊。此后，他整日去烧锅喝酒，直到大病不治而死。

爸爸的死。留给我的是一串疑问，便去请教孙老师。据他分析，这场大火日本人受了不小损失，这笔帐要和我爸爸算，他们采用提问题让你回答的方法，是很恶毒的，一旦说不对，便可置你于死地。老师的分析更加燃烧起我对侵略者的仇恨。以后，孙老师又告诉我“九・一八”的真象，溥仪怎样潜往长春，又是怎样成立的伪满洲国。他拿出一张日本人炮制的地图，地图上把中国印成绿色，把日本印成红色，他用手指着说:“你看，日本像蚕，中国像片桑叶，日本鬼子就是要一口一口地吃掉我们中国。”听了孙老师一席话，我一下子好像长大了许多。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年，昌图迎来了八路军。八路军开仓放粮，昌图城一片欢腾。有一天，八路军到我们大院找人带路抓土豪，我熟悉那一带道路，便毅然前往。眼看着他们翻墙而入，抓了土豪，挖出了枪弹，我从心眼里赞佩，我和八路军战士成了朋友。可是不久，国民党中央军打了进来，到处抢东西、抓兵，吓坏了我的妈妈，她夜里让我到房顶上睡，我们白天不敢出门。有一天，来两个人査户口，问到我时，妈妈说“人也许死了，找不到了呢。”査户口的人走后，妈妈告诉我这两人中，有一个姓佟，不是好东西，说不定事情就坏在他的身上，叫我立刻逃走。于是，我别了妈妈、妹妹、弟弟，别了孙老师、师母，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我远走高飞了。

仇恨

我来到沈阳，投奔到我堂兄佟鼎的家里。我的堂兄和我如同亲兄弟一般，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其父已去世，母亲改嫁，是我的祖母把他养育成人。他和我一样，特别孝敬老人。因为他外出工作，便委托我照顾重病中的祖母，并发誓供我上大学。这样，我到沈阳找他，正好实现他的愿望。当时，我堂兄在烟草公司当经理，在经济上支持我是不成问题的。于是，我在沈阳上学，后到北平和天津，满怀希望以求上学深造。但我所经历的是愤怒的岁月。我因为有那么多的热爱，才有这么多的愤怒。我仇恨那黑暗的社会，仇恨那反动的有权势的人物，我仇恨他们杀人……

1947年初，我跨入沈阳交通中学。说是学校，事实上都是自修，没有什么课程。这是座私立中学，校长姓王，是国民党一名少将。他贪污成性，只取学费，不请教师。同班同学发现我语文不错，便要我给大家讲课，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就答应了。于是，我毎晚都到城里补习上课，第二天讲给同学们，现学现卖，与其说是教会了别人，倒不如说是提高了自己。

不久，学校选举学生自治会主席，我糊里糊涂地当选。当我担起这个担子来的时候，便与王校长对立起来。后来因我和学校及反动当局斗争，被学校开除了。1948年初，当我坐在沈阳辽东学院中文系课堂上的时候，真为离开交通中学而高兴，我庆幸从此可以排除一切干扰攻读中文课程了。开始似乎比较正规，有威望的匡扶老师担任系主任，讲授诗词的老先生十分卖力气。在介绍外国文学时，我接触了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天地更加宽阔了。可惜好景不长，学院里发生一系列怪事:学院大门内外不时出现刀光剑影，有时动枪行凶；一时之间大张旗鼓地掀起了为某人竞选总统的热潮，匡扶先生公开抛售自己心爱的书刊，毅然离校远行；令人气愤的是，有一批残兵败将住进了学院。我在沈阳一家报纸《深夜风光》栏中写文讥讽道:“辽东学院可否更改一下名称，我看叫辽东医院为好。”在这种心情之下，我的第一首诗歌在沈阳报上发表，以《希望枝开失望花》为题，抒发了当时不满的情绪。正当学院再也不能上课的时候，学院宣告:“在北平设立东北临时大学，凡欲继续就读大学者，可去北平。”要上学，当然北平胜于沈阳，因此大批学生奔赴北平。

