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江岚，美国教育技术学硕士，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华文女作家，现执教于美国高校。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故事中的女人》（2007）,学术专著《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简体中文版，2009,2011；英文版 2017）,长篇小说《合欢牡丹》（2016）。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由作者授权本公众号全文推送。
用大红绣花锦缎作封面的书，实在很少见，十分醒目，让我在旧书摊上一眼便看见了。花两块美金，我买下了这本1956年出版，名为“Rainbow Skirts and Feather Jackets（霓裳羽衣）”的小书。
锦缎封面的书法题字者是“W. H. Hawley”，扉页用压柏叶手工毛边纸，精致得叫人翻着也战战兢兢，唯恐一不当心就弄坏了。译者名字“Shirley M. Black”的下方还有一方小印，篆体的“马士李”三字，应当是译者的中文名字。书中双数页是原文，单数页是译文，总共译出唐诗二十首，可体例简单得过份，没有序言后记，没有译者资料，也没有译介的情由或原诗出处。
此书问世的年代，是唐诗西传的历史进程当中相对冷寂的一段时期。此时唐诗英文译介的第一次高潮已走向尾声，到60年代末才随着美国诗坛进入后现代主义而迈向第二次高潮期。所谓“冷寂”，一方面固然是译介、出版的数量相对少，另一方面其实也应当是一旦有译本问世，更容易引起一直关心这个主题的人们的注意。可当时以及后来的相关文献资料或中国古典诗歌英译选本之中，几乎见不到提及这本书或这位译者的只言片语，未免令人困惑。
思来想去，猛然记起王红公（Kenneth Rexroth）的英译《中国诗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出版于同一年。王红公是向英美诗坛介绍日本俳句的第一人，《中国诗百首》出版之前，他译介的日本、西班牙诗歌文本已经面世，且影响甚为可观。当时还有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和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的寒山诗译介，因美国社会开始追随禅宗思想而风行。这三位都是当时已成名的诗人、翻译家，上个世纪中期的中诗英译乃至于东方文化兴趣，有他们和他们的作品站在前台聚焦大众目光，《霓裳羽衣》这样一本主题并不新奇，内容也略嫌单薄的小书，大约就难免被湮没的命运了。
王红公（Kenneth Rexroth），诗人，旧金山诗学中心的创立者之一，著有《中国诗百首》、《李清照全集》等。
然而王红公的《中国诗百首》前半部分全是杜甫诗，后半部分是宋诗；韦利和斯奈德文本是寒山的专门译介，《霓裳羽衣》却译出了李白、杜甫、王维、陈子昂等十数位唐代诗人的作品。译者“Shirley M. Black”显然是一位女性，因此这本小书实际上是唐诗西传历史上中少见的，由一位女性独立译出的唐诗专门译本。
在诗歌翻译的过程，总会受到语言、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唐诗译家们面临的最突出难题之一，是对地名、事件、人名等专有名词的处理。因为英文中没有对等的词，直接用拼写呈现又往往不能完整达意，所以译家们通常要么干脆剔除不译，要么用拼写加注释。Black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根据诗句上下文意译，完全不用注释，译诗文本的界面简洁易读。
崔道融的《春闺》二首其二有“辽阳在何处，莫望寄征袍”两句，《而庵说唐诗》评曰：“妙在‘辽阳何处’一语，好是割断肚肠一般；‘莫望’句又来得凄折，如听其亲口向我耳边道出来者。”Black将这一句译作“Oh, my husband, so far from me – where are you now? How can I hope this coat I sew will ever reach you?”原诗句 “辽阳”一词是主语，也是地名，更是闺中人思之所在。地名既难以被普通的英语读者所了解，Black便用“很远很远”来替代。这一替代之后，英文的句子没有了主语，文法上行不通，于是她就添加了 “丈夫”一词。原诗中女主人公思念的对象，肯定是她深爱的某个人，落实成“丈夫”虽有些局限，却无大碍。将“莫望寄征袍”译为“How can I hope this coat I sew will ever reach you（怎能指望我缝制的这件外套到得你手里）？”，句意十分浅近，再现出原诗“如听其亲口向我耳边道出来者”的情态。不过“征袍”的具象被“外套”的泛指置换以后，原诗的战争与征兵大背景被剔除。“Where are you now?”这个问句显然为承接上下文诗意的连贯性，是Black的添加，却强调了前文“很远很远”之不可及，之音讯渺茫，算不得蛇足。
Black翻译王建的《故行宫》，对专有名词也做类似处理。原诗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玄宗”被“过去的种种辉煌（the glories of the past）”所取代，译作“And only these white-haired palace ladies, Sit mumbling idly of the glories of the past”。延续王建的白描手法，译文里的“mumbling idly”用得十分传神，将原诗中一群老年宫女百无聊赖，聚坐闲话的场景再现得很有画面感。对应她在前面将宫花的“寂寞红”译为“red flowers bloom unseen”，原诗中那种感喟宫女们韶华枉逝、盛唐繁盛飘散如云烟的苍凉，跃然纸上。
