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夫亭
1924年正月初一，我出生在昌图县大洼西崔家沟屯(现双井子乡邱家屯)。当时这个屯只有九户人家，是昭苏太河沿边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屯中老少非常和谐融洽，大事小情，你帮我，我帮你，那种诚恳，朴实憨厚、互助的乡情，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我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多年了，思乡之情，无时获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感与日俱增。如果我再回到故乡，不是“儿童相见不相识了”，而是年纪大一些的人也不相识了。我一生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实属偷容苟合之辈，未能免俗，不足齿及。但从我刻苦读书，堂堂正正地做人，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角度来看，还是可以向昌图父老乡亲告慰的!
何夫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这年，我父亲在大洼东公益局教小学。由于“九・一八事变”，人荒马乱，父亲没处领薪水，只好把小学改成私塾。我八岁上了父亲办的私学馆。《百家姓》、《三字经》、《庄农杂志》是主要课本，整天就是识字背诵，还学点珠算。我当时可以倒背百家姓，现在想起来太可笑，太愚了。1934年就读于大洼两级小学(原县立第六小学)。学校设在关帝庙里，教室是砖瓦结构，都是厢房。宿舍是土平房，校舍很简陋，但师资质量很高。我入初小三年级，班主任是马家骧老师。他教学有方，对我这个从农村私塾来的学生很好，在算术等学科很快就赶上并超过了同班同学。初小毕业时，我名列前茅。全班同学学习成绩也不错。后来很多同学上了中学、大学。如李凤桐、朱海举、郑甲、葛振东、刘绍贤等等。马家骧老师在大洼小学教了一辈子书，是位好园丁，学生们是不会忘记他的。
1936年春我考入八面城王家屯两级小学(原县立第三小学)，这个小学有个绰号叫“第三监狱”，校规特严。我们住宿生不许出校门一步，星期天请假才能出来。校长刘绍周，是北京顺天高中毕业，在当地很有名气，他还募款办了八面城中学。刘绍周对发展家乡教育事业贡献很大。我们班主任是杨万山，字岳五。我是杨老师的得意门生。我的书法和作文可以说是全校一号的，常常得到杨老师的鼓励和表扬。杨老师对中国的古籍经典，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宋末、明末爱国志士的传记和诗词，颇为熟悉，常在课堂上扔下书本讲岳飞、文天祥、苏武牧羊的故事。还讲些诗词，如岳飞《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瞿式耜的《浩气吟》，以及张国厂的《和浩气吟》等等。杨老师常常用“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两句鼓励我们苦学。他提倡“三更灯火五更鸡”。我们把这些话当作座右铭。他很同情农民，现在我还记得他教一首同情农民的诗。“赤日炎炎似火烧，满田禾黍半枯焦，农民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我们在高小系统地学习过《论语》，也讲了《孝经》，什么“仁”啊!“孝”啊!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凡此种种，不论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或是封建的糟粕，无批判地灌了一脑袋。这些东西对我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萌生和民族观、道德观，价值观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8年初到1941年末，我在伪满奉天第四国民高等学校读书。这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抓壮丁，出荷粮，抓“思想犯”，“经济犯”最疯狂的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践踏下，东北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吃大米饭都犯法，恐怖气氛真叫人喘不出气来。在学校里加紧奴化教育，学校里三分之一是日本教员。课程比较繁重，学习紧张，但社会上的东西，不能不在自已的思想上反映出来，觉得亡国奴的气不好受，“丧家之犬，亡国之奴”。我们的老校长刘宗基，在讲“国民道德”课时，东拉西扯就讲了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常常讲中国历史，对我们潜移默化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我们都清楚，我们是中国人，在当时只能会意，不可言传。我记得在二年级时，一个叫郝秉义的同学，在上日语课时，他有点小动作，被老师叫到讲台上，连踢带打，打的翻翻滚。这个老师是朝鲜人，我们叫他金高丽。这次引起了同学们反抗，副班长孙文衡带头，一起“当当”地敲桌子。金高丽气极败坏，找来日本人副校长井上。我们的班主任教英语的赵老师，对大家说:“你们是我的好学生”。为我们撑腰叫好。有的老师也出面说情，最后还是每个同学都挨顿嘴巴子，孙文衡同学被开除。赵老师暑假被调到国境密山去了。
