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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大国经济，没有专业背景的人，常常会这样说：
我们不一样，西方那一套根本不适用。看看房价，已经把西方的理论按在地板上摩擦了多少年了！
这是一种偏见，或者说，是一种短视的看法。
现代金融经济理论本质上并不分东方西方，它处理的都是基于人性的资源分配、信息流动和市场交易的问题。
资源分配当中政府和市场的角色问题，早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讨论，了解一下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便知这一讨论的时代背景。
每一个时代都有时代的局限，但回望历史，总能让我们找到几分似曾相似。
如果说经济处理资源分配的问题较多，那么金融更多就是处理交易的问题，也就是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互换，交易又是基于人群对信息的预期。预期的主观性，决定了金融系统比经济更具有内生的脆弱性。对这种主观性的集中讨论，最经典的莫过于索罗斯创立的“反身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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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里详细讨论的反身性，无论用在他1992年狙击英镑的案例当中，还是用他在1997年做空东南亚的交易中，本质都没分别，尽管一个是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一个是新兴市场经济体。
人性在哪里都是一样，白人是人，黑人是人，黄种人也是人。
色欲、虚荣、恐惧、贪婪、窥私、盲从，这些底层的行为驱动因素，在华尔街如此，在中环如此，在陆家嘴金融街亦如此。
只要人性没有分别，人们对信息处理所形成的主观偏见就有普遍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金融周期，进而以也进一步决定了经济周期。
现实中，政策往往成了“背锅侠”。
它们并不能单独地作用于经济，形成完整的经济波动周期。放到中长期来看，更是如此。但普罗大众总是“短视的”，他们不会阅读历史，更不会跳出当下的“此时（时间）此景（空间）”来审视周遭正在发生的一切。
于是，人们总会倾向于认为：
这次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不要认为只有黄皮肤东方人才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要认为只有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才会有这样的“优越感”。美国、英国、欧洲大陆，每个国家的民众，在一些重大历史事情面前，面对一些不那么好听的声音，也总是选择充耳不闻。给出的理由几乎一模一样：
这次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时间回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历史上（也是全球历史上）最深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前，所有的美国人面对极少数的“不一样的声音”，提醒繁荣即将终结的时候，他们便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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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对西方适用的，决不能称作规律。
真正的规律，对东西方同样适用，就如万有引力一样。在我看来，经济规律和万有引力一样，不分东方西方。
因此，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政府或者政策的想法，是不成熟的。
就像在中国炒股票，总认为国家队会力挽狂澜，“跌无可跌”，“国家不会让它再跌”，这些想法统统都应该摒弃，显得有些幼稚。就连主管股市的证券监管机构也只能说，市场涨跌有其自身的规律。一个炒股的小民，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政府或者国家救市呢？
如果股市里的逻辑可以理解，那么放到任何市场，逻辑不会有大的不同。包括有着广泛“上涨信仰”的房地产市场。
如果和民众讨论房地产的市场规律，99%的可能会被下面这句话怼得哑口无言：
这里是大国！我们不一样！
是否真的不一样？相信用不了多久，便能见分晓。再次提示，以上这样的话，绝对不止我们这里才能听到，也绝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读一读历史，发现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对于股市的上涨下跌来说，政策的干扰可以改变趋势的斜率，但绝对改变不了趋势的方向。对于其他市场来说，同样如此。
很多人喜欢用“政府不会让XXXXX”来解释一切。
这样的理由在大国有着非常深厚的信仰基础。然而不要忘记，我们这四十年以来，经历的最基本的社会特征叫什么：
改革，
开放。
如果“政府不会让XXXXX”这个逻辑现在成立，那么理所当然地，它在四十年前，也应该成立。若是如此，便要进一步反思：为何改革？何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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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性理论里的核心，界定了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是人的主观认知；另一个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人的行为往往是基于前者展开，但最终又要受制于并接受后者的检验。
因此，当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偏离事实太远，最终都会被乖乖地拉回来。有时候，这种“拉回来”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教训是非常惨痛的。
比如，2015年的五六月份，你坚定地认为中国股市正处在“牛市的起点”，基于这样的认知，大举买入甚至融资买入。而后，崩盘会把你从这个主观偏见当中拉回到现实，代价可能是家破人亡。这样的例子在每一次的金融市场动荡中，总是不胜枚举。
个人是如此，群体更不用多说。
个人的认知偏见，在群体中由于具备了良好的传染氛围，会被成倍的放大。群体的偏见，最终都要通过系统的崩溃才能完成往“事实”的回归。而偏见崩溃的结果，往往就是我们看到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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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回到政策。
任何国家的政策制定程序，毫无疑问都充满了各种主观偏见。它不可能像计算机程序那样，根据所有的经济数据输入，自动输出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并且在系统里自动毫无偏差地去执行。
正是因为政策从产生到执行，都充满了各种与事实偏离的主观偏差，政策的有效性才出现了很强的约束限制。换句话说，政策发生作用，是有边界的。
只有政策代表的（政策制定者的主观）偏差累计不足以导致系统崩溃的时候，政策才是有效的。且，当偏差累计越来越接近崩溃的临界点时，政策的边际作用就会越来越弱，而最终趋于无效。
我把这个规律叫做政策效力的边际递减。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教科书上的流动性陷阱。
当政策的作用趋于无效时，系统累计的偏差通常也到了临界点。
这时，唯一的方法，便是通过一些“破坏性”的方式（比如股市的崩盘），让系统重新回归到与客观世界相符的状态（股市与经济基本面相符）。这在经济金融上，被称之为“市场出清”。
以上，提供了一个理解我们当下所处复杂环境的简单视角，希望对大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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