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商务印书馆
内陆首次出版
汉学大家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笔记
打开英语世界第一部《红楼梦》全译本的钥匙
英国汉学家霍克思先生（David Hawkes,1923—2009）是英语世界汉学家的杰出代表，他从理雅各、阿瑟·韦利等前辈手中接过汉学薪火，将一生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中国文学的译介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他耗费十年心血翻译的《红楼梦》，是英语世界出版的第一部《红楼梦》全译本，其权威性已经得到了全面承认，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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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1945年10月，霍克思回到牛津，对古典学的专业课程感到兴趣寥寥，申请转入汉学科学习。他与中国文学的渊源始自中学时代：“有一本林语堂的书很流行，叫《生活的艺术》，1938、1939年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看这本书。”其后，他又读到萧乾的《千弦琴》英文版和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英文缩译本The Monkey，进一步激发了对中国文学的兴趣。
彼时，牛津的汉学科仅一师一徒。徒是霍克思，师是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es, 1883-1956）。修中诚曾在中国福建传教，他的一大贡献是说服牛津设立了汉学科的荣誉学位。事实上，霍克思是牛津历史上第二个修读汉语的学生，第一个是戴乃迭（Gladys Yang），当年她用的还是本名Gladys Taylor，后来嫁给中国留学生杨宪益。巧合的是，杨戴夫妇多年后也合作将《红楼梦》译成了英文。
他回忆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在同学裘克安的推荐下，但他发现小说开头的语言就很难，“首先它的写作风格就非常奇怪。我想我一页都没读完！”
1947年，斯卡伯勒报告发表，英国政府开始给东方学和斯拉夫研究提供专项拨款。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有机会获得资助到东亚进行学术访问。霍克思是这个报告的第一批受益者，他递交了奖学金申请，希望到中国去学习。
1948年，奖学金还没有消息，霍克思已迫不及待要马上出发，当时中国正值战时，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很多人劝他等一等，但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我如果现在不去，以后恐怕永远也去不了了。”
当时北京有三所大学，清华和燕京都在城外。他觉得城里更有意思，所以申请了位于城内沙滩的北京大学。他买了到香港最便宜的船票（89英镑一张），开始一封接一封地给北大校长胡适写信。当时，英国诗人燕卜荪正在北大执教，他在胡适的办公室无意间发现了几封没有拆封的英国来信，便主动介入，说服北大接收了这名求知若渴的英国青年，帮助他顺利成为北大中文系的一名研究生。
霍克思到北平后，与燕卜荪夫妇同住了三个星期，相处颇为融洽。燕卜荪夫妇的家是文人聚集地，可说是北京的“布卢姆茨伯里”，这个文人团体对艺术的推崇、自由的精神气质、对女权主义和和平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态度，深深影响了年轻的霍克思。
他在北大还旁听了许多著名学者的课程，这些经历一直为他所津津乐道。
北大的老师说普通话的极少。他们几乎全是南方人。我去听过几次俞平伯的课，他讲话我几乎一个字都听不懂！我想他是浙江人。有那么一两位说非常纯正的北京话的——比如罗常培。只有一个人开“楚辞”讲座，是游国恩。我不太喜欢他。我常常去听各式各样的中国文学课，文学史的课。我记得有个人叫赵西陆。林庚很有意思。他一口非常文雅的北京话，讲授南北朝文学。
他跟废名和林庚学习中国文学，自述“上课最勤、学到东西也最多的是唐兰的文字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闻一多，霍克思买了他的全集，对这位素未谋面的诗人佩服至极。燕卜荪夫妇引领他成为一名成熟的艺术家-译者，霍克思从他们身上获益甚多。
在北大学习之初，霍克思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据他描述，“我什么'研究’也做不了——我连话都不会说。”他利用与同学聊天的机会提高语言能力。后来在燕卜荪夫妇的介绍下，开始跟随一个老先生学习《红楼梦》：
我总听到人们在谈《红楼梦》，就是那些中国学生，于是我想，要不我就努力读读看吧。通过燕卜荪夫妇认识的一位女士，我找到了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他好像在河北做过政府职员，是那种典型的老先生，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袍，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说。我花了一大笔钱请他教我，他每天都会过来，然后我们并排坐下开始读。他的教法是一句一句高声读出来，然后开始解释。……这是一种变态的直接教学法！我不认为这是理想的学习方法，但这是我选择的方法。逐渐我发现它竟然有效果了。
