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梁宗辉影像医学思维
一、摄片费、检查费与价格改革、调整的由来
八十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到医院检查、治疗，大多数是公费、劳保的，那时候看病不要钱。后来，随着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广，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医院内开始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包括诊断的和治疗的设备。治疗的设备，由于直接产生治疗效果，患者看得见，也确实可以解决病痛，患者都愿意出钱。由于引进设备需要大量的经费，此后就有了价格改革、调整和自费项目之说。
影像检查设备，大多是以诊断为目的的，“貌似”不能直接解决病痛，也不是临床医生直接操作，后来就定格在了所谓的“辅助检查”。因为“辅助”的地位，在一轮一轮的价格改革中，总是处于从后考虑或者“被打压”地位，医院内影像诊断医师没有地位，在以前的卫生局、现在的卫计委中，也不会见到“辅助检查”科室的代表，没有人站出来说话的现状持续至今。连放射科人员有“医师”、“技师”之分，科室内包涵“技师”、“医师”完全不同工种性质的情况，广大民众，也包括部分医疗行政人员，都是不清楚的。现在许多人都在问“放射科医师需要规培吗？”就是这种状态的反映。
在改革初期的浪潮中，没有声音，就没有机会，我们国家的改革导向，叫“摸石子过河”，就是那里有问题冒出来才去改革，就是摸到石子，才知道那是石子，不是先用“声呐”看一下那里有“石子”。所以，影像学诊断，在国外非常有含金量的“技术活儿”，在中国，处于辅助地位，可有可无，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二、摄片费、检查费的价格组成
摄片费、检查费，最早只有摄片费，计划经济时代，医院全都是国家开的，人员工资都是国家负担。摄片费，只考虑片子购买的成本，不考虑人力和设备投入。最早的摄片费价格，就是按照片子大小而不同的。不同大小的胶片，或者不同性质的胶片，所谓感蓝片、感绿片，价格都是不同（上海，感绿片价格高感蓝片一倍）。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普通胶片自然消失为止（后来都是数字化影像了）。
CT和MRI检查的收费价格，在定价时候就遇到问题了。不能以胶片定价格了，设备的成本价格很高，不算设备价格不行了，此时只好改名称叫“检查费”了，胶片另外收费。最初的检查费，只算设备成本费用，也没有考虑操作和诊断的人力成本。这个价格组成，持续到现在，不改不行了。
三、影像检查收费价格的乱象
由于各省市在影像检查设备投入的资金来源的差别，对于影像检查的收费价格问题，很难统一，MRI检查，沈阳收费990元，上海收费360元。在上海，申康医院管理中心下属38家大型医院，采用政府财政投入和集中招标的方式，为医院购买大型设备，采购设备的成本大大降低，以“申康”为主导的上海医疗卫生系统，医疗服务收费价格问题，自然要考虑设备投入的资金来源问题，国家财政投入了，医疗服务价格当然要降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申康”管理之外的上海500多家医院呢？蓬勃发展的民营医院怎么办呢？就算是“申康”管理的38家大型医院中，外地来上海看病或者外国人、商业保险而不属于“医保”的情况，他们在享受价格超低的医疗服务，而且占用了50%左右的上海医疗服务资源的总量，说直接一点，就是上海财政拿出大量的钱，资助着外地人、外国人到上海来低价、优质地看病！上海人在做贡献的同时，许多人还在骂医院人满为患（看病难！），许多人还在用市场经济的标准来天价索赔“医疗差错事故”的情况在每天上演！
上海医疗服务价格很低是事实。而且，许多外地的医疗管理部门，纷纷学习上海经验，不管当地实际情况如何，“降低大型设备检查费”成了流行词汇，一降再降，而且都“社会反映良好”！要知道，医院、医生都是为国家服务的，医院敢说不好吗？医生敢说不好吗？但是，带来的后果就是看病越来越难，大医院设备好，还价格低，病人能不往大医院跑吗？现在，由于价格超低，医院又成本核算，招不到病理科医师、招不到放射科医师成为国内普遍现象，与国内儿科医师缺乏是一个道理。但是，在国外，病理科医师、放射科医师，地位、收入都非常高，这种情况外国人看不懂，难道违反“价值规律”就是“社会主义特色”？
四、检查费包涵“检查费”和“诊断费”，现在要分开
前面讲到，摄片、诊断只收胶片费的年代，由于本身逐渐消失，问题自然没有了。但是，CT、MRI，也包括超声、ECT、PET、PET/CT等等检查，其实都包涵设备成本和人力成本。现今状态下，人力成本越来越高，而且技术上和运行体制上，也是已经到了必须分开的时候了。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技术在不断进步。设备、检查、成像、胶片、读片诊断、报告书写、结果分发等等各个环节，都是可以独立处理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某一个环节上工作，检查是“技师”完成的，诊断报告是“影像诊断医师”完成的。而且做出诊断的“影像诊断医师”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诊断的脑力劳动，体现在正确的病情分析和诊断结论上，给临床医师指明治疗的方向，在临床医疗过程中越来越重要。在国外，诊断疾病的脑力劳动，成本已经超过设备购置成本了，我们国家的发达地区，包括上海，这个情况越来越明显。可以看见每天都在发生的情况，患者在温州做完CT或者MRI检查之后，家属赶路千里，远赴上海，求诊放射诊断学专家，挂号费500元，甚至800元，还在排队，一号难求！请医政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到基层看一看，现实情况确实在变化了！