六月的北平已经相当热了。我被安排在北新桥的国子监里住。这里住满了东北学生，团结、友爱、朝气蓬勃，我很喜欢这种集体生活，喜欢年轻人交流思想的环境，喜欢随时可以读到革命的书刊。我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充实过。
    可是，东北临时大学在何方，谁也说不清楚。推举的学生代表到当局询问，竟也得不到确切的答复。

盖子终于揭开了。七月初，早已策划好的阴谋出台，北平当局做出决定，要东北学生“当兵保卫华北”。消息传来，如晴天霹雳，大家怒火冲天，誓死反抗，决不答应。对于我来说，从昌图逃到沈阳，不就是为了免被抓去当兵吗?从沈阳来到北平，不就是为了读书深造吗?今天让我去当兵“保卫华北”，不就是让我们去打八路军吗?这纯粹是一大阴谋，必须予以彻底粉碎。于是，七月五日这天，东北同学显示了巨大威力，我们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举行了示威游行，打着“要读书，反当兵”的大旗怒吼在大街上，冲进“北平市参议会”的大门，用黑漆把他们的牌子涂改为“北平市土豪劣绅会”，破坏了他们害人的场所。那些家伙们吓得逃往东交民巷，我们大队便紧紧追赶。学生队伍前边的同学到达那里时，一阵罪恶的枪声后，九位同学倒在了血泊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五惨案”。很快得到全国声援，万众声讨，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七月九日，在五四广场举行了盛大的九位烈士的追悼大会，而后冲出国民党军警的包围圈，在北平大中学生的保护之下，进行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在讨还血债的日子里，“七五血联”发挥了很大作用。同学们用各种形式同敌人展开了斗争。我负责宣传报导，当时写了不少诗文，有的在北平的小报上得到了发表。我还主编了大型壁报《大众周刊)，向敌人发出一颗颗子弹。在这次工作中，我得到了锻炼。

面对东北学生们的强大声势，北平当局采取了反革命两手来对付我们。首先是硬的，他们派出大批军警搜查国子监等地，不时把人抓走，并且封锁这一带。由于我们分别突围，化整为零与之周旋，他们这一手没有奏效。另一手是软的，让东北学生进行考试，合格者吸收进入北平大学，这是个别分化瓦解东北学生的手法，我们进行了抵制。可是真有人想通过考试去北平大学的，我们在理解和说服的同时，捣毁了他们所设的考场，使分化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北平当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天津设立了“东北大学补习班”。看上去，应该说满足了大家学习的愿望，也不当兵了。实际上他们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改变，派了高级军官当校长，不少军官当了我们的教导员，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补习班开学那天，面对大大小小的军官们，同学们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义正严词地要军官们退出补习班，大家高声齐唱《团结就是力量》，这钢铁般的力量，打碎了他们的美梦。远处，似乎传来了枪声，预示着天津即将解放，他们的阴谋将以失败而告终。

在“补习班”里，我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的宣传委员，我和一些同学办起了每月张贴的《行行日报》，以及后来的《狂潮日报》。口号是“作同学们的喉舌，向敌人举起无情的刀枪”它起了积极的作用。说实在的，在天津什么正式课程也没上过，倒是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学上补上了缺少的课程。火红的太阳出来了，万众为之欢呼。当市内战斗停止之后，我们迎来了真正的黎明，天津解放了。我们为庆祝天津解放，参加了游行，印发了《宣传单》，之后，结束了流亡生活，愉快地踏上各自的征途，有些人参军南下，有些人返回东北，有些人重返北京上学。我和一批同学结伴同行，进入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