在北京求学的后期，他初试牛刀，尝试翻译这部小说，“但译得很少，只是几个选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国大典举行时，霍克思和北大的同学们一起在天安门欢庆的人潮中，见证了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他写信给在牛津的未婚妻波金丝（Jean Hawkes），向她求婚，要她来中国。波金丝如约而至，费尽一番周折后，两人于1950年5月5日在北京登记结婚，他们也是解放后第一对在北京登记结婚的外籍夫妇。可未曾料到，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两人被迫回国。
在北京度过的三年留学生活，给霍克思留下了终生的美好回忆。这个城市的语言、文化和氛围，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北京话也正是《红楼梦》人物所说的语言，北京这座城市的意象、声音和感官元素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为他日后重建《红楼梦》中那个逝去的世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
1951年，霍克思返回牛津继续作研究生，此时，修中诚已退休，德效骞（Homer H. Dubs，1892-1969）成为牛津汉学科的掌门人。
霍克思于1953年受聘为汉学科讲师，与吴世昌成为同事。他们一道开设了相对现代的中文课，收入了鲁迅和明清小说，向学生们展现了古代典籍中难以寻觅的生机和活力。吴是著名红学专家，对霍克思深入研究《红楼梦》颇多助益。
1959年，霍克思出版了《楚辞：南方之歌——古代中国文学选集》，这是他第一部集研究与翻译于一体的专著，就此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汉学家海陶玮为其作序，称赞霍克思属于翻译家中最稀有的那一类，他既精通汉语，了解中国文学，又能熟练运用英语中的文学语言。
这一年，霍克思接替德效骞成为牛津大学汉学讲席教授。学术事业顺风顺水，家里又添了三个活泼可爱的女儿，这种家庭氛围，无疑让他对《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世界有了切身体会。
1962年，霍克思接替德效骞担任牛津汉学科主任，成为牛津汉学第六代掌门人。在此后长达10年的任职期间（1962—1971），他兢兢业业推动牛津专业汉学的确立与完善。通过一系列改革，为牛津汉学培养与储备了一批专业汉学人才。期间，霍克思为牛津大学出版社主编牛津东亚文学丛书，先后组织出版多部中国古代诗文的译研著述，影响波及西方汉学界。
1970年，企鹅出版公司负责“企鹅经典”的编辑贝蒂·雷迪斯（Betty Radice）在圣诞节期间读到麦克休姐妹的《红楼梦》节译本，击节称赞。她急切地联系到霍克思，邀他重译《红楼梦》。贝蒂是一位优秀的老派编辑（她本人也是很有才华的拉丁文译者）。她不止启动了这项翻译,企鹅版《石头记》的整个翻译过程，她都深入参与，直到十年后从企鹅退休。
霍克思接受了这个挑战，“我想，这部小说确实值得好好地出版一部全译本”。1970年，他和企鹅出版公司签约，正式开始翻译这部小说。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毅然辞去了牛津汉学讲席教授的职位，这在当时无疑是惊天骇俗的举动，震惊了整个西方汉学界。在1998年的采访中，他解释了自己做出辞职决定的原因，口吻一如既往地谦卑：
我开始翻译这部小说后，感到了无穷的乐趣，我想好吧，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很好的教授；这才是我真正擅长的事情，我应该成为一名翻译家而不是一位教授。
霍克思之所以这么做，固然是由于深爱这部中国古典小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无羁独行，也很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进程不断地被行政、会议等身外琐事打断。一个极具独创性的译者，是不愿意遵循任何特定的规则的。
霍克思把家搬到了贝德福德街59号，开始专心翻译《红楼梦》。他的工作习惯极为整洁而有条理，所有文件归档得整整齐齐，信件全部一丝不苟地标注好日期，所有手稿也都仔细地标上了页码。
1970年11月10日，他开始记翻译笔记，一直坚持到1979年6月1日。笔记共四册，其中有一个散页的文件夹，里面是小说中一些诗歌翻译和注释的底稿，这也就是《〈红楼梦〉英译笔记》一书的由来。
霍氏辞职之后，没有了经济来源，据说他曾经尝试申请当运奶工、邮递员，却均被告知资格过高而无法录用。幸运的是，1973年，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聘请他为研究员，有了稳定的收入，他终于可以安心地专注工作了。
他翻译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分为三卷，列入企鹅经典文库，分别于1973年、1977年和1980年出版发行，后四十回则由他的学生闵福德分两卷译完。如他对外界所说，“众所周知，《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是两位作者所作，那么翻译也应由两位译者来完成”。那时闵福德还只是他的一个学生，完全没想到日后会成为他的女婿。
