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内陆对口援助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等边疆、边远地区，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边疆和边远地区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不同时期根据边疆、边远地区发展的需要采取了有效的支援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通过特殊帮扶政策,初步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条件,赢得了民心,疏通了民族关系,巩固了边疆、边远地区的和谐稳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针对边疆、边远地区落后状况,采取特别照顾和倾斜政策,使得边疆、边远地区经济社会服务融入了国民经济体系,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缩小边疆、边远地区与内陆省区的差距,主要采取中央支持与对口支援相结合的政策,推动了边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县相继派出援助西藏自治区4批次5人、援助青海省2批次2人，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奉献了青春和汗水，为边疆和边远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平凡而伟大的贡献。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他们那闪光的精神却无法抑制住笔者记录的激情。
请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他们是：陈高，男，1979年5月至1981年6月赴西藏那曲地区，时任嘉黎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县委办公室主任，当年29岁；艾玉山，男，1980年7月至1982年6月赴西藏那曲地区支教，时任小学教师，当年26岁；孟剑飞，男，1982年5月至1984年6月赴西藏那曲地区支教，时任班戈县中学汉语教师，当年29岁；付殿生，男，蒙古族，1973年8月至1975年6月赴西藏那曲地区援藏，时任那曲地区医院医生，当年37岁；白福泉、男，汉族，1977年5月至1979年4月赴西藏那曲地区援藏，时任那曲地区索县医院医生，当年39岁；王立新，男，2001年3月至7月赴青海省支教，时任祁连县完全小学校长，当年29岁；马国海，男，2005年3月至12月赴青海省支教，时任西宁市杨家庄小学教师，当年26岁。
艾玉山
记得中学时代，我曾把前苏联作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一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烈士墓前最精彩的一段感人至深、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背得滚瓜烂熟，甚至时常在公众场合声情并茂地朗诵：“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而让我能够记起以上名言并再一次感动的是前不久我有幸采访了我县部分援藏、援青、援外人员，感受到了他们青春热血的价值所在，我不得不说，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光荣的岁月。
二
9月上旬的一天，几经周折，我终于拨通了已退休多年的陈高老同志的手机，原以为依现在的生活条件，七十几岁的他仍然会是退休前曾任县总工会主席、县直机关工委书记时那洪钟般的声音，然而电话那头微弱嘶哑的回音却让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虽然通话中老同志说现在自己身体不好，病魔缠身，但是听我说明事由后却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预约。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远远看到一个身材羸弱、面容清瘦的老者慢步向我走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见了面才知道，老同志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患有严重的尿毒症，每周需要两次血液透析，顿时我感到有些后悔，老人家这样的身体我真不该“折腾”他。
在办公室，我恭恭敬敬的给陈高老同志倒了一杯热水，他说他是透析患者，大夫不让喝水，只是觉得嘴唇和嗓子干了喝一口水漱一漱口再吐出来。让我吃惊的是，当一介入正题，提起赴西藏的经历和感受，老同志那深邃的目光仿佛投向远方，有条有据、层次鲜明、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着...
陈高（中）
那是西藏自治区经历了1949、1959、1969年三次平息“藏独”叛乱以后，处于相对稳定快速发展时期。此时，党和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西藏等边疆和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科技的扶持力度。到了1978年，应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要求，经党中央批准，中组部从内陆选派3000名党政干部赴藏工作并调换原18军老干部，为期5年。当时，辽宁、山西两省负责那曲地区，共计派遣干部236人，其中：辽宁省162人、山西省174人。在全省指标中，铁岭专署为10人，其中有康平1人指标。陈老回忆说，他1976年从部队转业，当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在县委做秘书工作。当时的县委书记是赵连吉。经县委研究决定，他被提拔并以县委纪检副书记职级上报入选为援藏干部，即将横穿大半个中国去4100公里以外的西藏那曲地区嘉黎县任职，被任命为嘉黎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县委办公室主任。
1979年5月3日，在暖暖的春意中，陈高同志带着家乡的重托、组织的信任和光荣的使命，告别了年轻的妻子，告别了父母和家人，踏上了援藏的征程。
陈老回忆说，他5月3日当天到达沈阳，和来自全省各地的其他161名援藏同志一起入住沈阳宾馆休整6天，主要是学习有关文件、了解民族政策和西藏农牧民习俗以及基本生活技能等。休整结束，时任省委书记的郭峰等省委、省政府领导专门赶到宾馆为援藏干部饯行...
