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本文原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3期，第449-455页，参考文献略
转自：烟台译博云天公司
摘 要：本文拟讨论两个问题：1) 翻译学从属于应用语言学是不是合理? 2) 翻译学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自上世纪末起, 翻译学界开始了一波强劲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让位于文化研究范式。时至今日, 翻译学的主流已经不再是语言学, 因此, 国内的学科划分仍将翻译学归在应用语言学之下, 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受文化转向的影响, 如今翻译学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跨界学科, 与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建立起了跨学科的研究界面。因此, 在西方学术界, 翻译学已经被认定为是一个跨界学科, 从而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这与翻译学在中国的发展很不协调。如果不给予翻译学以合理的学科地位, 势必会影响这一蒸蒸日上的学科的健康发展。
虽然翻译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融入现在的教育和科研体制, 但在国内 (特指中国内陆, 以区别于港澳台地区) 仍然有两个残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 翻译学从属于应用语言学是不是合理? 2) 翻译学到底是不是独立学科? 本文所采用的角度, 主要是翻译学在西方的学科认同状态, 兼论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学术理据。
一、翻译学在中国的学科发展之路
翻译学是不是一门学科, 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翻译学界曾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学术界, “学科”似乎是一个常识, 因此有必要在讨论伊始, 审视一下该术语的定义。据《现代汉语词典》 (2002 年增补本) , 有关“学科”的定义是:“1. 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 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2. 学校教学中的科目。如语文、数学”。按这个定义, “翻译学”作为学科当无任何疑义。
在翻译学学科奠基人 Holmes 看来, 学科的形成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可：一是“交流渠道的建立”, 一是“学科乌托邦 (disciplinary utopia) 的形成” (Holmes1972/2004:180) 。随着翻译研究长时间的碎片式发展, 至上世纪 70 年代初, 在 Holmes 看来, 翻译学的“学科乌托邦已显形成之势” (同上:181) , 因此他认为该给这个学科起一个名称了；在讨论了包括Translatology 在内的若干个翻译学学科名称的候选术语之后, 他认为 Translation Studies 是最合适的翻译学学科名称 (同上:183) 。
如今, 翻译学已然有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高校里已经有与英语等专业并列的翻译本科专业, 有了翻译专业硕士, 翻译院系也应运而生, 国际上顶尖的学术刊物索引 SSCI 和 A&HCI 已经收录了多个翻译学的学术刊物, 翻译学的词典甚至百科全书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版了, 翻译学的著作差不多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了。一个学科之所以能成其为学科所需的基本元素已经一一具备。
至于“翻译学”的英文学科名称为什么不是 Translatology, 中国学者虽然有自己的推理和判断, 但西方学者弃用该术语的理由却让中国学者始料不及。Holmes 说：
人们也做过一些尝试, 希望能造出更“学术”一点的术语, 那样的术语大多都有个 -ology 这样的学科后缀。如 R. Goffin 就建议英文用 translatology 这个名称, 这从词源上讲得通, 法语中又有 traductologie 的支持。但由于 -ology 源自希腊语, 语言洁癖者 (purists) 拒绝这样的污染。(同上:182)
Holmes 的说法在 Shuttleworth & Cowie (1997) 主编的《翻译学词典》中得到了印证。该词典称:
Translatology (德语作 Translatologie) , 曾被建议用作该学科 (现已通称为 TRANSLATION STUDIES ) 的学科名称。……但却似乎遭到了许多说英语的翻译学者的强烈抵制。(同上:188)
1998 年, Gentzler 在为 Bassnett 和 Lefevere 合编的论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所做的序言中明确指出：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 翻译学是 1976 年在比利时洛文举行的那次历史性的会议上建立起来的。(Gentzler 1998:ix)
1976 年那次会议的论文集《文学与翻译》 (Holmes et al. 1978) 堪称当代翻译学的一个经典。在该论文集的编者前言中, 有这样一段综述：
在过去二十年里, 作为一个现代学科, 翻译学为这一领域带来了明显的变化。无论是翻译的过程还是翻译的作品, 都成了不同学科的学者的研究目标, 这些学者大多是语言学家、信息研究者、逻辑学家和语义学者等等, 文学研究者相对较少。随着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人们对形形色色的翻译文献和翻译过程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洞见。最初, 学者们对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关注比较随意, 甚至更多的是混乱, 但最终还是进化成了一个研究领域, 如今这一领域无论是在研究进路的多样性上, 还是在组织的系统性上, 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同上:v)
由这段综述可见, 至上世纪 70 年代中叶, 翻译学已经在西方持续发酵了20 年左右, 终于在 70 年代中叶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学科的形成；而且差不多在学科形成伊始, 就确立了其“跨学科”的学科属性。在该论文集的一个附录中, 还可看到 Lefevere 对 Holmes (1972/2004) 关于学科名称的讨论的跟进:“我提议, 就用 Translation Studies 来作为这个学科的名称” (Holmes et al.1978:234) 。这个附录还有一个十分惹眼的题名：《翻译学：学科目标》。Bassnett & Lefevere (1990) 在他们主编的翻译学丛书的“编者总序”中也明确指出：
