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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大国经济,没有专业背景的人,常常会这样说:
我们不一样,西方那一套根本不适用。看看房价,已经把西方的理论按在地板上摩擦了多少年了!
这是一种偏见,或者说,是一种短视的看法。
现代金融经济理论本质上并不分东方西方,它处理的都是基于人性的资源分配、信息流动和市场交易的问题。
资源分配当中政府和市场的角色问题,早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讨论,了解一下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便知这一讨论的时代背景。
每一个时代都有时代的局限,但回望历史,总能让我们找到几分似曾相似。
如果说经济处理资源分配的问题较多,那么金融更多就是处理交易的问题,也就是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互换,交易又是基于人群对信息的预期。预期的主观性,决定了金融系统比经济更具有内生的脆弱性。对这种主观性的集中讨论,最经典的莫过于索罗斯创立的“反身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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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里详细讨论的反身性,无论用在他1992年狙击英镑的案例当中,还是用他在1997年做空东南亚的交易中,本质都没分别,尽管一个是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一个是新兴市场经济体。
人性在哪里都是一样,白人是人,黑人是人,黄种人也是人。
色欲、虚荣、恐惧、贪婪、窥私、盲从,这些底层的行为驱动因素,在华尔街如此,在中环如此,在陆家嘴金融街亦如此。
只要人性没有分别,人们对信息处理所形成的主观偏见就有普遍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金融周期,进而以也进一步决定了经济周期。
现实中,政策往往成了“背锅侠”。
它们并不能单独地作用于经济,形成完整的经济波动周期。放到中长期来看,更是如此。但普罗大众总是“短视的”,他们不会阅读历史,更不会跳出当下的“此时(时间)此景(空间)”来审视周遭正在发生的一切。
于是,人们总会倾向于认为:
这次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不要认为只有黄皮肤东方人才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要认为只有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才会有这样的“优越感”。美国、英国、欧洲大陆,每个国家的民众,在一些重大历史事情面前,面对一些不那么好听的声音,也总是选择充耳不闻。给出的理由几乎一模一样:
这次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时间回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历史上(也是全球历史上)最深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前,所有的美国人面对极少数的“不一样的声音”,提醒繁荣即将终结的时候,他们便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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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对西方适用的,决不能称作规律。
真正的规律,对东西方同样适用,就如万有引力一样。在我看来,经济规律和万有引力一样,不分东方西方。
因此,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政府或者政策的想法,是不成熟的。
就像在中国炒股票,总认为国家队会力挽狂澜,“跌无可跌”,“国家不会让它再跌”,这些想法统统都应该摒弃,显得有些幼稚。就连主管股市的证券监管机构也只能说,市场涨跌有其自身的规律。一个炒股的小民,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政府或者国家救市呢?
如果股市里的逻辑可以理解,那么放到任何市场,逻辑不会有大的不同。包括有着广泛“上涨信仰”的房地产市场。
如果和民众讨论房地产的市场规律,99%的可能会被下面这句话怼得哑口无言:
这里是大国!我们不一样!
是否真的不一样?相信用不了多久,便能见分晓。再次提示,以上这样的话,绝对不止我们这里才能听到,也绝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读一读历史,发现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对于股市的上涨下跌来说,政策的干扰可以改变趋势的斜率,但绝对改变不了趋势的方向。对于其他市场来说,同样如此。
很多人喜欢用“政府不会让XXXXX”来解释一切。
这样的理由在大国有着非常深厚的信仰基础。然而不要忘记,我们这四十年以来,经历的最基本的社会特征叫什么:
改革,
开放。
如果“政府不会让XXXXX”这个逻辑现在成立,那么理所当然地,它在四十年前,也应该成立。若是如此,便要进一步反思:为何改革?何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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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性理论里的核心,界定了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是人的主观认知;另一个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人的行为往往是基于前者展开,但最终又要受制于并接受后者的检验。
因此,当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偏离事实太远,最终都会被乖乖地拉回来。有时候,这种“拉回来”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教训是非常惨痛的。
比如,2015年的五六月份,你坚定地认为中国股市正处在“牛市的起点”,基于这样的认知,大举买入甚至融资买入。而后,崩盘会把你从这个主观偏见当中拉回到现实,代价可能是家破人亡。这样的例子在每一次的金融市场动荡中,总是不胜枚举。
个人是如此,群体更不用多说。
个人的认知偏见,在群体中由于具备了良好的传染氛围,会被成倍的放大。群体的偏见,最终都要通过系统的崩溃才能完成往“事实”的回归。而偏见崩溃的结果,往往就是我们看到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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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回到政策。
任何国家的政策制定程序,毫无疑问都充满了各种主观偏见。它不可能像计算机程序那样,根据所有的经济数据输入,自动输出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并且在系统里自动毫无偏差地去执行。
正是因为政策从产生到执行,都充满了各种与事实偏离的主观偏差,政策的有效性才出现了很强的约束限制。换句话说,政策发生作用,是有边界的。
只有政策代表的(政策制定者的主观)偏差累计不足以导致系统崩溃的时候,政策才是有效的。且,当偏差累计越来越接近崩溃的临界点时,政策的边际作用就会越来越弱,而最终趋于无效。
我把这个规律叫做政策效力的边际递减。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教科书上的流动性陷阱。
当政策的作用趋于无效时,系统累计的偏差通常也到了临界点。
这时,唯一的方法,便是通过一些“破坏性”的方式(比如股市的崩盘),让系统重新回归到与客观世界相符的状态(股市与经济基本面相符)。这在经济金融上,被称之为“市场出清”。
以上,提供了一个理解我们当下所处复杂环境的简单视角,希望对大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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