图强

设在北平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是一座革命熔炉，1949年她一诞生，我就投身其中。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来说，这是光荣伟大的一年。对我个人来说，则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最为美好的日子接踵而来:五月，光荣地加入青年团；六月临时借调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工作；七月一日，在中南海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七月里，第一次文代会在怀仁堂隆重举行，我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听了朱总司令的祝词和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见到了久久仰慕的著名作家、艺术家。之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并把我留下工作；八月一日，我被推举为中国文联的代表之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朱总司令献旗；十月一日，行进在首都文艺大军的行列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青年真是幸福，有唱不完的歌，止不住的激动，流不断的热泪，无数不眠之夜一一这些使我的生活闪烁着光芒。然而，心里明白，我刚刚步入革命行列，对革命无一贡献，却得到如此的殊荣，应该是党和人民给我的一种预支。我决心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以此作为报答。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是合署办公于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因为工作需要，经组织上决定，我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没有毕业的情况下，正式到文联工作了。中国文联顾名思义，是全国文学艺术界诸多团体的总会，自然要广泛地团结作家、艺术家并开展各种活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在三十多年中(“文革”十年停顿了二次)，我先后参加了二至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并在中国文联任职，从事着大量的文艺组织联络工作。这样，许许多多的作家、艺术家都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副主席茅盾同志、周扬同志，他们都参加实际领导工作。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国内外重大事件很多，那时各人民团体负责人都公开表态，我负责这些声明、抗议、贺电、谈话等文稿的起草与经办，经常把文稿送他们最后审阅，他们都非常认真地批阅签字。这一时期，我还被派住湖南浏阳县参加土改工作，返回后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这些都给予我深刻地教育。第二次文代会(1952年)前的一点时间，文联与文协分开办公，组织上派我领导十几名干部来到文化部工作，在林默涵同志领导下，筹备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大会之后，文联秘书长为杨翰笙、副秘书长为阿英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文联的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威望大有提高。为组织作家艺术家学习，办起了许多读书班和讲座；为使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多次组团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为给作家艺术家提供艺术观摩的机会和会友的便利，创办了文艺俱乐部和茶座；为帮助老病残作家艺术家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办起了副食生产基地，逢年过节，我便携带着自己生产的羊肉、萝卜等登门拜访他们，那种感动之情也打动了我们。中国文联与艺术家的关系十分亲密，大大增进了文艺界的团结。这一时期可以称得上是文联的黄金时代。就在这一时期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等到第三次文代会(1960年)的时候，我们正酝酿改进国际文化交流工作及加强编辑工作，并且已经开始进行。突然，别有用心的人跳出来点名批判杨翰笙同志的《北国江南》影片，从此中国文联换班子，抓斗争，搞运动。

我要求调离这里，经文联上级单位批准，来到文化部工作。哪里想到，到那里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转眼十年，葬送了宝贵的时光。因为我曾奉命组织周作人等到西安参观访问，竟被列为“周扬、周作人的同伙”。后来又把我诬为“小周扬”要“揪出来打倒”，只是文化部里掌握政策的人多我才得以幸免。不过，在文化部设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里，我还是被整了一下。因为我说过反对“深挖”和批评军宣队的话，好在原来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好，同志间、以及同志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好，虽于挨整，反而使这种可贵的关系得以加强，以至直到现在仍然怀念那些人和事。更值得怀念的是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治秋同志，他不相信我们这些“文艺战线”上的人物有什么问题，他硬是敢调我们回到北京，这样我才能到了文物局所属的北京图书馆。几年后，随着粉碎“四人帮”，我参加了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文联四部门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会议，并调回刚刚恢复的中国文联，筹备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这个大会于1979年举行。

重返中国文联，我的主要职务是组联部主任。根据部门的任务，集中了过去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把这个部门办成了文联窗口。

例如:每年都在避暑胜地举办多期读书会；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读书和休养的条件；经常举行学习会、座谈会、报告会，让作家艺术家交流学习心得，了解全局并发表意见；不定期组织作家、艺术家到各省市区参观访问或进行慰问、服务；帮助他们扩大视野，靠近群众生活；有重点地主办著名作家艺术家长期从事文艺创作的庆祝会以及名人纪念活动等。在文艺界里创造学习和研究的条件，以促进文艺的繁荣。此外，我们还运用各种形式进行各省、市、区文联经验的交流，以帮助他们不断得到发展。四十多年中，特别是在中国文联工作期间，我自认为敢想敢说敢做，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地勤奋而认真工作，以实干取得了领导和同志的信任。杨翰笙，这位长期领导中国文联日常工作的大作家，可以说最了解我了，他在1988年给我写了这样两句话:“当前横泰岱，敢于勇登攀。”我认为这是他老人家对我的最高奖赏，也为我长期在中国文联工作写了结束语。
     中国文联与中国文协(现名作协)合署办公时期，许多知名作家、艺术家都担负日常工作任务，和我们同在一起工作。其中有沙可夫、舒群、陈企霞、柯仲平、田间、艾青、周立波、康濯、马烽、肖殷、吕剑等同志。我经常将起草文稿送沙可夫、舒群同志审査，沙可夫同志一般是批改之后就签字而舒群同志则是不批不改不签字，先向我讲修改意见，叫我拿回去自己改，改了再与我读，再次让我去改，如此反复几次，他才拿起笔来签字，边说:“看，你这不是写得很好吗?”接触许多诗人时，我感觉他们都是火，其中特别是柯仲平与田间同志，一接触就把我熔化了。柯仲平同志朗诵时有列宁讲演的气势，田间同志吟咏又像马雅柯夫斯基那样动人，我对他们真是敬佩之极，所以不时向他们提出诗歌中十分幼稚的问题。

