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人以后，5月30日，上海学生两千多在租界宣传声援工人斗争，英国巡捕竟逮捕一百多人；万余名群众激愤了，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前集合，要求释放被捕者，横行霸道的英国巡捕又开枪射击，死十几人，伤数十人，还拘捕了数十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这个消息传到奉天时，全城百姓同仇敌忾，青年学生更为义愤。党的地下工作者任国桢同志，因势利导，组织学生掀起了一场轰动沈城的“六・十”学潮。
1925年6月5日，沈阳的学生便行动起来了。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阎宝航任总干事)协助下，奉天医专、满洲医大、文会中学、坤光女中、南满中学、省一师等大中学校，分别派代表齐集在奉天医专，聆听了上海学联代表吴晓天的情况介绍，人人咬牙切齿，当即决定成立《奉天学生联合会》，选出了以奉天医专学生毕天民为团长的学生代表团，议定了去省长公署请愿的要求；同时决定6月10日全市罢课，开展游行示威斗争。奉天省当局闻，吓得六神无主，6月9日，代理省长王永江忙责成教育长祁公亮召集各大中学校长开“紧急会议”令各校“防止学生轻举妄动，致惹事端”。当晚各校便火速传达了王永江的“指令”。但义愤填膺的省城学生们，对此置若惘闻，仍按计划行动。
6月10日凌晨，文会中学的同学们外着蓝布长衫，内穿校服，三三两两地来到军署街:满洲医大、南满中学的学生也相继到达。当省立一师同学们的双列纵队直奔省公署时，文会的学生立即脱去外衫，排成队列，朝省长公署进发;不久，奉天医专、坤光女中都整队前来。一时，两千多人汇集在奉天省长公署前的广场上，同学们手执小旗，频频挥动，“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抵制日货!”“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口号，此起彼伏，声震云霄。奉天省当局，如临大敌，调集百余名士兵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架起6挺机枪，对准人群;为数更多、身着灰服的士兵，手持马枪、手枪，把学生团团围住。这时，教育厅长祁公亮慌里张地爬到椅子上，历声历色地命令教育厅领导的第一师范学生“立即解散”。“嘘!”同学们以火山爆发似的吼声，把他轰了下去。宪兵司令陈兴亚又钻出来，声称“沪案复杂，有国际背景”，以后果严重等恫吓之词，威胁学生，同样被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叱责声撵走了。迫不得已，奉天省当局允诺学生派代表谈判。
这时，奉天医专代表毕天民、文会代表连珊、坤光代表王文石等5人挺身而出，进入省长公署。代理省长王永江以“病”为由躲起来了，由政务厅长王镜寰接待。同学们提出了成立“五卅”修案后援会、允许向群众宣传案真相、发起募捐救济死难家属、抵制日货等7项要求。王对谈判毫无诚意，大耍推拖俩伎俩。学生代表把实况向在广场上秩序井然地静候的同学们介绍后，人人气愤，席地而坐，决心得不到满意回答，誓不返校。毕夫民等5位代表再度到省长公署，王永江才假惺惺地致歉后接见了代表，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直到下午3时光景，王永江才勉强接受了学生的部分要求，表示立即向北平的张作霖报告，作出全面答复，决不食言。各校同学才整队返校。
张作霖接电后，怒不可遏，既不愿接受学生要求，又于社会舆论不敢对学生动武，便下令各校提前考试，立即放暑假，企图彻底瓦解学生的斗争力量。当天晚上，医大、文会、坤光、省一师等校就被七十多名警察包围了，不许学生出入，威逼参加考试。各校被隔离了，互无联系，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临时对策:多数学生考试时只交白卷，少数学生连教室也不进去。文会中学学生会长潘连珊悄悄地要徐克书同学设法外出研究对策，徐化装成厨师挑对酱油桶溜出校门，把挑子放在大西门里路南的《兴盛酱园》，立刻坐三轮车到大南门青年会学生部请示后，便从酱园挑了半桶豆油、半桶大酱回校，然后暗暗通知同学们化整为零，把“六・十”精神带回家乡去，扩散到城各地去。
各校的“考试”草草收场，学校也断停伙了，学生们纷纷散去，“六・十”学潮告一段落。
这次学潮，成立了奉天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奉天学生》；暑假期间，由青年会出面办了暑期大学，阎宝航任校长，任国桢、吴晓天都去讲课，宣扬唯物史观，训练了一批学生、小学教员、店员……，播下了革命火种。这些活动，为沈阳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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