说到这里，陈老从一个塑料拎袋里拿出一张很长的发了黄的黑白大照片，那是他珍藏了40多年的赴藏前夕和省领导的合影。笔者和几位同事围拢过去在众多年轻而又陌生的面孔中细细查找，最后，还是在老人的指点下辨认出了当年的他，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英俊的面孔，洋溢着青春的帅气。
陈老含了一口水漱了漱嘴接着讲述，5月9日他们从沈阳乘坐专列经过9个昼夜奔波穿过嘉峪关于17日到达青海省柳园，然后换乘汽车继续前行。中间穿越昆仑山口、五道梁和唐古拉山口三个“鬼门关”，在艰难跋涉中进入西藏。陈老说，他清楚地记得，当走到唐古拉山口时，高原反应异常强烈，甚至有的同志休克了，被立即送往当地医院救治。为了更加适应高原环境，按计划他们在那里又休整了9天，最后，几经辗转于5月30日到达那曲地区的嘉黎县。
嘉黎县地处那曲地区东南部、唐古拉山与念青唐古拉山之间。东连昌都市边坝县和林芝地区波密县，南临拉萨市当雄县、拉萨市林周县、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北依比如县，距那曲地区所在地211公里，距拉萨市537公里。面积为13244平方公里。嘉黎县属藏北高原与藏东高山峡谷结合地带的高原山区，平均海拔4500米，县城所在地海拔4488.6米。地势从西北到东南由高到低倾斜。主要山脉有阿依拉山、鲁贡拉山、杰拉山、岗巴拉山、楚拉山、崩希拉山等，都是念青唐古拉山的支脉。
40年前的嘉黎县城还在达玛，那皑皑雪山脚下的一个小县城，说是县城，其实不及内陆的一个村落大小。嘉黎县地广人稀、交通闭塞，仅有的一条公路经过阿依拉山口通往那曲。全县有15个人民公社120多个生产大队，分布在1300多平方公里区域内，最远的公社距离县城近200公里。当时全县4300多口人，县城仅有300多人，县城内几栋像样的房子就是土坯垒墙白洋瓦铁皮覆盖的简陋居所，牧民们居住的都是帐篷，地铺牟牛毛编织的卡垫儿。县城内仅有1台柴油发电机，供应县直机关及住户，县城仅有1所小学、1所医院、1个邮局和1个供销社。
据陈老回忆，他上任的第一天，组织上派给他1位通信员，发给他1匹马、1支加拿大匣子枪并配给10发子弹。当地县领导简要向他介绍了县里的情况后，特别告诉他：“这地方不同内陆，下一次乡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才能回来，有些公社甚至没有路，有时要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才遇见一个小村子，由于随季节不同需要转场放牧，所以多数牧民居所不定。山上还有野兽和坏人，要注意安全。”在生活上嘱咐他：“这地方高原缺氧，空气中的氧气不足内陆的一半，要克服和战胜缺氧，就要改变内陆的饮食习惯，多吃高原乏氧环境中生产的食物，比如青稞、糌粑、牦牛肉等”。据说，不长时间真的出了事，邻县的县委书记在骑马下乡途中遇害牺牲，枪和钱都被抢走了。
陈老回忆说，刚开始感觉身体非常不适，经常头晕、恶心、身体乏力，血压高压一下子由内陆120升高到240毫米水银柱，特别不适应的是藏族的主食糌粑，吃了干哕（yuě），喝了酥油茶就想吐。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是农牧民的主要食品。糌粑是由青稞或豌豆炒熟后磨制而成的炒面，把糌粑用酥油茶或青稞酒拌和，用手捏成小团或橛子状就可以吃了。酥油茶是把砖茶的茶叶倒入1米长的木质长筒内，加上盐巴和酥油，用长筒上下冲击，使其各种成分均匀融合而成。没办法，为了工作首先要生存，只好硬着头皮坚持吃下去。
进入工作状态以后，陈高同志根据实际需要，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受到明显效果。二年中，举办3期基层组织党员骨干培训班，参加培训300多人次，发展新党员84人，组织有关人员利用周六、周日举办汉语辅导班、大办成人夜校，提高藏族同胞的文化和科技水平。最难忘的是1980年春节前夕，一场罕见的大雪突袭了那曲地区，阻断了向嘉黎县运输物资的唯一通道，城乡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威胁。陈高同志和县里其他领导一道在海拔4700米的阿依拉山口组织除雪清道，连续奋战了十三个昼夜，吃干粮、喝雪水、住帐篷，体重消瘦了13斤，终于打通了5公里生命通道，确保了农牧民和市民的生命安全。
由于援藏计划调整，陈高同志于1981年6月圆满完成任务返回内陆。
三
