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二十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以来，很多学者都探讨过翻译中的形象投射与形象塑造等问题，但前期的形象研究主要呈现一种背景化特征，大多将形象作为女性主义视角、后现代视角下的一个观察因子，或将其作为翻译现象的解释工具之一，该阶段主要属于微观层面或具体方面的“形象研究”。过去二十年，随着跨学科趋势的不断发展，翻译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形象学理论框架与翻译研究进行对接和应用，发掘两者之间的理论契合之处，力图在翻译研究中构建一个系统的形象学理论框架，将形象学视角推到翻译研究的前沿。该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以现代形象学为理论基础，将形象视为翻译产品、过程、功能研究的核心因素，探究翻译生产与传播中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的互动、互涉过程，试图揭示翻译活动与形象建构之间的多维关联。
关键词：形象；翻译研究；形象研究；形象学视角
纵观翻译研究领域，自上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以来，不少学者都曾探讨过形象塑造（image building）、形象投射（image projection）等问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Sherry Simon认为,“'形象’这一概念是翻译研究很多问题的重要参考点”（Simon & St-Pierre，2000：10）。当代翻译研究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描写翻译研究等都或多或少论及过形象这一议题。近些年来，重要的国际学术出版社都推出过翻译学领域里有关形象研究的学术著作，如约翰本杰明出版社（John Benjamins）2016年出版的Interconnec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magology就集中了翻译研究学者与形象学领域学者相互合作的最新研究成果。形象是翻译研究无法忽视的议题之一，形象学视角（imagological approach）已俨然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发展方向（Flynn，Leerssen & van Doorslaer，2016：2）。
本文首先回顾自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领域不同学派论及形象议题的重要观点与相互勾连，主要包括后殖民翻译理论关于东方形象与翻译之间关系的思考，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对于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与女性形象的批评分析，以及描写翻译研究关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翻译与形象构建问题的探讨。而后，结合目前形象学视角下翻译研究的最新成果，探析翻译研究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不断汲取并融合形象学的理论概念、方法及框架，形成新的理论视角，促进翻译研究自身的发展。
一
翻译中的形象研究
（一）后殖民主义翻译形象研究
后殖民主义研究者很早就关注到翻译塑造形象的强大力量，殖民者总是利用翻译将殖民地与宗主国塑造成截然不同的形象，从而为殖民统治服务。萨伊德（1978）曾考察中东形象在西方世界的各种呈现形式，包括文学与非文学文本、旅行著作以及19世纪翻译选集，发现译介文本与西方殖民统治之间存在显著勾连，西方世界倾向于刻意制造“东方形象”，这种东方形象以“落后”与“被动”为特征，相较之下，西方世界则代表先进与积极的形象。各种关于中东的译介文本充斥着西方殖民者重塑的被殖民的“东方形象”，他们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在新兴的现代性框架内，将自身塑造为历史的主宰者，将世界的其余部分客观化，并划分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用赛义德的话说，东方主义只是“一种西方投射到东方的形象”, 反映的是“西方想要统治东方的意志”（Said，1978：95）。
尼兰贾娜（1992）曾指出，西方翻译的印度文学为西方读者与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制造出一系列“东方形象”。由于这些“东方形象”的影响，那些受英语教育已被英语化的印度人即使能够说本族语言，但由于英语具有的象征性力量，他们还是更愿意通过殖民话语传播的历史来了解自己的过去，大量的英语翻译以及英语教育“使印度人长期以来理所当然地更熟悉西方视角下的观看或呈现方式”（Niranjana，1992：178）。
Sengupta 在其论文“作为操纵的翻译：形象的权力与权力的形象”(Translation as Manipulation: The Power of Images and Images of Power) 中考察了19世纪时期英国如何通过翻译将“印度”塑造成“自然”、“简单”、“原始”和“本质上精神本位的”形象，以证明英国殖民者实施“文明使命”的合理性（Sengupta, 1996:166）。Rarnakrishna发现，泰戈尔在其自译的英语作品中，刻意迎合西方世界读者，顺应殖民者视角下的各种固定形象与定型观念，从某种程度来说，其英语自译诗歌为取悦英语读者的口味，降低甚至丧失了原本的丰富内涵以及歧义性与异质性特征（Rarnakrishna，2000：96-98）。这种对殖民者口味的积极迎合正说明殖民霸权利用翻译塑造形象、强化统治的力量之强大。在殖民主义时代，殖民地读者一般仅限于较高阶层，基本属于精英阶层。由于受殖民者教育方式和思想引导的强烈影响，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时，大多习惯性选择符合“东方形象”特征的文本。“形象的霸权力量”正体现在特定形象在不断传播、强化甚至定型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既定知识框架的一部分（Sengupta，1996）。