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a separate discipline) 在 80 年代就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来了。(同上:vii)
这句话中的“独立”译自英文的 separate, 这个词除了表示“独立的”意思之外, 更多的是表示“与……相脱离”的意思, 也就是说：它不从属于别的学科。
到了 2004 年, Bassnett 在为她的《翻译学》第三版所做的序言里再次回顾了翻译学的学科发展之路：
20 世纪 80 年代是这门叫翻译学的学科羽翼渐丰的十年, 学科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该学科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登上世界舞台以来, 人们便开始对它展开了认真的研究, 不再视其为没有科学含量、只会纠缠细枝末节的领域。整个 80 年代, 人们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兴趣与日俱增。然后, 到了 90 年代, 翻译学终于立了起来, 因为这是它在全球扩张的十年。翻译这种曾经被边缘化的活动, 开始被视为是人类交往的一种基本行为。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兴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 对翻译的研究, 就如同对翻译的实践一样, 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增无减。(同上:1)
二、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
新千年之后, 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在中国仿佛是上了快车道, 一跃而成为外语学科新的学科增长点, 学科地位今非昔比, 但目前仍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 如为什么大家都说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但在各类目录上它仍从属于其他学科? 既是从属, 那还能叫独立吗? 翻译学的学科发展之路始于西方, 那么现时翻译学在西方学术生态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不久前,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我联系, 希望我为该社引进的《翻译学关键术语》一书做个译注, 并同时写个导读。原书有一个不长的序言, 简要地勾勒出了翻译学在西方的发展路线图, 同时也回答了本文上面所提到的几个问题。
《翻译学核心术语》系 Continuum 出版社于 2009 年推出的一本翻译学关键词集, 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序言、译学关键词、著名翻译学家简介、经典著作与主要学术刊物列表。该书序言的作者即该书的编者 Palumbo, 他是意大利里雅斯特大学法学、语言与口笔译系的一名讲师。他在序言中对西方视野中的翻译学学科做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回顾, 其中许多困扰中国学者和学术管理层的问题在此可以找到解答, 如翻译学是不是独立学科的问题, 该序言开宗明义地指出：
尽管人们对翻译的实践与讨论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但学术层面上的系统翻译研究却才是不久前出现的事, 一门独立的学科将翻译作为核心研究目标也许只是过去三十年才进入人们视野的。(Palumbo 2009:1)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始, 一批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这一门类的研究, 由此而引发了一场范式更迭, 进而助力翻译学, 将其建立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同上:3)
由此可见, 翻译学在西方早已被视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在国内, 翻译学作为一个学科确实也已经得到了确认, 但其独立性仍然未被体制所接受。在教育部的招生名录上, 翻译学是“二级学科”, 与英语专业、日语专业等并列, 其上级学科是“外国语言文学”, 而在国家社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上, 翻译学顶多被默认为“三级学科”, 只能往“应用语言学”上靠。关于翻译学与应用语言学之间的关系, Palumbo 在序言中说道: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始, 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翻译研究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一般都被认为是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同上:1)
这表明, 翻译学在西方最早也是从属于应用语言学的, 但这已经是上世纪 40-70 年代的事了, 毫无疑问, 这种学科类属关系的划分已经成了历史。其实, 早在 Snell-Horny (1988) 那部堪称经典的《翻译学：综合法》一书之中, 她就明确地表示：“翻译学是一个综合的、独立的 (independent) 学科” (同上:35) 。她在综述西方的翻译学流派时指出, 当时西方有两大翻译学流派：一派是语言学进路的, 另一派是比较文学进路的。她在论及语言学进路的翻译学时说：
翻译学的这一分支是语言学取向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被明确地界定为是应用语言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 且不加区别地采纳应用语言学的目标和方法。就像语言学旨在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研究语言一样, 语言学进路的翻译学 (ubersetzungswissenschaft, 此系德语, 对应的英语是translation science — 引者注) 旨在用严谨的科学方法, 对翻译展开滴水不漏的研究；传统翻译理论因为方法不科学、“主观性太强”, 甚至“太天真”, 而被抛弃。语言学进路的翻译学, 就像语言学一样, 采用精确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翻译, 尤其是数学和形式逻辑的方法, 而现如今这两种研究翻译的方法通常都被认为是死路一条 (a dead end) 。(同上:14)
不难看出, 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中, 翻译学从属于应用语言学显然是受了上世纪西方学界的影响, 然而此种类属关系既然在西方已经成了历史, 中国的学术管理层是不是也应该与时俱进呢? 真正学术前沿的声音什么时候才能被管理层听见呢?上世纪 70 年代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 我们还要等多久呢?