足见Black很努力地试图拉近英文读者与唐诗原文的审美距离，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非韵体翻译，是《霓裳羽衣》全书的基本风格。她擅于抓住原作者的笔风，再现原诗的情味，而不强求与原词句、原格式的机械对应，译文因此有了易读可感的风貌。从这一点上看，她的身份更可能是一位懂中文的诗人，而不是汉学家。因为汉学家们的翻译往往跳不出“精准对应”的局限，即便对应不了全部，也要择定一个客观的“要素”紧抓不放。英译中国古典文学的大家们，前有哈伯特·翟尔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指出中国古典诗歌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能吟唱，译文必须严格押韵；后有阿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以为大可不必拘泥于韵脚，平仄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音乐性之所在，译文中用英文单词的重音对应；还有弗洛伦丝·艾斯珂（Florence W. Ayscough, 1878-1942）与艾米·洛维尔 (Amy L. Lowell, 1874-1925)，认定诗中某些汉字的自身结构才是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关键，要把字符部件拆解开糅进诗句里，才能充分再现原诗。
翻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再创作过程，中国古典诗歌又是相当特殊的一种文体。哪些中国古典诗歌能够被翻译，首先经过了译家们阅读审美的过滤；一首诗歌怎样被翻译才能再现其“原汁原味”，又经过了译家们创作思维与翻译方法的过滤。这两重过滤之外，还交织着译家自身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审美倾向、语言能力等等复杂因素的牵制，在在都影响着译诗最终的英文样貌。而且，尽管每一位译家都坚称自己翻译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呈现原貌”，实际上他们各自对到底什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原貌”的理解却并不一致。通常学者译家们容易倾向于更重视客观的“格律”与“修辞”，而诗人译家们则更强调主观的“情”与“意”。
Black显然是后者。问题在于，“情”与“意”的本质属性太抽象，文学审美中的“情”或“意”的抽象性尤为复杂。于是我们在英译唐诗里便看到，克莱默-班把李白应诏谱成的《清平调》三首合一，成了“帝王之爱”，让诗仙以牡丹之富丽拟贵妃之华贵的吟咏，变成了唐玄宗唱给杨玉环的情歌；洛维尔和艾斯珂则通过拆解原诗字符揣度诗意，把李白“送刘十六归山”的《白云歌》翻译得如同教堂里歌颂耶稣的赞美诗……因自由发挥而诠释过度，是诗人译家们笔下常见的问题，到Black也无法避免。她的诠释方法与角度之特殊，最突出的还不是前文提到的一些语言转换上的技术处理，而更在于译文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审美心理特点和情感取向。
金昌绪的《伊洲歌》“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是一首颇受译家们青睐的唐诗。因其不涉艰深典故，行文清丽如白话，仅笔者所见到的英译文本就有好几种。其中最早的当是翟尔斯译本，见于1898年出版的《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题为“At Dawn (黎明时分)”，译文如下：
Drive the young orioles away,
Nor let them on the branches play;
Their chirping breaks my slumber through,
And keeps me from my dreams of you.
英国诗人、汉学家韦利也翻译过这首诗，见于1916年伦敦Lowe Bros.公司印行的《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此书当时由韦利私人印制，印数只有50册。书中的这首诗没有题目，内容如下：
I drive away the yellow orioles,
Bidding them cease to chatter on the tree;
For their song disturbs the course of my dream,
Before it reaches [Liao-hsi].
[Where her lover is.]
英国汉学家威廉·弗莱彻（William J. B. Fletcher, 1879-1933）的译本见于1919年的《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题为“A Lover’s Dream （情人梦）”，译文如下：
Oh, drive the golden orioles,
From off the tree.
Their warbling broke the dream wherein,
My lover smiled to me.
美国诗人、汉学家陶友白（Harold Witter Bynner 1881 –1968）与江亢虎合译的文本见于1929年出版的《群玉山头（ The Jade Mountain）》，题为“A Spring Sigh（春叹）”译文如下：
Drive the orioles away,
All their music from the trees…
When she dreamed that she went to Liao-hsi camp,
To join him there, they wakened her.