后殖民主义主要将形象学关于等级关系的探讨引入翻译研究，聚焦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性，彰显它们之间的强烈对比度，将形象赋予了各种二元对立特征，如殖民地与宗主国、落后与先进、混乱与秩序等等，从而厘定了一整套结构化的概念，以用来分析殖民历史背景下翻译对于东西方相互构建他者形象的重要功能。形象研究是后殖民研究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此，该范式下的形象研究比较囿于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话语研究，形象塑造成为中西方权力角逐的工具，翻译与形象都被过度“政治化”（Simon & St-Pierre，2000：38）。
（二）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形象研究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首先意识到，在西方翻译话语中，翻译总是与女性形象密不可分，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屈从与忠实，而且这一观点持续了数百年，以至于翻译一直处于附属、屈从的地位（Simon，1996：1）。Sherry Simon梳理西方翻译历史发现，在诸多序言和有关翻译的论述中，翻译的地位都毫无例外地被烙上女性化的印记。将翻译女性化的论调可以追溯到圣经翻译之父杰罗姆（Jerome），他谈论自己的世俗文本时，曾用《圣经·旧约》中被剃光头、剪去指甲的女性形象来喻指翻译。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将要娶作妻子的妇女俘虏剃光头，削去她们的指甲，以消除她们身上所有美的迹象（Simon，1996：10）。近者如乔治·史坦纳（George Steiner）的著作《 通天塔之后》亦充斥着性别隐喻，其翻译阐释学模式完全从男性视角出发，贬低、歪曲了女性形象。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一直以来，西方理论家们总是用“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infidèles）”来喻指翻译。
翻译与女性形象之间的相互隐喻，引发了女性翻译研究者对暗含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翻译思想的质疑与批评。她们力图突破传统翻译理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翻译本体进行批判性思考，对前人关于翻译的定位提出严厉批评, 以图打破原作的主导地位,提出译文与原文是平等互补的共生关系，两者享有同等的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试图从理论上将翻译与女性的从属形象剥离开来，为翻译的地位进行抗争，将翻译研究推到与其它学科平等的位置，从理论上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就实践层面而言，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各种翻译项目与活动，强调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提出了增补、前言与脚注、劫持等策略，试图通过翻译来反抗原文中的男权意识，提升翻译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以早期的《圣经》翻译为例，早期的《圣经》充斥着男性化的语言、男性化的形象与男性化的隐喻，以至人们“很难避免不把上帝作为男性”。女性主义译者虽然没有改动文本的内容，但她们使用了中性化的词汇对《圣经》进行改译，试图改变文本的基调与意义。一些女性主义翻译实践者甚至尝试创造新的拼写与语法结构，或者新的意象与隐喻，来打破并颠覆父权制度下的一些陋习（von Flotow，1997：14-17），挑战男性文化传统里的权威表述（Chamberlain，1992：96），从而提升女性地位与形象。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关注的都是性别形象及其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义，相应地其研究范畴亦主要拘泥于性别形象研究，尤其是女性形象研究。由于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过于强调女性被赋予的“从属性”、“二位性”特征，因此该视角下的形象研究一直被诟病陷入“本质主义”的泥潭（von Flotow，2004）。
（三）描写翻译研究下的形象研究
