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当年留住干部的几件事
□ 赵云侠口述
解放初期，我家就住在现在的地方，当时是一区管辖的孤树子村。住宅是五间东厢房和两间下屋。五口之家，有父亲、母亲、妹妹和爱人。我在县城中学念书，来回走读。生活主要靠耕种自有的五十多亩土地维持，和贫人家相比还是充裕户。“九・三”胜利后，村上来了不少苏联红军。以后，苏联红军陆续向南开往沈阳，村里就来了地方上的干部。先后在我家住过有华奋、王世昌、马崇道等同志。那时。我刚结婚，两人都二十刚出头，所以干部在我家住的一些事，都是由我父、母亲出面与他们商量。由于我的两位老人真心诚意，实惠热情，也受到他们的尊重。真是不叫大爷、大娘不说话，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现根据我们老两口的回忆，把至今仍还记得的几件事介绍一下：
(一)1945年11月中旬，第一位来我家住的是华奋同志。他是湖南人，二十多岁，长的细高个头，瓜子脸，眉清目秀、端庄大方。从延安抗大毕业到东北，被省委派来法库工作。别人称他华科长，我们家人也叫他华科长。他还带一名警卫员，名叫于景宏。他俩来我家时，华奋仍是青年学生的打扮;小于上下身是灰色棉衣，各有一套行李，还拎着鼓囊囊的两个手提兜。他们白天到附近各村屯工作，晚上差不多都是召集区村干部开会，一开就是半夜。住了ー个星期左右，华奋患了感冒。可能是日以继夜的工作，过于劳累，更加不适应东北的严寒气候所致。一天，我从城里放学回家，来到北屋，只见他身上盖着棉被，头上紧紧扎着一条白毛巾，朝炕里斜躺着，脸色发灰，不断呻吟。吃晚饭的时候，听小于着急地对我母亲说:“我们科长体质本来弱，这次感冒又不轻，大娘得快想想办法。”我父亲知道，当时我党有跑生意的大车，如能通过组织联系给弄点大烟土服用，病会好得快。华奋听小于说了之后，他执意不干，并说:“我们共产党干部禁用那种黑货，这是一条纪律。”村里又没大夫，我母亲就用土法熬些胡椒、生姜和葱之类的水给他喝;每天做面汤卧鸡蛋、二米粥给他吃。经过三、四天的调养，华奋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
于景宏是沈阳人，十七、八岁。他经常同我们家人在一个桌上吃饭，我俩也混熟了。他告诉我们:“他是工人家庭出身、原是个锻工，因为家穷参加了革命，才随华科长来到了法库。”他不但机灵，又很勤快，有时也帮助我干些挑水，扫院子的零活。晚上烧炕还很注意节约用柴，我父亲便对他说:“小于，天太冷，多烧点柴禾不算啥，千万别再冻着你们俩。”他听了笑呵呵地直点头。他俩在我家住了十多天。上级要调走华奋，他临走时，送我一本《论联合政府》，并说:“你是个中学生，能读懂。”我接过书一看，封面和书页都是黄灰色，上边还有不少小窟窿眼呢!回想起来，《论联合政府》对我后来参加革命工作，确实起了很重要的启蒙作用。
1946年春节刚过，于景宏穿着黄军装，骑着马，又突然来到我家。他对我们说:“华首长在乘坐一台大马车去接收通辽时，走在中途不幸被敌人暗枪打中，当场就牺牲了。”我们全家无不感叹:华奋做工作非常认真，不怕艰苦困难。年轻轻地就去世了，真太可惜。小于当天住在我家，第二天一早就回沈阳了。
左二王世昌
(二)华奋离开我家，隔两天的工夫，王世昌又来住下了。他曾自我介绍说:“华科长临走时对我讲过，在你们这住的那些天里，他十分满意。你们一家人都那么热情，事事想的周到，干工作更是放心，是他走后叫我来的。”在此之前，他住在我村张凤林(土改时定为富农)家里。王世昌是河北人，也是从关内派来的。他那时二十多岁，中等身材，外穿一件青棉袍，头戴狗皮大帽子。开始时，大家叫他王秘书，后来又叫他王政委。过了几天，区上的武装助理仇洪军也来与他同住。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清算敌伪官吏侵吞贪占的公共财物。王世昌为人态度和蔼，工作信心强，无论干什么总给人一种胸有成竹的印象。原先他俩住北屋，以后又搬到南屋，和我父、母亲住一铺炕，他俩住炕稍。时间长了，王世昌和我们全家说:“我们区干部到村上，应该住在谁家，上级是有规定的，其中有三不住，即:伪满干过事的敌伪残人员家不住;地方上称财主的人家不住;生活较困难的穷苦人家不住。”这样，我们才明白，原来他们来住是因为我父亲常年参加生产劳动，为人和善，生活条件还可以，主要是政治上靠得住。不久，村上成立清算委员会，我父亲也被选为委员。王世昌和区村干部开会，有时也招呼我父亲参加，我父亲就说:“我也不会说什么，就只管烧水供大家喝吧!”同村的委员们就开玩笑地叫我父亲是“烧水委员。”王世昌本是个不爱笑的人，这次也咧嘴笑了。他们俩人平素来去都是骑马，我父亲就按时给马填草填料和饮水。有时他们一天里说不上出出进进几遍，我父亲也都按时到大门洞去开门和关门，很怕有生人闯入，给他们工作带来麻烦，闹出什么差错。由于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和地方土匪经常出没于区村，进行骚扰，区干部开展工作越来越困难了。这时，仇洪军已从我家搬出，王世昌有时也夜不归宿，究竟住哪里?