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感情也更加奔放，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都未能去看，业余时间都用在写作上。那时年轻顾虑少，写了就敢拿出去发表。有的同志休息时见到我说:“见报了，写得不错嘛!多写写吧!”也有的说:“在报屁股上发首诗，有啥意思?”我去找柯仲平，他大笑说:“报屁股上也是报，诗好不在乎在哪块儿发表!”。他给了我不少的鼓励，现在想起来还热乎乎的。这样，我写了除《迎胜利年》、《为捐献鲁迅号飞机再添两颗螺丝钉》等诗歌之外，还写了《谈艺人开场白》等评论文章，也写了《念经)等小杂文。第二次文代会后我还写了《一路之上》、《大夫的心)、《他没有下火线》等小说。

令人难忘的是1958年文艺界慰问团到福建，在团长田汉领导下，展开了大量而长时间的慰问活动。梅兰芳等人到处搞专场演出，田间、吕骥、马思聪、李波等人则分别活动。那时我是团的秘书，但也拿起了笔，走到哪写到哪，歌颂那里的英雄模范人物。有时田间同志就把我写的稿交秦怡同志朗通，有时李波同志将我的词用旧曲演唱，一路之上和回来以后，福建、上海、河北、北京的文学刊物上，都有一些我的诗作发表。

后来，我下到河北省怀来县，和徐迟同志在一个乡。我们开展了搜集整理民歌的工作，編了几本民歌集，培训了一些文艺骨干。有一首与别人合作的鼓词，徐迟同志带去发表在《诗刊》上。与此同时，田间同志也来到怀来县花园乡，续写他的长诗《赶东波)。于是，我便将诗稿送给田间同志去看，像《大战桑乾河》等诗，便是由他在《蜜蜂》上发表的。他还批阅过我的很多诗稿，指导我在创作的路上成长。

大约是1962年，以查阜西为首的中国文联访问团到了东北三省，马孟超、许幸之、薄兆和、孙师毅等同行，又增加了我向他们请教的机会。我为许幸之的油画配过诗。我估计这些东西已作“四旧”被处理掉，否则，我看到了会更脸红。

杨翰笙、阿英同志关心我的创作可谓无微不至。杨翰笙同志几次与我谈话，鼓励我写作，阿英同志多次帮我修改作品，并嘱我出一本诗集，他主动给写序言。只可惜当时忙于为阿英同志主编的《左联作家、艺术家笔名录》搜集资料而拖了下来。“文革”时《笔名录》书稿不翼而飞，出版诗集的事也吹了。

十年浩劫，我也成了“十七年文艺黑线”人物，过去写的东西一度被完全否定了。文化部来了军宣队以后，要我交代过去一共写了多少诗和小说之类东西，要写材料，每篇都要注明发表年月和报刊名称，交他们审査。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我没有篇篇登记和保存资料，于是便拼凑了材料，想应付下了事。交材料时我说:“也就是一百来篇吧，其中没有一篇一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是我的郑重声明。”军宣队一位领导人，恶恶狠狠地说:“如果查出来没有写进去的，就作为畏罪隐瞒处理。”

事情已经久远了。现在有人说整理一下出本诗集吧，我想了想，已经不值得出版了。过去出版的诗集《迎春集》、长诗连环画册《神奇的工匠》等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只能作为一点记录来看待。

