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西方结构语言学理论。其研究方法首先是切分语流,切分到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语素),再切分到语言的最小单位(音位),继而研究语素和音位的分类、组合,形成结构语法学和音位学。当语言学研究进入言语领域时,则“不仅研究语言体系本身,同时还研究使用语言的过程和结果,研究言语活动、言语机制、言语环境、话语建构、话语理解、乃至话语本身,形成话语分析、话语语言学、语境学、语体学、言语修养学、语用学、现代修辞学等分科”(王徳春语)
西方的民族性重科学,重实证,推崇逻各斯主义;加之西方语言本身又特别适合于逻辑思辨、条分缕析。所以,同样一个学术命题,在西方人笔下剖析再剖析,演绎再演绎,可以写成洋洋百十万言的鸿篇巨著;而在传统中国人的笔下很可能三言两语,点到为止,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当然,这种从总体上把握事物本质的运思方式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美学传统有关,但汉字汉语与生俱来的简隽、内蕴、倚重意合领会的诗性特征无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以我国的传统译论为例,对一部翻译作品的评介往往采用“印象性术语”,明显带有直观和模糊思辨的特点。这其实与中国文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比之西方形式化的语言理论,显然更体现人文主义色彩。难怪鲁迅感慨,“中国的文与语,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可以说,中国人在人文科学的理论建树方面吃尽哑巴亏,跟汉字汉语的天生特点不无关系!
德国哲学家兼美学家卡西尔上世纪二十年代提出了文学语言的构形原则,认为“艺术确实是表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构形它就不可能表现。而这种构形过程是在某种感性媒介物中进行的。……”而我国三国时期的思想家王弼,早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得出了丝毫不逊于此的结论:“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周易略例·明象》) 美国符号论美学创始人苏珊·朗格认为,艺术直觉“包括对诸种形式特征、关系、意味、抽象形式和具体实例的洞察和识认”,但它“永远也不能通过推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朗格的这番言论总让笔者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不是南宋诗论家严羽七八百年前说过的“透彻之悟”、“不涉理路”、“诗有别才,非关书也”的翻版?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徳里达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不稳定性关系的见解,在西方语言学界可谓出尽风头。可怜中国的老子一语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两句话就囊括了徳里达连篇累牍的理论阐述,只可惜说早了两千年,早已被历史尘封。当代认知语言学创始人莱考夫在《人們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实体隐喻的概念,并把隐喻看成是人们思维、行为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方式。该书在西方语言学界引起了不小反响。而中国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写下“比显而兴隐”,“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时做梦也不会想到,“隐喻”一说的原创权居然被一千四百年后的某个外国人尽收囊中,而且就在自己的土地上,公证人竟然就是自己一千四百年后的同胞!美国的刘易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词块教学法”,主张以词块的形式进行词汇输入。照理说这种类似背成语、背“三字经”的玩艺儿,中国人比谁都在行,可偏偏就是这个玩艺儿被改头换面,取名为“The Lexical Approach”,然后以“西方语言教学理论经典杰作”的头衔被前呼后拥地引进,顺理成章地在中国取得了专利!最有趣的还要数美国人庞德,这位斗大汉字不识几个的西方诗人,仅仅懂得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点皮毛,居然开创了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先河!……
千百年来,从支谦、鸠摩罗什到严复、钱钟书,如果说真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在影响中国人的翻译实践的话,那便是被称之为“感悟翻译哲学”的东西。可在西方译论大行其道的今天,“信、达、雅”早就过时,“神似”、“化境”说也已成“昨日黄花”。充斥眼下各类学术刊物的是“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元系统理论”,等等,等等。可怜急于要跟国际“接轨”的学者们,今天推介这个学说,明天拥抱那个学说,“对一种译论话语还未完全领会其内涵与实质,一下子又依附于另一话语了。有些论文中到处都是生涩的他译论术语,连作者自己恐怕都并不真正融会贯通,读者读后就更感到是在云里雾里了。”(朱桂成语)
不可否认,这些语言学家们的理论确实逻辑严密,自成体系,“环环相扣,层层推进,造成严谨而又极具连续性的推论”(蔡新乐语) 可是别忘了,这是逻各斯与生俱来的本领——逻辑推理滴水不漏,自圆其说不容置疑,“A是A又是非A”的诡辩驾轻就熟。西方传统逻辑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是如此;把理性主义全盘颠覆的非理性主义也是如此;接踵而来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还是如此,而后现代解构主义者竟然可以把非理性主义及其对手理性主义的几乎所有理论解构得空空如也。原来,逻各斯天生就是思辩与解构的利器啊!
但是,仅凭这些就能证明真理么?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传递。任何翻译理论体系都必须(也必然)以某种特定的原语和目的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依据和依归。涉及汉语的翻译理论基本模式应以我们的母语即汉语为出发点和依归。因为不论是译出或译入,我们都离不开汉语作为基本经验材料,不能不顾汉语的词汇意义和功能的分布情况。对我们来说,一个真正科学严谨的翻译理论,首先必须切合汉语的客观实际,否则,它的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就该受到质疑!