艾玉山是辽宁省第四批援藏教学队成员，1980年在康平一中作为教学骨干被选派援藏支教，在那曲地区小学任教师。每当回忆起那两年边疆支教的岁月，已在县文体局副局长位置上退休多年、在玩伴眼中看似不善言谈的他，顿时像换了一个人，充满激情、溢于言表。笔者非常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和感受，特别是拜读了他的文章《魂牵梦绕西藏情》之后，真切地感受到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祖国天边那片雪域高原的眷恋和曾经为此付出过的自豪情感。
在和艾玉山同志的接触中，他讲的二个故事让我感受很深。
一个是家访的故事。那是他在任教期间担任班主任，利用周末到藏族牧民学生家去家访，在藏族学生的引导下，步行几十里来到草原深处牧民的家，很远就见身着藏族盛装的牧民夫妇恭候在帐篷外。
提到帐篷，艾玉山同志介绍说，因西藏的牧民们过着游牧生活，每家都养很多群牛羊，有些人家甚至说不清具体有多少只，以“沟”为单位，几“沟”就相当于几群。他们择草而牧、择水落帐，没有固定的居所，因此，牧民们的房子就是结构简单、支架容易、拆装灵活、易于搬迁的帐篷。帐篷的形状很多，有翻斗式、马脊式、平顶式、尖顶式等。由于游牧生活迁徙过于频繁，所以藏族牧民的“家”其实是驮在牦牛背上，而帐篷，就是牧民的根，扎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牧民和牛羊群一起，随着季节的变化，游荡在广袤的高原，从这个草场迁徙到另外一个草场。
艾玉山同志接着讲述，那户学生家是一座简易的尖顶帐篷，帐篷四周厚厚地包裹着用牦牛毛编织的蓬罩，帐篷四周斜拉着挂满彩色布条的绳索，五彩缤纷的彩条迎风舞动。待贵宾来到身边，男主人深深地弯下腰，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撩起帐篷的门帘盛情地邀请尊贵的客人进入，帐篷内弥漫着奶茶混合的浓浓的香味儿。待客人在卡垫落座后，主人便开始用传统的最高礼节招待客人。首先用粗糙的大手把用炒熟的青稞、豌豆磨制而成的炒面和酥油茶、青稞酒拌和，用手捏成小橛子状（类似很细的圆柱形状），然后取一块砖茶捏碎放进1米长的木质长筒内，加上盐巴和酥油，晃动长筒上下冲击，使其各种成分均匀融合而成酥油茶。最后，主人拿出一只精致的带有花纹的银碗，撩起藏袍的一角用力向碗心拧去，只几下银碗变得锃光瓦亮，这时再把酥油茶倒入，弯下腰，双手捧碗举过头顶送给客人，客人接过来要就着糌粑喝下去。不习惯这种饮食习惯的艾玉山同志恭敬地接过银碗，只感觉一股膻腥的味道直冲鼻孔，但还要忍着胃中的翻腾没有呕吐出来强撑着一饮而尽。因为他知道，作为最尊贵的客人对主人的尊重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和藏族兄弟打成一片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艾玉山同志不断地尝试着藏族的习俗，从吃、住到着装、学跳锅庄舞、学唱藏族歌曲，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和赞赏，不到半年时间，就被发展成为中共预备党员，而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学校的藏族副校长边巴古吉。
另一个是旁观天葬的故事。天葬是藏地古老而独特的富有神秘色彩的风俗习惯，也是大部分西藏人所采用的丧葬方法，也称“鸟葬”。艾玉山同志对我讲述了他和几位同事旁观天葬的全过程，让我们感到了雪域高原独特的带有环保意识的民俗，油然产生了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艾玉山同志回忆，那是高原上普通的一天清晨。太阳还没有露出地平线，鱼肚白的颜色在遥远的东方天际格外显眼，蓝天衬托着一团团暗灰色的云，空气中没有一点点的尘埃。他和几位支教的同事按照事先约好，要看藏族人神秘的天葬仪式。大家的心里都有数，因为他们预先就已经在藏族学生那里得到了确认，藏族人的天葬仪式一般是不允许外人现场观看的，但是如果在远处观看，他们是不忌讳的。
据藏族风俗记载，为表示对亲人的悼念，藏人死后，先由家属把尸体弄成蹲坐式，用氆氇（[pǔ lu]）裹起来，再用绳子拢住，在家里停放3天，第4天才运送天葬台进行天葬。
当东方的太阳徐徐升起的时候，死者的家属在天葬台不远处烧着酥油茶，然后背负着死者尸体进入天葬台。远远看去，天葬台呈长方形，东西朝向，由一块块厚实的长条形方正花岗石毛坯垒成，西侧有一根碗口粗的石柱，石柱上系着一条哈达。东侧并列着两块高出天葬台基座约50厘米的大石头，其中一块石头上还置有一把斧子，西侧山坡上散放着尖刀、利刃之类，是天葬师的工具。