从上述几种译文中不难看到，“辽西”这个具有多重衍生意义的地名，是翻译过程中最直接也最突出的障碍之一。翟尔斯是中诗英译的大家，以韵体直译知名。在此处竟然将把“不得到辽西”全句剔除，换成“让我不能梦见你”，绝非他不理解原诗，就是“辽西”这个词令他太为难，以至于只好用意译来置换。韦利用拼音加注释的方法去处理“辽西”，全诗显得比较生涩。想来必是因为当时他翻译汉诗还处在初步尝试的阶段，散体直译的原则虽已见端倪，手法却未臻娴熟。韦利本人对这首诗的翻译恐怕也不太以为然，因为他1918年正式公开出版的《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一书中并没有收录这一首。弗莱彻是翟尔斯翻译方法的追随者，只不过无论是在押韵还是在直译两方面，他都没有翟尔斯那么固执，遣词造句也往往更通俗平易。他在这里和翟尔斯一样，把“不得到辽西”全句剔除，用一句和原文完全无关的“我的爱人向我微笑”来替代。
汉诗英译的另外一重突出障碍，在于中国古典诗歌行文的特殊性，或者说，是汉语的句法被淬炼到极致的特殊性。金昌绪的原诗通篇层层倒叙，句意联属相承：把莺打起是为了不教啼，不教啼是为了怕惊梦。然而起句很突兀，谁把莺打起并无确指，留下令人寻味，也由人发挥的空间。翟尔斯、韦利和弗莱彻认定的主语是后文的“妾”，也就是“我”：“我”恼恨被惊梦，自己去把黄莺打起。陶友白和江亢虎合译的文本，则完全把原诗的场景当作一个故事去讲述：旁人唯恐惊了“她”的好梦，帮她去打。末了又添一句“刚要见到他，它们就把她惊醒了”。关于“妾”心心念念要到辽西去究竟是为什么，金昌绪并未点明，翟尔斯和弗莱彻译本也不过点到为止。陶江译本倒是直译出了“不得到辽西”，可惜先用了个“音乐”一词形容黄莺的啼鸣声，再加上结句的一语道破，反而让整首译诗读来像是放糖过量的点心，甜得发腻，一点儿回味的余地也没有了。
Black对这首诗的翻译，和上面几种都不太一样。在她所呈现的场景里，被惊了好梦的闺中少妇懊恼成恨，翻身起来叫人去打树上黄莺，而她的好梦，是关于那个“再也没能从西边回来的”爱人，译文如下：
Drive off the golden orioles, child.
Don’t let them sing in the branches.
They waked me from dreams of my lover,
Who has never returned from the West.
Black还是不拘于韵脚和格式，直译与意译并用，而最后两句明显过度诠释了。前文列举的数位译家当中，弗莱彻也诠释过度，不过他那一句“我的爱人向我微笑”是原诗句简单的想像延展，Black 文本却颠覆了原诗的意境：金昌绪不言愁恨的含蓄的生离之怨，成了沉重的凄婉的死别之痛。
这不可能是偶然的、随机的自由发挥的结果，而恰恰体现出Black对原诗历史背景深刻的了解。 金昌绪这首取材单纯的五言诗，明写春怨，实怀远人，反映当时百姓在兵役制下所承受的痛苦与哀怨。译家们并非不懂，但除了Black译本，其他的译诗中没有体现。Black 将自己置身于原诗女主人公的心境与情境当中去感受去体会，才有了跨越历史、时空与文化差异的想象生发。她解读原诗素材的情怀、再创作构思的夸张，都流动着女性独特的细腻、善感与柔和的气韵。
纵观《霓裳羽衣》全书，都充满了这种气韵。再如Black翻译贾至的《春思二首》其一，全文如下：
Green, green grass and yellow-green willows,
Fragrant disorders of peach flower and plum:
Why will the East wind no blow from my heart,
The burden of sorrow this spring day increases?
贾至的原文是七言绝句：“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前两句描摹草青柳黄，桃红李白的艳冶春景，用以反衬后两句的愁恨之深之苦。埋怨东风之来竟不肯将愁吹去，反教此愁此恨与日俱长。将Black 文本再译回中文比照，可以看出内容上有些微出入：“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李花历乱香。东风何不吹愁去？此恨偏随春日长。”其中最重要的改动是将“东风不为吹愁去”换成了设问句：“东风何不吹愁去？”，怨春的情绪更加激越，凸显出Black女性译笔的鲜明特征。
中国古典诗歌是那么特殊的一种文体，唐诗又是这种文体被淬炼到极致的产物，其中语言的曲折，意象的深婉，音韵的玲珑，即便我们今天用现代汉语重写，也不见得能句句到位。境外译家的诠释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偏误遗漏，但也都是他们对唐诗情有独钟的解读结果。在唐诗西传的历史过程当中，女性的笔踪很少见。在《霓裳羽衣》之前，只有美国女诗人洛维尔和汉学家艾斯珂合译的《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松花笺》译出唐诗两百余首，自问世以来曾被多次重印，从内容到知名度，《霓裳羽衣》都无法与之比肩。然而，Black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独自进入遥远的唐诗世界，沉浸于陌生的幽微深婉之中，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进行再创作、再呈现，其立意角度正是“他乡陌上望中原， 翻作霓裳羽衣曲”，令人赞叹。Black的译笔之情感丰沛，细致工巧，不失为英译唐诗文本中女性译家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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