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于都实验中学高二学生刘文展的命运引起广泛关注。这位嫉恶如仇的16岁少年因为举报学校违规收费补课，被学校劝退。媒体报道后，学校和当地教育局为应对舆情，又劝他返校，被他拒绝。他在2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华强北赚够了钱就出国留学。
人们不吝于对这位少年的夸赞，以及表达对校方和当地有关部门的愤怒。有人据此评论道：“少年强则中国强”。我对这些观点持肯定态度，且心中有些许的悲凉和一丝的羞愧。正直、自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少年，在我们这个社会是稀缺的，应倍加珍惜。然而因为他的举报破坏了“潜规则”影响到学校和老师的利益，本来是以培养正直品格、独立人格的学校却对这样的少年打击报复。如何保护好这位少年，以及追查举报信息如何被泄露，追究对其打击报复的校方人士的责任，应该是社会舆论持续关注的事情。
作为一个评论者，表明这样的态度，做这样的呼吁是应当的，但也是廉价的。作为一位父亲，我的儿子刚刚读小学一年级，看到刘文展的遭遇，我在想，假如我的儿子将来如刘文展在学校里那样行事，我是高兴还是忧愁呢？我想心情大约是和刘文展的父母庶几相近吧。
刘文展说：“我就是这么一个爱管闲事的人，遇到错误的事情，我就是要督促他改正。”
成年人看到这段掷地有声、不乏天真的话语，我想心情多半是复杂的。许多人其实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少年时在课堂上所受的教育是冠冕堂皇的，老师教育我们要做诚实的人，要勇敢地与不正之风作斗争。但多数少年看到成人的世界是分裂的，一些老师在课堂上说的和他实际的行为完全不一样，甚至是反着来的。满口仁义道德的老师可能私下里接受家长的礼物而对其孩子更加关照，对校长和有权势的家长一脸谄媚。等等。多数少年渐渐地读懂社会这本大书，变得能察言观色，能趋利避害。如果自己的孩子还像刘文展这样倔强，恐怕多数家长哪怕是自己行事正大光明的家长，也会忧愁大于欣喜。这种态度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正确判断，担心孩子吃亏。这才是父母对孩子的爱，这种爱伟大而自私，往往会超越本人的道德评判标准。
三十年前的1987年，我16岁，读高二，有过和刘文展几乎一样的经历。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原本很喜欢我，我和他的关系不错。在那所普通中学里，他的教学水平是中等偏下的，但他对学生很好。县教研室要来听公开课，对自己业务水平没有信心的他，在此之前进行了排练，让我们这些学生配合，语文成绩素来不错的我自然是重要的群众演员。排练效果不错，公开课时按剧本开演。我心底里很鄙视这种造假行为，于是在公开课“演出”中，当被老师点名站起来回答问题时，不按剧本演，故意捣乱，而应急能力比较差的老师手足无措，非常狼狈。——这公开课自然演“砸”了。
班主任的愤怒可想而知，他没想到我这样一位他颇为器重的老师故意出他的丑。于是叫我一位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同班的同村女同学步行山路回家，通知我父亲来学校把我领回去。——当然通讯实在太落后了，如果像现在这样，我父母收到的肯定是刘文展母亲那样的短信。
从来以我为骄傲的父亲，当时的伤心可想而知。在那个时代的乡村里，他毕竟算得上见多识广，能说会道，而且他和校长的关系不错，我闯的祸也不算大。校长、班主任和我的父亲坐下来开了个会，我多年后猜想父亲为了儿子的前途，肯定对班主任道歉，说情。大约是为了在儿子面前保留父亲的尊严吧，他后来说他对班主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并引用了《三字经》里的一句：“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班主任没听出弦外之音，校长听明白了，站出来打圆场，说双方都有责任。我得以继续留下去读完高中，但所受的无形压力可想而知。17岁高考落榜，去另一所中学复读一年后才考上大学，我才走出了那段阴霾。
等我人到中年再回想这段往事，我依然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也不觉得那种少年的孟浪有什么不对。但对班主任老师隐隐有些内疚，公开课前“排练”不独他一人，大多数老师是这样做的。这是流行的“潜规则”，我破坏了“潜规则”，损害了是一位对自己不错的老师的利益，而并没有能改变什么。可在少年时，怎么可能认识到这些？
这件事是我们师生之间一个多年来都不去触碰的伤疤。去年那位老师八十大寿，我托在老家的同学带去礼金，并用并不纯熟的古文写了篇寿序，让另外一位楷书精妙的同学抄写在洒金宣纸上。寿宴时挂在大厅正中间，这位老师非常高兴，后来将寿序裱好。我春节回乡时去看望他，一进他客厅，见到的就是这四条屏寿序。
等到我为人父时，我更能理解当时父亲处理这件事的不容易。父亲对我的教育现在看来仍然是可取的，可以作为我对儿子教育的示范。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父母对儿女知识的传授越来越力不从心，只能交给学校等专门的教育机构，但父母对孩子品格的培育、社会经验的传授却有一些不因时代而变的规律和方法。我的父亲一直教育我做一个善良的人、正直的人，底线是不去害人，不要发不义之财。但是，从我很小时他就教育我要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不是书本上写的那样，不要当出头鸟，要保护好自己。要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今天的刘文展面临的困局也和我当年一样。而且在互联网时代，这件事在网络上发酵成为了公共事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迫于舆论压力当地教育局和学校道歉，并辞退了班主任，看起来这位勇敢地少年似乎赢了。但另一方面使这一件事没有回旋的余地，本来成绩不错的刘文展可以换个学校读书，脱离原来的环境——不过新学校也可能收费补课。这事一闹大，刘文展至少在于都，去任何一所学校都难平静下去，对马上就要读高三的他不是件好事。
刘文展说他自己挣够钱去国外留学，志向可嘉，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这样做可能很艰辛，在当地接受完整的高中教育，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这可能是多数少年更为现实也更顺利地成长之路。他毕竟才16岁，不能充分理解生活的艰难。那位原本与他关系不错的班主任，在舆论压力下被解聘，他的看法是“既然他想背黑锅就背到底吧”。再过些年，他很可能会为这句话感到后悔。
我如此说不是苛责刘文展，谁都是从少年时走过来。而是我觉得真的关心一个人，正确的态度是让他的生存状况更好。刘文展以一己之力向潜规则宣战，舆论的关注能给他带来一些帮助，但所有的赞许和喝彩并非全然有利于他。我们要警惕“杀君马者道旁儿”的结局，一旦新的热点事件出现，舆论不再关注刘文展和于都，那又会怎样？
对刘文展的言与行，我们当然要肯定这是正义行为，但我不赞成一位16岁的少年这样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匡扶正义更应该是成年人做的事。一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做的事，就不要为别家孩子这样做鼓掌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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