我在班里是个学习的工夫匠，不很聪明，但是很苦学。到毕业时成绩尚属优等。特别是业余课外读的书很多，诸如古诗词《古文观止》，老子的《道德经》，孟子的《七篇》等。我最爱背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爱看《夜半歌声》这部电影，爱唱《我愿作那幸余的史臣，写尽那人间的不平》。
1942年1月，考入伪满的“留日学生预备校”文科。想去日本东京高师文科，学日本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的断代史。研究他们国小，人少为什么强盛起来的奥秘。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为什么被侵略，被欺侮?没等我毕业，家父不允许我学文科，说中国以农为本，要求我重新学理科，否则不让我留学了，我只好从命。第二年又念了理科。1943年冬季去日本扎幌入北海道帝国大学，我住在教“德语”的律村浩三先生家里，每天放学回来跟先生学“德语”。不久日本兵源短缺，先生也被征兵走了，同班同学被征入伍一些。走的时候都是鬼哭狼嚎，谁也不愿意去，反战情绪在日本不断高涨，教高等数学的井上老师在黑板上写“战争”二字，然后在上面打个“×”，厕所里也出现“打倒东条”的标语。日本车站给旅客背送行李的是“女劳工”，吃的是代用品从泰国掠夺去的大米，从中国掠夺去的大豆，大米煮大豆还是吃不饱。我每到星期天去郊区农民家买土豆，奶油等添补吃不饱的肚子。在街头看不到青壮年，都是老年人、妇女和小孩子。成群结队的“未亡人”（战死者的妻子)，一片凄凉景象。1945年7月我从日本新泻坐船回国。不到二十天，“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中国人重见天日，当时那种欢腾雀跃，兴高采烈的情景，真是拙笔难宣
“八，一五”光复后，在家闲居四、五个月，1946年初到昌北中学任几何、物理教员。金山堡战役之后，我回家住在古榆树大房身。6月末，昌北县人民政府已退却，八面城被国民党占领。七月初我去学校取行李，碰见了老同学刘汉璞，他是从沈阳敌战区大学回来，他向我介绍了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实况。我向他介绍了解放区(昌北古榆树一带)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和鱼水般的军民关系。我们一拍即合，他想去解放区参加革命，我也正想取回行李去昌北县参加工作。我俩连同他爱人安淑文一道去古榆树大房身找到昌北县公安局局长潘澄同志参加了革命。我记得在初小和高小念书时，考第一的同学因家穷没能升学，我非常同情，后来我本人在中学后期也受经济上的困扰，“八・一五”光复后，我大学没毕业，再读书家境不允许了。我家长期住在农村，每逢假期都和农民在一起，对农民受苦受压的情况了解的比较多，再一个就是马之麟(魏焉)的影响，虽然没见过他的面，但很佩他。我也就凭着这么一些平平淡淡的想法参加了革命。当时并没有什么阶级觉悟，什么共产主义理想。如果说还有点私心的话，就是想去苏联学习。我们参加革命不几天，国民党就发动了全面内战。我们随着昌北县公安队的同志，东转西转打起游击战。从康平的柳罐屯，跑到杜家坨子，莲花泡，又转到昌图县的周家网子，河北屯。我和刘汉璞在昌图三区帮助工作时，在一个老乡家吃饭的时候遇到昌图县妇联主任王枫同志。她是和敌人在高粱地打遭遇战回来的，她的勇敢机智现在想起来还使我肃然起敬。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游击战士的伟大形象。1946年的旧历8月15日，我们住在昌图县周家网子屯，吃过早饭后，公安队的同志说有情况，我们马上往外跑，我的眼镜和外衣却丢在房东家。跑出三、五里之后，公安队的同志占据了一个小土岗，把敌人打退了。回屯之后，我的眼镜和外衣老乡给藏到天棚里了。当天晚上在场院开个晚会，又说又唱。记得蓝森同志给我们唱了一支歌。参加晚会的还有:公安队指导员徐致祥、崔队长等二、三十人，开的好热闹，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每天行军都是七、八十里，多则超过一百里路。有时白天做减租减息工作，夜间还要走路。四平、八面城的敌人经常出来扫荡，为保存实力，昌北县委奉令撤退。1946年11月中旬，全县所有工作人员集中在榆树林子屯整理队伍。我和刘汉璞编到干部班，班长潘望峰，还有牛林苗，梁福群，陈岗等人。我们夜间出发，大家屏着呼吸，虫声伴着脚步声，总算顺利地过了傅家屯东站敌人的封锁线。中途有四位同志掉队，在“三不管”屯遭敌人暗算，牺牲了三名同志，大队长高恒被俘。走到长岭县境内时，已疲惫不堪。晚上睡觉时把棉袄、棉裤往火盆一摔，只听“吧吧”作响，是虱子成团了。走路也一瘸一拐的，“一身虱子，两脚泡”，尽管战争年代生活艰苦，行军路上仍是歌声不断，其乐无穷!