三、翻译学的跨学科性
翻译学为什么在西方可以脱离应用语言学的范畴而独立呢? Palumbo 认为, 翻译学之所以一开始被归入应用语言学, 这是因为：
这一看法的形成与当时的机器翻译系统的研发有关。因此, 即便当时翻译研究大多都有“理论的”性质, 但其背后的推动力基本上仍具有应用的性质。翻译研究成果的另一个应用去向则是翻译培训机构。(Palumbo 2009:1)
早期语言学进路的翻译研究基本上是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待翻译, 主要针对一些只言片语展开讨论, 而讨论的层面一般仅局限于词句。然而, 不久就出现了针对其他层面的语言学描述, 随着篇章语言学、话语分析和语用学对研究工作的介入, 翻译最终被视为是一个文本再创造的过程。同时, 其他学科视角的引入也拓宽了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research) 的领域：信息论和传播学突出了翻译的社会性, 强调翻译的本质是一种行为, 因此除了译者之外, 还会牵涉到其他参与者 (如客户和读者) , 而且还有很多语外因素也需要考虑。(同上:1-2)
文学研究和哲学一直对翻译尤为关注, 因而也为当代翻译学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和主题。(同上:2)
综上所述, 不难看出, 当代翻译学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征 (受惠于语言学、文学研究、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 等等, 恕不一一列举) 。(同上:3)
由此不难看出 Palumbo 的论证逻辑：早期翻译研究与应用语言学有关, 那是时代的局限, 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和深入, 研究翻译的进路早已经摆脱了应用语言学的单一束缚, 新的研究进路除了语言学之外, 还有文学研究、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 以及信息论和传播学, 等等。翻译学的跨学科性决定了它不从属于任何单一学科, 拿 Bassnett (1980:1) 的话来说, 它“不仅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小分支, 更不是语言学的一个特定领域, 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领域, 拥有许多意义深远的旁支”。这也正是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关键理据所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看严复翻译《天演论》, 其结论必然是“不忠”, 但问题是：严复的英语那么好, 为什么会在很多不可能犯错的地方“译错”? 从文化研究、阐释学、心理学、社会学、信息论等角度来看这一现象, 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也就是说, 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看翻译, 会看到翻译的不同侧面。所有的研究角度实际上都有点像盲人摸象：只见其一, 不见其他, 因此只有睁开眼睛, 跨越不同的角度, 才能洞见翻译这头大象的全貌。
四、呼吁：给予翻译学以一级学科地位
自从国际翻译学界在上世纪 70 年代发动“文化转向”以来, 曾经轰动一时的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在当下的学术潮流之中已经远不是主角了。在这种情况下, 仍抱残守缺地把翻译学规定在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之下, 就有点跟不上国际潮流了。落后, 就应该迎头赶上, 否则很不利于翻译学的学科发展。由于翻译学在中国尚未获得学科的独立性, 因此在国内的各种评审中经常出现外行评内行的情况：一些好的项目被扼杀, 一些不好的项目不仅被批准, 甚至被设为重点。此外, 国内有的高校对不同的学术刊物进行了分类, 其中一种分类方式是：一个一级学科只能有一个最顶级的刊物, 称为一类或一级刊物, 等等, 按如此分类, 翻译学的成果只能发在语言学或文学的顶级刊物上才可以被认定为是顶级成果。但这些刊物每年也就只能发表那么几篇翻译学的论文, 难道国内顶尖的翻译学成果就那几篇吗? 显然不是。
再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 目前翻译不仅有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博士专业, 还有了专业硕士学位 (MTI) , 连专业翻译博士学位 (DTI) 也已经提了出来；设立翻译本科学位和翻译专业硕士学位的院系已经数以百计。如果课堂教学仍然本着翻译从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 正常的教学都无法维持了：若只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讲翻译, 翻译所涉及的文学性没法说清楚, 翻译所涉及的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问题也都没法说清楚。
可见, 目前国内对翻译学的学科定位显然不利于、甚至阻碍了翻译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学科的划分首先不是为了管理的方便而存在的, 而是为了促进学科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如果这样的划分非但不能促进反而制约了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这就有违学科划分的初衷了。在新的形势下, 这个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给予翻译学以一级学科的地位目前已经是翻译学界的一个普遍的呼声, 这也是翻译学这一跨界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给予翻译学独立学科亦即一级学科的地位, 才可以集合所有相关的学科能量来更有效地解决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问题。
学科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 这一点我们无法否认。因此, 关于学科的认定也有必要看一看西方同行是怎么把握的, 这对于我们认识翻译学在中国的现状、展望这一学科在中国的未来, 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
作者简介：王东风，博士，教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期刊 Foru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国内期刊《中国翻译》、《外语研究》编委。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语言学、比较文学和外语教学。已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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