那天的天葬是由一位天葬师和他的一位徒弟操持。仪式开始前，家属请喇嘛念经超度亡灵。天葬师穿着红色藏袍，戴着尖顶帽子。藏袍后背绣着云卷儿样式的黄色花纹，花纹下端接近后背正中绣着一张张着的大嘴，上下两排牙齿清晰可见。见天葬师首先用随身携带的牛粪生火，“桑火”燃着后敷上糌粑，青烟袅袅，直上云天。之后，天葬师盘腿而坐，诵念超度经文，手摇卜朗鼓，吹起人骨做的号子，伏于周围群山之中的秃鹫见到“桑火”、听得到鼓号声，便纷纷腾空，盘旋于天葬台的上空，转眼之间，成百上千的秃鹫，陆续降落在天葬台周围的山坡上，这些以尸体为食的灰褐色大鸟，却意外地温驯，它们静静地注视着、期待着...
天葬开始后，天葬师打开裹尸包，他身旁的一个小徒弟抽出藏刀，割开裹尸布，按步骤进行天葬仪式。首先将尸体脸朝下置于天葬台上，头部用哈达固定在石柱上。第一刀落在背上，先竖三刀，后横三刀，意思是:"安息吧"，接着肢解四肢、把割成小块的肉和内脏用布苫盖起来。待这些处理停当，天葬师从头至脚先把骨头用石头砸碎后，拌上糌粑，捏成团团，然后天葬师闪到一边，秃鹫们便蜂拥而至，瞬间所有的骨头都被吃光，接下来，天葬师再揭开苫布，内脏、肌肉也都被吃得干干净净。最后，天葬师再把地上的血水用糌粑粘干，扔给秃鹫，直到没有一点遗漏。做完这一切，天葬师和徒弟就到山下去洗手和清洗刀具，整个天葬过程结束了。
艾玉山同志说：“39年前旁观天葬的一幕经常在脑海中浮现，在藏族风俗中，相对肉体，藏人更加崇尚灵魂，把肉体喂秃鹫，彻底寂灭，当作一种功德，看作是灵魂转世的铺垫，灵魂会随着飞翔的秃鹫回归天界。在藏人眼中，秃鹫还是空行母化身，孕育着新生命腾空万里，不留一点痕迹在世间。天葬，也象征着回归大自然的本意。”
故事讲到最后，艾玉山同志补充说，旁观天葬的事发生在1981年，我国政府1985年就专门发布关于保护西藏天葬台的公告和通知，2005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又发布了关于《天葬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明令禁止围观、拍摄、渲染天葬，为天葬这种藏民族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丧葬习俗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四
会议室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大家带着惊喜互相握手问候。2019年金秋时节，康平历史暨辽金文化研究会组织召开援藏、援疆人员座谈会，大家像久别重逢的老战友相聚在一起，追忆流年往事，畅叙友情亲情。会议由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回红一主持，到会的援疆援藏人员有：陈高、艾玉山、马国海，当会议进行一半时，现任县人大建设办主任的王立新从另一个会场匆匆赶来，孟剑飞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到会。陈高和艾玉山都是援藏干部，俩人拉着手回顾着第一次在拉萨宾馆见面时的场景，沉浸在往事之中。王立新和马国海分别是2001年、2005年赴青海省支教的教师。唠起支援大西北，四个人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了，他们不时地说上几句生硬的藏语，回忆“支边”峥嵘岁月的点点滴滴，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
2001年3月17日，时任县含光小学的骨干教师王立新被选拔为辽宁省第一批赴青海省支教团成员，离开家乡到2600公里以外的青海省祁连县第二完全小学担任校长兼教师工作，虽然近短短4个多月时间，他克服了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反应，讲观摩课、开展各种教研活动、探讨素质教育新途径、制定适合当地特点的教学方案、研究探讨教学管理规律、深入牧区调研教育教学社会环境等等，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2001年9月，《康平通讯》全文登载了王立新同志的署名文章《赴青支教散记》，结尾是这样写的：“广袤的青海与辽宁相隔数千里，而距离并不成为我们关注西部的阻隔。我们每一位支青教师都为经受过的苦与痛感到自豪，烈日炎炎，黄沙漫漫，苦得其所，乐得其所，这是我们成长所需要的土壤与气候。跳出原先安逸的生活和工作小圈子，投身于广阔无边险阻重重的西部，其间甘苦寸心知，每一位支青教师都有沉甸甸的收获。”