1946年冬，组织批准我和刘汉璞到佳木斯东北大学进修，当时校长是张学思，副校长是张如心。经过整风学习，第二年我被编入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国文班，班主任是吴伯肖，副班主任是杨龚翼，当年七月结束了学习。同学们分配到解放区各中学去任教，我被批准回昌北县。旧历中秋节，我到了昌北县古榆树。刘景岐、孙绍文和我一个小组，在小山村开辟工作。我们三个人先后抓十多个地主和富农。不久，建立了路西区土改工作队，牛林苗同志分配我去曹家船ロ开辟工作。我了解到这个屯有个土匪头叫曹大满。我只身一人到他家，目的是掌握情况，他留我吃饭，我也不客气，把大枪放在炕上，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是兜里小枪子弹上膛，把他先稳住。不过十天，发动群众把他抓起来枪毙了，为民除害，大快人心。
1948年春，我到昌北县政府，开始和王广兴同志住在一起。何戈同志让我给绘制昌北县地图，我用求积仪划出了昌北县第一张地图，后印发到各区、村。后来到县政府秘书室工作，副县长唐昭东对我关心备至，也很器重。唐昭东调走后，让我担任秘书室主任科员，每天抄抄写写，昌北县第一张石印布告就是我写的。记得何戈、孟昭毅等领导同志还夸奖一番。
1949年春到1951年1月16日我在昌北县当农林科长期间，主要修了百里辽河大堤，从三江口的大力虎到古榆树的罗家屯。我和王荣同志在汛期每天他从南到北，我从北到南都要巡视几十里河堤。我们各自住在险工地段，在河堤上搭窝棚，我住高尔沁，他住曹家船口。在1949年汛期，三江口区委书记齐山同志去熊家船口工作，正遇上辽河发水，水冲河岸，熊家船口一个屯靠河边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个紧急关头，齐山问我怎么办?我建议打木桩挂柳树头可以解决啸崖问题。经大家讨论认为可行，齐山同志立即派人到三江口买铁丝，发动老乡砍杨木桩子和放柳树头，没用半天工夫就打桩挂了树头，河水乖乖地下撤，冲向彼岸大荒甸子。这个屯免于被洪水冲击。我想熊家船口现在老年人会记忆犹新的。我在昌北县工作那段曾办过农场，发动群众植树造林，不断总结新经验，推动了工作。伪满日本人培育了小金黄优良大豆种，我和王广兴同志研究，收购时选好种，然后在全县推广小金黄大豆种，农民非常欢迎。农林科还负责组织搭犋组、互助组，雏形的小合作社一一联组。这个任务繁重，政策性也较强，当时农林科的几位股长王德志、刘国荣等主要力量都参与了这项工作。我在昌北县工作四年间，只回家两次，一次是路过，一次是丧妻。从1949年到1951年11月16日调出昌北县，没回家一次。当时脑子里就是工作，家庭观念非常淡薄，多数同志都这样。
我的出身是学生，成分是中农，只因为我去日本学习过，考验再考验，打过游击，参加过土改，勤奋地工作，就是入不了党，这是我离开昌北县时最遗憾的事。对这个问题牛林苗、吴尔熙、尚斌、汪恒等同志都关心过，同情过。我现在仍对这些同志怀有感激之情。