在描写翻译研究领域，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是较早论及翻译与形象塑造之间关系的学者之一，他指出翻译不仅“投射出原作及原作所代表的文化和社会的形象”， 而且具有保护或改变目标语文化形象的双重功能（Lefevere, 1992：125-127）。翻译不仅会通过改造或屏蔽某些异质的形象来保护目标语文化形象, 而且可能大大改变目标语文化的自我形象，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与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即是最好的证明（Lefevere, 19992：125）。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著作《翻译的丑闻》中也论及翻译与形象投射、民族固定印象（stereotypes）塑造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详细考察了二战后至上世纪末美国如何通过翻译在不同历史阶段创设绝然不同的日本民族形象。美国在二战后的二三十年间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以图创设出一种和平、宁静的日本民族形象，这样的日本形象正好对二战后美日关系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Venuti，1998：72-73）。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漫画文化通过电子媒介的方式译介传播到美国，传统、保守的日本形象才被现代的日本形象所替代。
受文化研究传统的影响，前期的描写翻译研究主要将形象研究作为构建翻译社会历史语境、探索翻译文化功能的一种途径，并未将其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纳入描写研究的范畴。最近二十来年，以van Doorslaer为代表的鲁汶大学翻译学者开始致力于将形象学核心概念与框架引入描写翻译研究，关于描写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的进一步融合，后文将会详细阐述。
二
从形象研究到形象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从上节综述不难看出，二十世纪末期翻译领域的形象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后现代翻译研究学者如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性别形象研究以及后殖民视角下的国家及民族形象研究（Said，1978；Simon，1996；Niranjana，1995；von Flotow，1997；Simon & St-Pierre，2000）。二是以描写翻译研究为基础，将形象作为意识形态系统的一个方面进行探讨，或文化视角下的一个细微层面进行剖析（Lefevere, 1992；Venuti, 1998）。以上两种研究范式分别将形象研究作为文化视角、后现代视角下的一个观察因子，或将其作为有关翻译现象的解释工具之一，但实际上都未将翻译置于形象学理论框架下进行检视与研究，形象一词也并未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学科术语。虽然“形象”概念早已进入翻译学者的视野，但却主要以背景化的特征存在，此阶段的翻译研究借用的只是“形象”这一概念，并未真正将形象学尤其是现代形象学的相关理论工具和研究体系引入对翻译现象和翻译活动的考察，属于微观层面或具体方面的“形象研究”。
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翻译学者对形象的探讨也在不断深入。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形象学”一词在翻译研究里被频繁提及。“形象学”避免了与“形象研究”的混淆，而且，形象学本身已经形成“一整套考察社会、历史、文化与文本以及行为个体互动关系的理论框架”（Beller in Beller＆Leerssen，2007：7）。“翻译研究和形象学之间的交叉融合有良好的基础”，首先这两个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非常相似, 都“源于描述性和历时性观点”，都“反对使用静态方法，反对对文化及其实践秉持本质主义的观点” （Flynn, Leerssen & van Doorslaer，2016）。这些描述性和历时性观点允许形象学来记录和检验刻板印象和固定观念的形成、变化历程，从而使其能够处理“混合过程中与变化过程中的形象”，翻译过程中的形象正属于该类（Beller in Beller＆Leerssen，2007：9）。其次，形象学从跨国和比较的角度研究并理论化民族和文化的刻板印象，它不是关于民族或文化身份认同的理论，不是研究民族及民族特性本身，而是研究民族特性如何在话语中或文本中被构建或被呈现。因此，形象学主要基于建构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本质主义的决定论。而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翻译研究领域对国家、文化和刻板印象也日益关注，涉及的研究包括翻译策略选择对形象塑造的影响、翻译传播形象的过程以及翻译在塑造不同国家、文化形象所践行的重要历史功能等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形象学进入翻译研究者的视野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形象学涉入后的翻译研究不再拘泥于后殖民语境下的二元对立框架，亦突破了女性主义视角下本质主义的局限，而是全面关注国家、文化以及特定族群形象在翻译与传播过程中的不同呈现形式和解决途径，关注形象与翻译互动、互涉的动态机制，在形象学视角下探讨翻译活动各个层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尤其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将形象学与翻译研究进行理论对接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翻译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将形象学研究框架与翻译研究进行对接和应用，对两者之间的理论契合之处进行发掘，力图在翻译研究中构建一个系统的形象学视角下的理论框架。