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本，译笔传神、流畅，不易企及，甫一面世就受到广泛赞誉，被学界公认为汉译英的经典。
作为一个出色的英语作家，霍氏重新用英文创造发明了这部著名的古典小说，让中国的曹雪芹与法国的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一同屹立于世界经典文学之林，躬身实践了他1961年在牛津汉学教授的就职演说中曾经立下的豪言壮志：“我们须得使中国文学成为整个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文艺评论家宋淇（林以亮）是霍克思的知音，他在著述中高度评价了霍克思的翻译事业：
我在前文再三称许霍克思的英译《红楼梦》为第一流的翻译，誉之为近年来由中译英的扛鼎之作。有一句成语：“千锤百炼”，指文字历经磨练，精湛有力，霍克思的译作足可当之无愧。
——《〈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
1981年1月19日，钱锺书致宋淇的信中写道：
前日忽得Hawkes（霍克思）函，寄至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第三册，稍事翻阅，文笔远在杨氏夫妇译本之上，吾兄品题不虚；而中国学人既无sense of style（文体意识），又偏袒半洋人以排全洋鬼子，不肯说Hawkes（霍克思）之好。公道之难如此！弟复谢信中有云：“All the other translators of the 'Story’——I name no names——found it'stone’and left it brick（其他《石头记》的译者——我没指名道姓——总是以'石头’始，以'砖头’终）”，告博一笑。
白先勇在《从“红楼梦导读”到“细说红楼梦”》一文中写道：
我在美国上课用的《红楼梦》英译本译得很好，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跟他女婿闵福德(John Minford)两个人合译的，用了非常漂亮的英文。霍克思把自己在牛津大学（Oxford）的教职都辞掉了，专门翻译这本书，跟曹雪芹一样“十年辛苦不寻常”。很奇怪，越难的他译得越好，《好了歌》译得好得不得了！
《好了歌》这首诗代表着全书的中心思想，霍氏将诗译得很到位，意、韵均佳。下面引几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ambition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Where are the famous ones of days gone by?
In grassy graves they lie now, every one.
作为中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界的巨匠，霍克思的译笔堪与第一流的英语文学作品媲美。更可贵的是他对原著近乎虔诚的态度，他的翻译一丝不苟，努力做到逐字逐句地翻译，从不偷懒取巧，连双关语、诗词的不同格式都要表现出来。
《英译笔记》是研究霍氏译文极其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因为它是译者思考与阅读过程的忠实记录，也是现存为数不多的霍氏亲笔文件之一。
从他的《英译笔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为了翻译一个人名、一句诗句……厘清众多场景的方位或繁复的人物关系而犹豫反复、字斟句酌的艰辛过程。任何人想要理解一位富有创造力的翻译家头脑是如何工作的，这都是弥足珍贵的素材来源。
霍氏通晓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这在笔记中随处可见。霍氏的博学多闻，从他参考过的各语种书目当中就可见一斑。除了不同语种的参考书，霍氏更让人惊叹的是他对众多中文原典的参照。他为了翻译所参考、阅读的深度与广度，都值得我们学习并向他致敬。
例如为了理解“星宿不利，祭星”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参考了《大正藏》的七种佛典。语言方面，《佩文韵府》《国语辞典》《北京话语汇》《小说词语汇释》，是他常用的参考书。而史部要籍，他参考过并且留下记录的有《汉书》《后汉书》《新唐书》《唐书·乐志》《宋书》《南史》《明史》等。还有其他常用书如《诸子集成》《六十种曲》《曲海》《中国戏曲史》《古今小说》《唐宋传奇集》，专书如《中国医学大辞典》《中国药学大辞典》《中国植物图鉴》《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他翻译《红楼梦》前八十回，整整用了十年。这里简单列举的书目，就足以说明他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霍氏的翻译过程可与曹公“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创作过程相提并论，正所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研究和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首先要注意的是底本问题。就《红楼梦》来说，底本的选择与校勘，这是成功解释与翻译的第一步。霍克思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英译笔记》记录了不同版本详细对比、校勘的结果。