1951年1月16日我被调到辽西省林业局、后改林业厅任科长，1952年10月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4年8月份并省，先后在辽西省、辽宁省林业厅工作，第一个任务是修章古台沙荒造林试验站，现已成为治沙、固沙，示范区和典型，名扬国内外。在阜新县白玉都村搞样板，过去的荒山秃岭现在已郁闭成林，农业增了产，木材有了收入，过去的穷山沟变成了富饶美丽的山村。1956年到1958年我们省建立起上百个林场。清原县毎个公社都有一个国营林场。昌图县傅家机械林场就是这个时期建立的。当时对造林质量的要求非常高，国营林场的造林成活率都在80％以上。前不久我会见辽宁省林业厅高级工程师孙自福，他说:东部山区四十年来栽的上百万亩的落叶松、黑松都已经成材了，取得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统一。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我和孙工程师带领群众在凌源县牛和梁造的黑松林已经郁郁葱葱，当地群众发了林业财，已经富裕起来了。解决了当地群众烧材和盖房材料的困难，而且大量木材送往外地，收到了水土保持，用林副产品等方面的效益。
1958年我被任命辽宁省林业厅办公室主任，1962年初被调到辽宁省农业办公室综合处工作，不到一年“农办”撤销，我被任命为省长办公室农业秘书组组长。整天起草和修改文件，为农业副省长张正德，张庆泰起草报告。最忙的时候，就是省劳模会、人代会。几个人共同起草大会报告，为了一篇报告在宾馆一住就是个把月，讨论来讨论去，一直到定稿才松一口气。
1964年夏季，国家为了恢复日本帮交培养人オ，在大连成立日语专科学校，调我做副校长。这个新建的学校，当年就招1000名学生，1965年又招1000名，我负责外事和教学工作。当时日共派来30多名日共党员，一个细胞委员会(总支)，家属在内六十来名日本教师。每个班一名日本老师，一名中国老师。我认为培养日本翻译一定要听、说过硬。我规定同学间、老师间不许说中国话，连炊事员卖饭也要说几句日语。我立志让“日专”的学生在口语上超过北大的学生。这两期学生，特别是1964年第一学期学生，在日本在国内许多人成了顶梁柱。由于我狠狠地抓了业务，在“史无前例”中也受到了很狠地打击。我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批斗、住牛棚”，当时这是司空见惯的事。1969年12月8日我被下放到朝阳地区建昌县喇嘛洞公社的一个大山沟里。干了半年农活，又被抽调搞整党工作，二年后县领导让我办工农干部训练班，我办了两期，培养出五、六十名干部，这些同志成了建昌县的骨干，有的做乡书记、乡长，有的做厂长、局长。1975年4月3日我被旅大的“四人帮”的黑爪牙宣布为走资派并开除党籍。建昌县又派我到县种苗站做果树技术员，为了发展山楂，我从这个公社到那个公社走几十里路，调查落实种植山楂面积，原县委书记王丽益同志都深受感动。他每逢下乡遇到我都停下车把我送到公社。他说我是红果(山楂)干部，他是红果书记，帮我推动全县种植山楂的活动。现在建昌县新开岭乡山楂出了名，我感到万分欣慰。
1977年8月落实了政策，恢复了我的党籍。1978年3月调回辽宁外专，不久又改名为大连外国语学院。1985年12月离休了。从参加革命到离休，这40年间，历经坎坷，但无恨无怨，始终坚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信条。现以下面打油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开荒牛》
汗流夹背不回头，
力瘁筋摧勿怨尤。
何必计较鞭加身，
此生愿是开荒牛。
1992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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