我们也不好过问。1946年9月中旬的一天，王世昌又来到我家，看他神色不同往常，显得有点紧张。他比较郑重地对我父、母亲说:“现在局势吃紧。是敌强我弱，我们要向北撤退。”我的两位老人就忙着帮助他打点行李。听他继续说:“在你们家住了几个月，带来不少麻烦。这次转移。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准，但应相信，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定能成功的。”当我们全家人送他到大门口时，听到南边有枪声，我母亲焦急地告诉他:你赶快把手枪拿出来，可不能因马虎吃大亏。王世昌便顺从地掏出手枪，飞身上马与我们家人挥手告辞。他走后这天晚上，我看见我母亲在仓房里，给供棒的天王爷上香磕头，并隐约地听见嘴里叨念着:保佑王政委，可千万别叫坏人抓住啊！
还有件事，我也说说。王世昌在我家住了那么长的时间，有时唠起家常话，无所不包。所以，我家的亲戚也都了解。我爱人齐玉清娘家住在康平县西关屯附近的小房申。他北撤时，为了一路上轻装简从，到小房申时，便把随身携带的一个包襄，里边有几块大银洋，一把口琴和其他零星物品，交给了我的岳父齐广福，埋在羊圈里了。土改时我们家才知道，我岳父家因划为富农成分，我内兄齐俊那包裹拿出来主动交给村农会，并说明是王世昌寄存的，因此未被分掉。1947年6月间，王世昌从郑家屯一带返回，分配到铁岭工作时，曾派他的警卫员周德勤专程到小房申从农会取出那个包裹，并到我家打算送给我新出生的小女儿惠贤，以表对我们的谢意。我母亲坚决不收，说:“我们那时照顾王政委是应该的。他眼下也不宽裕，仍是个穷八路。”小周听后不得不把原物带回。
(三)1946年6月14日，侵驻法库城的国民党军十六团，攻打当时我沈北支队一个连的驻地一一慈恩寺。这次战斗，由于我军猝不及防，伤亡较重。担任一区区长的马崇道，因参加战斗负了轻伤，当他骑马冲出敌军包围后，从马上掉下来，左臂又摔成重伤。王世昌知道此事后，一天夜里，从房后的小角门把马崇道送到我家。他嘱咐我的两位老人一定要想方设法给马区长治好病，还要照顾好生活，便急匆匆地走了。我父、母亲一看马崇道左胳臂肿的挺粗，摔伤部位呈紫黑色，不敢活动一下，看来伤势很重，也很着急。第二天一早，我父亲就到附近的柴家窝堡请来了龚老先生。龚先生是我们周围村屯中很有名气的祖传外科医生，经他详细检查后。进行了敷药和包扎，又留下几副内服的红伤药。连几天我母亲都扶起马区长吃药，还做些可口的细食给他吃。可是到了夜晚，不知是伤口疼的难忍，还是药的效力所致，折腾他一会要坐起来;一会儿要翻身。龚先生讲过，养这种伤筋动骨的病，非坚持卧床休息不可。我父、母亲两人，就不得不有时强按着马区长的四肢，不让他随便乱动弹ー下。我父亲经常看护着，有好几个晚上也未睡好觉。马崇道在我家养伤期间，王世昌曾两次秘密地来打听过情况。大约八、九天的时间，由于马崇道的病情有了好转，王世昌人在一天晚上又把他送走了。
（四)1946年6月，法库城被国民党军占据，敌警察五分局临时设在桃山村。一天，该局派一伙警察，骑着马挎着刀，跃武扬威地来到我村，声称要抓捕一区队队员范武。结果范武未在家，他们扑空了。这伙人在村子里乱打起枪来，吓老百姓。这时不知是谁对警察说:“赵海山(我父名字)家私通八路，你们怎不到他家搜查去?”这正是中午时分我们全家人在吃饭。这些警察狗子凶气十足地了进来，个叫齐树声的坏家伙，开口不逊骂我母亲，并恫吓地吵嚷“王世昌不是你干儿子吗?分桃山老孟家的东西。竟什么放在你家了，快点给我拿出来。”我母亲刚和他们分辩，一个警狗子举起马鞭子就朝着她脸上狠狠抽打了两下，我母亲立刻被打得满脸流血。接着，把饭桌子从炕上拽下来，放在门上，硬逼我仰卧上边。站在一旁的一个警狗子吼道:“不说就给他灌凉水。”我母亲仍不示弱，说:“你们可不能胡来，王世昌是在我家住过，可分老孟家的东西，我们连个线头都没见过。”他们看来硬的不行，就变换手法，叫我母亲到北屋，两个警狗子来回串通，当我母亲面说:“你儿子承认了。”对我则说:“你妈都招了，你还不快说。”我们娘俩都坚持说没那回事。他们还逼着叫我们家找保人，同时又到各处乱翻一阵。这时，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才不得不说:“咱们走吧，以后再来算帐。”他们出了大门口，还恶狠狠地说:“王世昌知道，会来给你们报仇，那我们也不怕。”这时附近有枪声，他们才乱哄哄地离开村去。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两位双亲早已相继去世，我也退体。每忆起那段往事，无不怀有新的感受。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都过着幸福自由生活，这不正是因为我党的大批忠于革命事业的干部，历经艰苦危难，用前扑后继和流血牺牲的斗争所换来的吗!我们一家人，尽管过去因留住党的干部而受到了刁难与折磨，但从内心里也确实感到无比的欣慰啊!
孙乐三整理
你若喜欢，请点个在看哦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