如果设备、检查、成像、胶片、读片诊断、报告书写、结果分发等等各个环节，在一个医院内发生，一个“检查费”包涵上述内容，问题不大。而这些过程都可能发生在不同医疗机构，那费用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了。现在，不但医院的上级管理部门（如“申康医院管理中心”）在核算成本，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也一直进行，现在科室也都在成本核算，这是网络和数字化时代很容易做到的。做诊断的放射科医师的价值，如何体现？将来越来越多的“影像远程诊断中心”成立之后，没有检查，只有阅片诊断，如何收费？都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五、收取“医学影像诊断费”的理由
在国外，目前的医学影像诊断费用都是另外收取的，这一点可以到国外调研的，越来越多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专业人员可以作证的。一个医疗机构做检查，拿到另一个医疗机构做诊断，是普遍现象。一个医疗机构，可以为数十家较为小型的医疗机构做“影像诊断”服务，图像都是通过互联网传输而集中诊断处理的。这样，非常节约人力，患者也少了奔波。诊断的医师，也通过数量优势和亚专业设置，诊断精准，提高了较小的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可以说是数方得益。这种趋势，在上海，也在蓬勃发展。因此，当前设立影像诊断费有充分的理由：
1、医学影像诊断，是重要的脑力劳动过程，相对独立，由“影像学诊断医师”完成，体现医疗技术水平和经验积累。“医学影像专业医师”面对众多临床专业科室的病人，各种疾病知识都要掌握，知识面要求很广，技术含量很高。设备进步的同时，检查方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的要求也很高。
2、医学影像诊断专业医师的“住院医师规培”工作，已经从制度上确立，正在全国全面推广。医学影像诊断专业医师的劳动，需要独立，而不是在目前“大型医疗设备检查费”不断降低的背景下，逐步下降。医疗技术的脑力劳动付出的价值是应该逐步提高的。
3、在当前“医药分家”的改革背景下，医、药需要分开处理，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也要分开，影像诊断的医疗过程，是医不是药，是医生劳动，需要尊重和体现脑力劳动的技术价值。
4、设立“影像诊断费”，有利于改革，是国家“重预防、重诊断”方针来纠正以前单纯“重治疗”方针偏误的有力措施。为何要考核“医药费用比例”？就是要告诉大家，包括医务工作者和广大民众，看病，一定要先诊断清楚再用药，要成为一般民众的常识。诊断，要独立成为医疗过程，这样才能“术业有专攻”！
5、有利于政府投入成本与医院成本之间的合理测算。对于大型设备的购置成本的资金来源，各省市政策不同。设备购置和维护成本体现在“检查费”，影像诊断人力成本体现在“影像诊断费”。对于民众和政府，都很好理解。在政策制定方面，也可以分别对待，顺理成章。像上海这样的政府大量投入的状态，也是非常方便操作的。
6、有利于大型设备的合理配置和合理检查的实现。将“诊断医师”的技术成本从检查费中分出来，对于合理计算大型设备购置和运行成本，压缩大型设备检查的利润空间，是有力、科学的方法，通过计算购置成本和维护成本，确定降价或提价额度的依据就会更加客观和科学，控制大型设备使用的利润可以有效遏制“大型设备”购置冲动，促成大型影像学设备的合理配置。也有利于国家对于大型设备投入之后，合理制定“检查费”标准，都是有利的。而对于诊断医师的技术服务，也可以合理体现，逐步理顺。
7、有助于政府的“价格调控”政策的科学决策和顺利实施。将“影像诊断费”单列，可以更有利于政府调价政策的落实。卫计委和发改委，一直倡导“取消药品加成、降低大型设备检查费、适当提高医疗技术与服务费价格”。“诊断费”和“检查费”分列，如何改革就会一目了然，自然合乎民心。
8、学科建设、学会体制、卫生政策、改革方向，多重因素下的“影像诊断费”设立需求，需要大力支持。“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作为国家科学体制下的一级学科设置，持续了数十年。各级学会，“放射学会”与“影像技术学会”都是分立运行的，各地都在抓紧成立“互联网医疗学会”，都是“影像诊断”作为独立学科的有力佐证。卫生政策目前也是积极推动“独立影像诊断中心”建设的实施，许多地区都建立了“区域联网、集中诊断”的医疗机构设置，可以说这是改革的方向，是充分利用现今网络技术来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水平的有力措施。
詹松华
詹松华，男，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曙光医院放射科主任、影像教研室主任。
詹松华教授198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后获得上海复旦大学影像医学硕士、博士学位，师从我国著名放射学专家陈星荣教授、冯晓源教授，后赴美国留学深造近二年。专业从事各种疑难杂症影像检查的诊断和介入治疗工作。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主编和副主编出版专著5部和全国高等院校教材3本。拥有专利7项。发表通讯或第一作者SCI论文9篇。
现任：
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影像学专委会主任委员
上海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影像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神经影像学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质量与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上海影像专业分会委员
上海放射诊断质控中心第二专家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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