这些研究以现代形象学为理论基础，将形象视为翻译产品、过程、功能研究的核心因素，探究翻译生产与传播中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的互动、互涉过程，试图揭示翻译活动与形象建构之间的多维关联（Dimitriu，2016；Valdeon，2016；Flynn，Leerssen & van Doorslaer，2016），而不是将形象作为翻译研究中次要的、二阶的观察因子。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新兴学科，它与民族学或人类学息息相关，但它是在对本质主义民族性的反思中产生的（Leerssen，2007）。关于民族性格和异国形象的描写与讨论，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不鲜见。形象学关注的是“社会与文学”的联系，文学理论家韦勒克（Rene Wellek）曾经宣称形象学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学社会学”（1953：3），其关注点并非是单纯的文学层面，也不是本质主义视域下的民族决定论，而是文学文本所呈现出的民族性或者“作为文学隐喻所反映的民族性（nationality as seen as a literary trope）”（Leerssen，2007：21），这是形象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定位。可以说，形象学从产生之初就具有跨学科的视野。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而言，由于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特征，纵观当代翻译研究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翻译研究一直从相邻学科借鉴相关理论成果，从最初的语言学视角到如今各种视角相继登场均可窥见一斑。尽管如此，由于翻译学科属于新兴学科，它仍表现出理论不足的特征，而形象学恰好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方法论工具，包括许多概念与理论见解，有助于消除学科孤立主义并加强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Flynn, Leerssen & van Doorslaer, 2016：8）。现代形象学倾向于使用“文本分析”、“语境分析”以及“互文分析”相互参照的三重分析方法（Flynn, Leerssen & van Doorslaer，2016：3），对研究对象进行建构性的关联分析。其文本分析“通常使用叙事学和话语分析工具” ，其语境分析主张“将文本及其接受历史置于所处文化、历史与国际关系中进行考察”，而互文分析则主要“追踪民族'特性’相关的各种隐喻与文本的传播历史”（Flynn，Leerssen & van Doorslaer，2016：3，形象学的三重分析模式强调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观照，这些对于目前翻译研究的发展都颇具启示与借鉴作用。
从形象学的角度看，尽管“形象学的既定目标是追踪时空变化中的民族类型与特质”，但是, “关于它们是如何通过翻译表现出来以及如何在各种语言和文化空间中通过相关主体发挥功能与作用，却一直未得到充分关注”（Flynn，Leerssen & van Doorslaer，2016：10）。形象学的这种单语主义倾向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学科视域的拓展，而翻译研究正好可以延伸形象学的视角、拓宽形象学研究的领域。形象学的“形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形象”，它特指“异国形象”，这体现了形象研究跨民族、跨文化的视域特征。Leerssen在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形象学：历史和方法》（Imagology: history and method）中明确指出：“形象研究本质上是比较性的（a comparative enterprise），它关注的是跨越国家和民族的各种关系（cross-national relations）而不是单纯的民族身份问题（national identities）”（2007：29）。形象学不仅强调认识“他者”，也注重对自我的批判和反思。形象学研究可投射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认知、相互表述和相互塑造， 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代表一个群体对另一国家、民族的文化观照。关于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在翻译过程中的互动关系，Giugliano & Keith（2019）引入“个人维度（the personal dimension）”、“跨个人维度（the transpersonal dimension）”、“非个人维度(the non-personal dimension)”对译本与原文本及其各自副文本进行形象学分析，为窥探翻译过程中形象嬗变的不同方向，该研究将形象学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二分法拓展为“自我形象”, “异质形象”以及“同质形象”三分法（748-775），为形象学与翻译研究的理论结合进行了很好的探索。
汇集两个学科的理论见解以帮助消除各自的盲点是形象学与翻译研究学者的共识，虽然翻译学者已为两者的结合做出很多努力，但是仍需进一步探究如何通过学科之间的嫁接来促进翻译理论自身的深入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形象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提供更好的发展契机。