中国现代哲学大家牟宗三先生对此不无感慨:“这个时代本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人们皆一切以西方为标准。”笔者对此颇有同感。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确实有不少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它们毕竟是建立在印欧语系语言文字之上的。作为唯一一个书写符号方块象形且不表音值;组词、构句、全凭意会组合的语言,一味地寻求在表音体系的西方语言学和翻译学中定位自己,宁可削足适履也要蹲它一席之地,恐怕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做法。对于发展适合汉字汉语特点的,具有汉语言文化特色的语言学和翻译学更是弊多利少。回想当年马建忠引进西洋语法,“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天真地以为既然人类的思维规律,认知规律是共同的,那么作为一种普遍唯理的传统语法也必然适用于汉语。而结果却是,《马氏文通》让中国人先是惊喜万分,接着就把汉语文法搅得不中不西,指导实践更是捉襟见肘。折腾了半个世纪,中国人才痛苦地发现,汉字汉语嫁接西方语法原来并不美满。难怪陳寅恪先生嗟叹:“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当代诗人韩作荣说过一句颇含无奈的话:“中国人喜欢扎堆”。此言虽然刺耳,却真真切切地道出了当今中国外语学术界某些人的真实心态。
中国传统语言学真的过时了吗? 如果站在西方语言学的立场,岂止是过时? 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亚里斯多德眼里就够得上“荒唐”二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甚至讥讽汉语为“据说还简直没有,或很少达到具有丰富逻辑词汇的地步”。但如果站在汉字汉语的立场,《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乃至严复的“信、达、雅”,即使再过一千年还依然会熠熠生辉! 须知,音乐只存在于懂音乐的人中,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在聋子们听来跟马路上的噪音没有两样。这本不奇怪,可是,如果反过来采用聋子的标准来评判音乐,那就荒乎其唐了!
其实,西方许多人文科学的理论,中国人不是没有想到,更不是不懂;两者的区别只在叙述的方式不同而已。就拿文学理论来说,中国三千年文学史不可谓不辉煌;中国文论也不可谓不丰富。可是,比起西方文论它却逊人一筹,原因就在于其一语中的、单刀直入,忽略了逻辑推理,缺乏思辩力度。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文论竟然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中国的民族性乃是重具象直觉而不重分析推理,因此对于较抽象的事物并不能如西方之从推理的思考来界定它的名义,而往往喜欢用一些意念模糊的批评术语,因而在中国文学批评述作中,便充满了像‘道’、‘性’、‘气’、‘风’、‘骨’、‘神’等一类颇具神秘性的字样来做为批评的准则。”(叶嘉莹语)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胡应麟论唐人诗作有云:“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中唐遽减风神,晚唐大露筋骨。”平心而论,这些“道”、“性”、“气”、“风神”、“筋骨”虽然触及文学现象的本质,形象生动,却也难免语义含混,极易见仁见智。中国的传统译论也同样存在着类似局限性。以严复的“信”为例,“信”者,忠实也,可忠实到底应该忠于什么,并未细分。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锺书的“化境”说也一样,都存在着内涵、外延界限不清的问题。但你能据此而断言严复、傅雷、钱钟书们是在糊里糊涂中提出这些概念的么?笔者甚至相信,这些大师们是用天才的智慧刻意将自己丰富的思想归纳成千锤炼一字的箴言的。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概念尽管个个直击本质,却都建立在接受者的自我领悟之上,而个人的领悟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赋予它们的意义也就难免出现偏差。然而,所有这些传统理论毕竟存在了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早已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中国式的理论,指导中国人的文学批评和翻译实践,其理论指导意义是客观存在的,其所揭示的本质内涵并没有过时。它们在指导中国人的翻译实践与文学批评中发挥的作用更不是哪个西方理论所能轻松取代的。
毋庸讳言,西方译论和语言学理论确实有其科学性,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然而,眼下有些人却把研究西方译论和语言学理论变成了一种时尚。许多原本并不复杂的语言现象也要被分析得高深莫测。钱冠连教授对此就深恶痛绝,“我常常觉得奇怪,理论书为什么一定要闹到许多人(甚至圈内人)看不懂,看不下去的地步?”学术文章居然同行专家看不懂,这恐怕就得从效果看动机了。
在《马氏文通》引进西洋语法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人遣词造句靠什么?还不是全凭“意脉”、“神气”和“文思”?那时的中国人根本不知主、谓、宾、补为何物,岂不照样创作出千古传诵的唐诗、宋词,以及堪舆日月争辉的《红楼梦》等不朽作品?
研究、借鉴和引进西方翻译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本无可厚非,但汉英两种语言相去万里,彼此间存在着诸多不可通约性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学习引进西方理论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留一份清醒呢?毕竟,汉字汉语跟西方印欧语系是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
要知道,中西方民族间的差异并不只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的不同,二者的思维方式、审美心理、乃至部分大脑功能都不尽相同。前苏联学者谢尔盖耶夫(1987)的研究表明,对于同等程度掌握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的人来说,当大脑左半球失效时,字母文字和朗读能力就会丧失,象形文字仍然保持着。当右半球关闭时,识记象形文字的能力受到破坏,字母拼音文字及其朗读则不受影响。在所有亚洲人中,象形汉字与音位(语言)听觉的联系不如其他文字那样紧密,所以,中国人在大脑半球关闭时,表现出的印象是另一个样子。户晓辉博士在《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发生学研究》一书中也指出:“欧洲人偏重于用左脑进行思维,中国人偏重于用大脑两半球的平衡作用来进行语言思维。不难看出,欧洲人思维方式的分析和抽象特征与他们偏重于用左半球进行思维密切相关;同样,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象性、整体性和诗性特征也同偏重以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平衡作用进行思维有很大关联。”这就从生理物质的层面上为我们解开了中西方民族何以会有如此语言思维差异的原因所在。
说到中西方人的思维差异,笔者在俄罗斯的一次经历也颇具说服力。记得,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有一个名叫“莫斯科车站”的大型火车站,当时笔者甚感不解。没想到在莫斯科居然也看到一个同样让人困惑的“圣彼得堡车站”。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所谓的“莫斯科车站”指的是位于圣彼得堡,开往莫斯科方向的火车站;后者亦然,只是方向对调了一下。这种命名方式俄罗斯人觉得正常,但以中国人的思维观之,明显就有异样的感觉。在这里,思维差异直接导致了语言行为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