有些事情巧合得不可思议。我也爱好书法，虽然这些年忙于文联工作，忙于业务写作，但对书法的追求从未放弃。1980年，在书法界强烈要求下，经文联和上级单位决定，筹备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这些日常工作完全落在我的头上，我也很愿意为此出力。于是，我先后拜访了舒同、李长路、朱丹、陈叔亮等不少书法界同志，听取他们的意见；组织人外出作调查，参与起草大会报告和章程；协商大会代表的产生和领导机构的人选建议；解决一系列食、住、行、医疗及文艺交流事宜。终于1981年5月举行了全国第一次书法家代表大会，我担任了大会秘书长，并进而参加了舒同、沙孟海、启功等为正副主席的书协领导机构，与朱丹、陈叔亮组成三人领导小组，主持书协日常工作。我们当时干部很少，但按周扬同志“机构小小的，影响大大的”指示精神，工作效果还比较令人满意。我陪同舒同、朱丹、陈叔亮、赖少其访问了日本，并陪舒老到南方一些省市促进书协分会的建立；接待了日本书法家访问团，并开始举办了日本朋友参加的中国书法研究会，举办了全国第二届书法展和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展；克服了许多困难，首次出版了《中国书法》杂志。我还陪同赵朴初、周而复、贾新我、赖少其、陈叔亮、朱丹等同志到山东烟台参观访问，这是提倡书法家也要深入生活的一种体现，意义深远。这样一来，全国的书法活动在长期冷却的情况下，也开始有所升温。

我所担负的工作，是文联、书协的日常实际工作。我总感到身兼二职不便，便于1983年提出一个方案，被舒同同志否定了。正巧文联要加强组联部工作，并任命我为该部主任，书协的日常工作便在这时得以解脱。1984年第二次书法家代表大会举行时，选举启功、周而复等同志为正副主席，从此书协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1987年我的工作又变动一次，为加强中国书协工作，又委任我为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长。1988年作为书协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五次文代会。到了1990年中国书协成立了党组，我被任命为党组副书记和秘书长。同年，出席了全国文艺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受到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并合影。这样，我又从文联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主持书协日常工作。当然，中国文联与书协都是一个系统，实际上同是一个大单位。这期间，我陪同启功、陆石、康殷、刘炳林等同志访问了新加坡，结交了许多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书法家，增加了使书法艺术为和平、友谊、进步服务的新渠道。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991年中国书协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与书协领导人共同领导了“中国书法艺术博览会”的工作。这一活动历时半年之久，有百项活动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和建国四十二周年。通过这一空前盛大的活动，全面检阅了十年书法成就，推动了书法艺术在普及基础上的发展。1991年，我参加了筹备全国第三次书法代表大会工作，为大会秘书长，会上被选为书协副主席。

至此，我完全回归少年时代所热爱的两门课程上来——文学与书法，并且努力把二者结合起来，使书法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的作品先后参加了国内外重要展出，例如全国二、四、五届书法篆刻展览和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书法邀请展”、在台湾举行的“当代大陆书法精英巡回展览”等。作品被收入《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当代书法篆刻大观》、《当代书法名家作品选》、《中国当代墨宝集》等许多专集之中。不少作品被碑林、碑苑、碑廊刻石，并由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西安碑林、北京图书馆、日中友好会馆、西安书法博物馆等处展出和收藏。有一些关于书法文章在《中国书法》、《书法》、香港的《龙之渊》和一些书法报刊上发表。

佟韦先生书法作品

我现在的职务除中国书法协会副主席外，还有:中国书协中央国家机关分会会长、中国歌谣学会理事、中国书法艺术研究会顾问、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顾问、中国电视艺术协会主席团委员等。此外还担任新加坡、菲律宾、日本书法团体的顾问等职。

在我参加革命后，那些领导过我的大作家、大艺术家他们成绩卓著，闻名中外。而且成为我的良师益友，自然是我一生的荣幸。我能够在文艺界中做出一点贡献，都是他们影响、扶持、带领的结果。当然我没有他们那股“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本领，但我愿以他们为榜样，奋力向上，自强不息。

注：佟韦先生已逝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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