（二）形象学视角对翻译研究范畴的拓展
作为一种“文学社会学”，形象学注重“形象”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建构性特征，这与翻译研究注重社会语境化的倾向正好一致。形象学视角从不拘泥于文本研究，正是因此，该视角可用于各种翻译产品、过程以及现象研究，包括伪译现象、间接翻译、副文本研究、语料库翻译研究等等。而且，最近关于形象学视角的相关翻译研究显示，形象学视角涉及的翻译文本类型亦较具多样化，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形象学视角不仅适用于文学翻译研究，而且也为应用型文本以及其它各类新型文本如传媒翻译、新闻翻译、旅游翻译、电影翻译、政治话语翻译等提供了很好的观察、分析与解释工具，延伸了翻译研究的视域。
形象学视角可用于考察翻译的各个阶段，在翻译开始阶段，译者总是通过选择特定文本来塑造其心目中“理想”的“他者”形象（Behiels，2016：69-81），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通过文本层面的各种策略来占用、操纵甚至改编原文本的形象，为特定的诗学、民族或政治意识形态服务（Ingelbien，2016）。弗兰克（2005）通过详细考察澳大利亚国家形象在法国儿童文学翻译文本中的呈现问题发现，在法译儿童文学文本中，澳大利亚被置于传统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呈现出一种落后、异域、荒芜、野性、未知的他者形象，而澳大利亚城市文明与土著文化多元交织的现代形象则被大大弱化。法译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从文本选择到译本的包装设计、语言文体特征、说教方式、互文参照等多个方面进行系统化地操纵，从而屏蔽了真正的、独立的、城市化的、具有现代异域风情的澳大利亚国家形象。
此外，形象学视角对于翻译效果与接受研究亦颇具启发， 符合目标语读者期待形象特征的作品往往更容易被接受甚至大受欢迎（Mackinnon，2016）。正是因此，伪译总是通过创设异域的社会文化背景、塑造特定的形象才能以翻译的面目出现，同时，对特定形象的操纵、占用与塑造也促使伪译作品得以被目标语社会读者认可并接受。由此可见，伪译与形象塑造之间也具有“微妙但重要的”相互作用机制，形象学视角对于伪译研究亦具有很强的适用性（Perez， 2016：38-47）。
间接翻译与形象塑造之间也存在紧密而微妙的联系，Hanna Pięta发现在萨拉萨尔（Salazar）时期的葡萄牙，苏联被描绘成既是朋友又是敌人，而这些相互矛盾的形象是由于通过波兰文学翻译而进入葡萄牙的间接转换过程所致。通过分析不同渠道间接翻译文本的特征及其间接译介轨迹，其研究除证实文学翻译对于异域国家与民族形象构建的重要作用，更突显中介文本在形象塑造与传播过程中履行着至关重要的过滤功能（Pieta，2018）。
形象学关注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尤其是文化词汇、套话、母题等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复现性，而语料库翻译学基于大型语料库的方法刚好对研究相关文化词汇与母题复现性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基于语料库的形象学翻译研究也得到很大的发展。Hanne Jansen 基于丹麦公共图书馆网站上 175 部 1980 年至 2013 年间以丹麦语翻译的意大利小说语料库，聚焦一系列与意大利小说重要特征与主题及其文化相关的关键词。她发现翻译过程中的文本筛选制造了目标语社会“所想象的意大利形象”（2016：177），通过形象学的“三重分析法”，其研究也揭示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翻译领域、目标语社会对其它国家与民族的形象认知等因素对翻译与形象构建的影响（Jansen，2016：178-179）。Turzynski-Azimi基于语料库定量分析方法，考察日本旅游文本中针对文化特定项目的单向平行语料库，以图探讨旅游翻译中的形象塑造问题。其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特定项目类别是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而翻译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又在宏观层面上对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日本形象造成影响（Turzynski-Azimi，2020）。大型翻译语料库尤其是历时性的语料库为固定印象与特定形象的发展、形成与嬗变提供了很好的观察与描写基础，而形象学视角的涉入也为语料库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此外，很多翻译研究者从形象学视角出发，论及非文学类型文本、视听型文本翻译中的形象塑造与构建问题。如关于新闻翻译中的形象构建问题， Roberto Valdeon借用形象学中“自我框建”（self-framing）这一概念发现，西班牙报纸的英译版通过主题筛选和策略操纵，摒弃了西班牙人懒惰、狂热的形象特征，进而塑造出新型、现代、多元的西班牙文化形象（Valdeon，2016）。关于视听型文本与形象构建的关系， Carla Mereu通过关注二十世纪意大利的影视翻译，发现译者的翻译策略及翻译审查政策对译制电影中意大利国家与民族形象的传达和塑造具有重要影响（Mereu，2016）。