“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文学翻译家如果不尽可能地寻求母语读者及专家的帮助，利用各种渠道解决所遇到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问题，很难想象他可以高质量地完成任务。从《英译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霍克思构建了一个能够随时帮助到他的朋友圈。其中有霍氏与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鲁桂珍的通信（第174页），法国汉学家程纪贤（程抱一）当年的通讯地址（第181页），与红学家赵冈的往来（第231页），还有考古学家郑德坤建议霍氏参考的书目（第20页），向香港翻译家刘殿爵的咨询（第72、221页），等等。
《红楼梦》中有四百多位人物出场，人名译法是一大难点，霍克思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将人名按主仆身份等进行分类处理。《英译笔记》中记录了不少霍氏译文的初稿，值得研究者注意。如“鸳鸯”原译作 Ducksie，“傻大姐”原译作 Daftie，“小红”的名字则从 Reddie，Rosie 到 Rosey，Rosy，最后才确定为 Crimson，这些都可以形象地 说明严复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究竟是什么意思。
笔记的第四部分是关于诗的翻译，篇幅最长。除了起诗社所作海棠诗、菊花诗、柳絮词之类，游戏中的行酒令、占花名，霍克思都一一列明，典故出处也尽量标举出来。所以这部分常常是整页整页的中文，字体圆熟流丽，很难相信是外国人所写。
这部大开本笔记为精装影印本，手稿犹如真迹，中英文字夹陈，条条段段，密密麻麻，见证了霍克思先生孜孜矻矻的勤恳与专注，映照出译者埋首穷研的身影与不改其乐的情怀。
它从头到尾都在提醒我们，像霍克思这样的汉学家、翻译家，是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翻译的。我们如果能够从中学习到一些做学问、搞翻译的方法，并对研究《红楼梦》或者其他中国文学作品英译而能有所启发，那无疑是霍氏喜闻乐见的结果，也是我们阅读《英译笔记》的意义所在。
1983年，霍克思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退休，与妻子一同迁居威尔士，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约4500册研究书籍悉数捐给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如著书黄叶村的曹公一样，霍克思多才多艺，除掌握多种语言之外，他会画水彩，弹钢琴，吹竖笛，还整得一手好园子，擅种花和蔬菜。艺术与自然，无疑为他的翻译事业提供了有益的滋养。他的学生约翰·基廷斯(John Sittings)曾这样评价道：“霍克思将以其译著《红楼梦》青史留名，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之外最著名的红学家，也由于其灵感与技艺，将原作的真实与诗意双双转现。”
霍克思身上处处体现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盛名之下的他，总是非常谦逊。在学界，他的译本常被拿来与杨戴夫妇的译本对比，而他认为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只是风格不同。他非常敬佩杨宪益夫妇，为他们能译出如此大量的作品而惊叹。双方彼此引为知音，交谊深厚。
闵福德先生家中曾挂有一幅霍克思与杨宪益手持酒杯、无言微笑的照片，底下的标注是陶渊明的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闵先生曾说这是他最喜欢的霍氏与杨氏的合照，确实没有另外一张照片更能抓住这两位大翻译家淡然微醺、陶然忘机的神情了。这两位牛津大学校友都是著作等身、博学多闻的一代学者，都在中国文学英译这一领域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其人品也都如寒江钓雪、光风霁月，对身外之名毫不介怀。这张照片恰如其分地点明了他俩惺惺相惜、遥相呼应的性情与友谊。
2009年，霍克思先生溘然长逝。时任中国驻英大使的傅莹在《卫报》上发表回忆文章，其中写道：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今年4月的一个下午，阳光充满暖意，我与晴丽一起拜访了先生在牛津的家。他的房子是一座很不起眼二层小楼，先生从窄窄的走道出来，拱手上前，笑盈盈地用传统的中国方式向我们问好：“欢迎光临寒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像一位中国老者。
汉学是一门寂寞的事业，翻译是一门永在追求完美的艺术，虽然霍译《红楼梦》被誉为当代最好的英文译著之一，但即使有先生的生花妙笔，红楼梦从学术界走入西方寻常百姓家，仍然路途遥远。被世人赞美当然是令人愉快的，但被世人理解要重要得多。
希望这部《<红楼梦>英译笔记》的出版，能让霍克思先生在中国多觅得一些知音。他将中国人民最钟爱的古典小说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引荐给西方读者，为中国和英国人民架起一座文化的桥梁，他的贡献将永为世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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