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

办学指导思想方面
　　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他在《岳麓书院记》中 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既是张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办学也就是为了科举取士。两宋官学的弊端正表现在士子们“争驰功利之末”，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张的上述主张便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一，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学校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
　　教学程序方面
　　在教学程序方面，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张在《邵州复旧学记》中精炼地对教学程序进行了概括。即：对学生首先灌输“小学”、“六艺”的教育，通过“洒扫应对”之类的日常锻炼，履行弟子职责，“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儒家祭祀和实践活动；再加以“弦歌诵读”，使学生学习达到高级阶段；然后再研修深造，进入《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这套教学程序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识教育的范围，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也囊括进去了。重视学生的品德培养是张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教学内容方面
　　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张为岳麓书院亲自编写了教材《孟子说》，他在其序中说：“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有赖于儒学，儒学的振兴则依赖于人才的培养，二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张把官场腐败归咎于儒术不兴，所以他一方面批评“今日大患，不悦儒学”，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训导诸生“先于明义利之辨”。
　　教学具体方法方面
　　在教学具体方法方面，主张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即所谓“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他又说《中庸》论诚之道，其目的有五：学、问、思、辨、行，而五者皆贵于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渐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张主张“学恩并进”，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说：“然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两进也。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这种“学思并进”的思想显然与陆九渊的“只思不学”是绝然相反的。张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虽极力推崇儒术，但不主张囫囵吞枣、盲目追从。他说：“所谓观书，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
　　知与行的关系方面
　　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主张“知行并发”。张栻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他在《论语解·序》中指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 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损行而深化，知可促进行，行亦可促进知。张的这种知行观显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后行”论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高明得多，同时也成为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理论先导。张的知行观反映在教学上是主张学为了实用，他最反对“循名亡实之病”，批评那种“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学风。
　　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李肖聃《湘学略》说：“南轩进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一时无两”。《宋元学案》中介绍南轩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器者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功臣吴猎、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鲠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整顿“交子”（纸币）卓有成效的陈琦，“光于世学”的理学家张忠恕等。他们都是张主教岳麓时的学生，被称之为“岳麓巨子”，他们真正践履了张拭的“传道济民”的理想，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湖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识高，践履又实。”正是这种思想，对后世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明清到近代，长沙及整个湖南地区在湖湘学派教育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这是一个令人惊叹而又深思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