关于翻译与文化输出之间的互动关系，由von Flotow （2007） 主编的Translating Canada一书对各种类型的翻译输出与国家形象构建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全面观照。该书全面考察了加拿大输出的各种类型的德语文本包括短篇小说、女性作品、当代戏剧、儿童文学、学术理论著作等，从翻译与形象构建及价值传递的关系入手，聚焦翻译过程中的文本甄选与文本接受效果，探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必要手段和实现文化软实力（soft power）主要途径的重要功能。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口译这一同等重要的文化交流手段与形象塑造之间的作用机制，口译活动对于国家形象构建有不可忽视的影响。Guo（2021）探讨口译员如何通过在英语口译会话中渲染中文单词“谢谢”来重建记者和中国总理的形象。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研究者选择了六个具有交替传译服务的中国总理新闻发布会进行案例研究。研究发现口译员在口译过程中倾向于译出并强调几乎所有总理的“谢谢”，总理的友善礼貌形象在英语中完全保留，这对于构建中国国际形象具有积极的影响。该研究亦揭示了口译活动对形象特征的构建主要受口译场域的权力关系与相关政治语境等因素的影响（Guo，2021：507-521）。实际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口译活动中的国家、民族与文化形象塑造问题更需要深入关注。
三
结 语
当前，全球化在导致世界文化逐渐同质化的过程中，也促进它们朝向多元化和多样性发展，不同国家、民族、群体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甚至不断加深。形象学视角拓宽了后殖民主义民族形象研究与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视域。在新型国际形势下，民族形象研究不再囿于后殖民背景，而上升到各个国家的文化战略层面，成为文化传播与政策制定无法回避的议题，国家形象构建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证明。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也摆脱了传统的两性二元对立思维，开始关注翻译过程中多样化性别形象特征的呈现问题。
形象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它以全球化浪潮为契机，立足国际视野，将翻译过程、效果与接受研究相互交融，将国际关系、国家政策、国际传播等诸多参数纳入翻译研究领域，有助于窥见翻译过程中的形象嬗变及翻译与其它诸多社会动态结构的相互关系，为进一步将翻译活动从文本中心的桎梏里解脱、理解翻译的本质特征提供了新的证据与研究路径。
从理论层面而言，形象学视角首先有助于丰富翻译研究的观察、分析与解释工具，该视角基于文本分析、语境分析以及互文分析相互参照的三重分析方法，适用于全面系统地对历史上跨文化语境下的形象构建与传播活动进行挖掘与梳理，以便将具体文本策略层面的探微与宏观历史、文化、社会语境的考察密切结合，从而重建各个阶段翻译与形象塑造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该视角注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融合与统一，有助于窥探翻译文本中的形象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空间中逐渐形成、传播并不断强化甚至定型的整个过程，以洞察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的互涉、互动关系，深入揭示影响翻译活动的各种外部因素，包括民族、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审查制度等等。从形象学的社会历史视野出发，翻译研究可探索历史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国家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赞助人在译者身上和译文话语中的反映，探析他者与自我、边缘与中心、强与弱等各种动态关系在特定翻译活动中的体现，揭示中西文化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文化博弈、文化诠释以及文化妥协的过程，为社会翻译学及其它文化转向下的翻译研究提供启示。从研究范畴而言，形象学视角不仅在伪译、间接翻译、语料库翻译研究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且为口译、对外话语译介与传播等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形象学视角在跨学科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将有助于拓宽整个翻译研究的学科视野。
基金项目：2019年度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课题“《水浒传》在英语世界译介传播的历史流变与接受影响研究”（19BZW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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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运鸿，博士，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研究、文学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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