2005年3月，时任县悦明小学的小学高级教师马国海同志被选派到青海省三江地区支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他，做通了家人的工作，将因病在家休养的妻子、在县城中学读书的儿子送到乡下岳父、岳母家，把儿子转学到乡下中学，毅然乘上了西征的列车，奔赴2400公里以外的青海省西宁市三江地区一所偏僻小学任教。
马国海同志报到后，正是西宁市杨家庄小学教师缺编少岗的关键时期，还没有来得及抖落身上的征尘，第二天就接手了教学和管理工作，一做就是一年。回忆那段经历时，马老师动情地说：“刚开始是非常不适应，三千多米的海拔让人头晕脑胀，稀薄的空气使人窒息，不习惯的饮食难以下咽，但是，当看到简陋的校舍、淳朴的藏民、渴望知识的孩子，让我感受到了使命所在、价值所在和坚持的意义所在”，他默默坚持着，当时的日记中是这样写道：“我第一次走向这座最高的高原，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神圣的行脚僧，心灵的虔诚与奉献的渴求都随着自己的脚步一路跪拜而来，我想：即使人们的麻木和冷漠到了极点，也无法无视这片土地的存在，我会将我的全部热情洒给可爱的孩子们，洒给纯朴的藏族人民”。
马老师没有食言，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战胜困难、适应环境、勤于教学、专研管理，和当地农牧民交心，和学生成了好朋友。课堂上边学习普通青海话边联系实际认真教学，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周日带领学生上山挖中草药，还抽出时间到农牧民学生家中家访，为有困难的学生捐款、为患病的同事献上爱心...短短一年时间，马老师就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他先后被西宁市城东区授予支教模范称号、被聘为西宁市八一路小学名誉校长、西宁市北小街小学名誉校长，2005年12月载誉归来。
2006年5月23日，《康平通讯》以“当代最可爱的人”为标题发表专文刊载了马国海老师赴青海省支教的动人事迹。
五
我们不能忘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援藏队伍里还有两位医务工作者，他们曾把两年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高原藏胞。笔者经过多方努力，得到县卫健局陈立峰局长及有关人员大力配合，查找到了当年支援西藏的两位医生，他们是：
付殿生，男,蒙古族，生于1936年3月8日，197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至1963年在沈阳医学院学习，1963年9月至1973年7月在康平县医院任医师，1973年8月至1975年6月赴西藏那曲地区任援藏医生，1976年至1979年4月在柳树屯公社医院任党支部书记，1979年5月至1996年（退休）在康平县医院任内科主任。卒于2017年。1976年被评为康平县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1983年至1987年被推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白福泉，男，汉族，生于1938年9月21日，197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至1963年在沈阳医专学习，1963年3月至1977年4月在方家屯地区医院任医师，1977年5月至1979年4月在西藏那曲地区索县医院任援藏医生，1979年11月至1980年11月在康平县中医院任主治医师。该同志于1974-1975年连续2年曾受过方家屯公社先进工作者奖励。1978年在西藏援藏期间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受过马克思选集四卷奖励。
2019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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