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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事件: 没有被罚破产的危险 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检讨和改进

又是滴滴,又是女孩,又是顺风车司机!

时隔三个月,滴滴顺风车司机强奸杀人案再次跃入公共视野。只是如今回看起来,从滴滴的客服人员,到警察,到社会监管和处罚机制,每一方看起来都在一板一眼地按规则来做事,但依然无法挽回年轻的生命和人们的信任。

用《中外管理》杂志创始人杨沛霆老先生的话来讲:每个人都在做自以为正确的事情,结果依然无法阻止问题的发生!

那这背后,一定是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以及当前互联网创业文化,在一些关键点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到底是哪些问题?本期“中外管理观察家”专访了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首农电商CEO李志起先生。

1、这三个月,滴滴只是把安全问题做了技术处理

《中外管理》:这次的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与滴滴在三个月前出现的空姐遇害案,两相比较您认为有什么差别?

李志起:空姐遇害案的社会关注度已经非常高了,应该说那是滴滴到那时为止遭遇的最严重的公关危机。当时很多人还是愿意给滴滴一次机会的,看看滴滴能不能整改,能不能采取有效手段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

但这一次,仅相距三个月,更恶劣的事情发生了,大家对滴滴的宽容度一下就全没有了,这次会把滴滴逼到悬崖。

这就是典型的危机事件处理不及时,和整改不到位所带来的恶果。

《中外管理》:三个月了,实际上没有解决这个严重问题,这暴露滴滴什么严重的管理问题?

李志起:这两次杀人案,暴露出滴滴把涉及到消费者人身安全的问题,当成了一个普通的技术问题,或者说细节问题来处理——并没有从战略上,甚至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上反思滴滴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因为对于一个公共出行平台,每个消费者虽然会关心服务的便捷性,但最为关心的其实还是安全。作为一个出行服务平台,在之前已经有很多起恶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企业在核心价值观中还没有把安全作为核心使命来定义,这说明滴滴偏离了作为一个出行服务平台的本质,也违背了自己的初心。

《中外管理》:滴滴本来是典型的互联网思维的产物,是否也暴露了这些年互联网思维的另一面的问题?

李志起:共享出行进入中国,滴滴在中国既是始作俑者,也是普及者,但这种模式越与人们息息相关,越衍生出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过去,滴滴过度地把精力放在了与对手的恶性竞争上,而刚获得一定市场垄断地位后,这两年又陷入到盈利压力里,始终没有真正腾出手来检讨和改进自己的运营模式,来重新定义自己的使命和目标。

反而表面的事情做得比较多,包括对外的口号说自己的目标是星辰大海,但通往星辰大海的路上,应首先把企业生存的根本问题解决好。

《中外管理》:要的不是星辰大海,而是每个乘客起码的安全。

李志起:对,互联网企业往往喜欢谈情怀,但从情怀到实质运营,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2、滴滴的问题,正是诞生于中国互联网创业文化

《中外管理》:您说的就涉及更深层的问题了,比如,中国这些年的互联网文化。以前有人说:为什么中国比美国的互联网市场发展得更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社会对侵权问题不够敏感。

李志起:我们国家毕竟市场经济发展的年头还短,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法律意识也是在慢慢觉醒,还没有发展到普遍在意自己的隐私权、重视索赔的权利,以及在意人身安全潜在危险的程度。

中国社会正经由一次一次被重大事件教育的阶段,我们的法律和消费者法律意识,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滞后的。这种滞后就给了很多互联网创业企业,包括像滴滴这样的公司野蛮成长的机会。

但这种野蛮成长,表面上看是在拼速度、拼刺刀,事实上野蛮成长背后法律上的漏洞,企业管理上的弊端,都会一一暴露出来。

《中外管理》:如果从滴滴高管的视角来看,他们心里有可能是有个天平的:天平的一头是,要关注每个乘客的安全,但安全保障是有成本的,可天平的另一头则是,从概率上来看,每年滴滴会有一定量的因安全问题产生的案件,摆平这些案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成本,一般情况大公司是有精准核算的。很可能天平两头的“重量”比较完之后,滴滴高管做出了现在的选择。

李志起:如果“道”本身就不正确,“术”肯定会出现偏移和扭曲的。如果你就是先追求规模的扩张,而后追求盈利,但始终没有把每一个乘客当成核心利益相关者,那就不会在他们身上花太多的财务成本——这也导致滴滴出现另一个重要问题:扭曲了原来的共享经济模式。

这两次出问题都是滴滴顺风车,按我们传统的理解,滴滴顺风车到底是什么呢?顺风车应该是一个人出行的时候,顺便捎上一个基本同路的人,大家来分担费用。

但事实上你发现,滴滴顺风车的司机,已经成了专业运营司机。包括这次犯案的司机,很多人是纯粹靠开顺风车挣钱的。这其实扭曲了共享经济的初衷。

这些恶性案件早已一次次提醒滴滴,你已经偏离了自己设定的轨道。

但是很可惜,以前一次次恶性事件,没有给滴滴最高层以有效的提醒,到现在问题还在频频发生。

3、不疼不痒的处罚,让滴滴在惯性轨道上越跑越远

《中外管理》:几年前您写过一本《企业的道德血液》的书,话题和现在的滴滴事件很相关。企业什么情况下才会承担道德责任?

李志起:5年前写作《企业的道德血液》时,就有很强的痛感:我们很多企业,无论食品领域、家电领域,还是互联网领域,中国企业现阶段的道德水平、道德追求是不足的。

所以当时我在书里提了一个命题:对道德的追求,是一个伟大企业的核心基因。如果想做出一家伟大的企业,伟大的要素里没有道德,没有对人的尊重和保护这些关键词的话,最后肯定成功不了。说白了一句话,还得以人为本。

今天很多企业在经营中陷入困境,恰恰就是创业设定目标时忘了道德责任这一点。

所以,对于滴滴来讲,怎样补上道德课,而且道德不是停留在嘴皮子上,而是把道德化为文化、化为制度,甚至化为有效的技术措施,这样才能真正完善企业自身的道德链条。

《中外管理》:除了道德成本外,这几年互联网创业环境追求“风口”,也忌惮赢者通吃现象,行业第二恨不得都无法生存。这么一个背景下,很多企业忽略道德问题,会不会有相当的复杂性在里面?

李志起:从目前来讲,恰恰是对企业的道德约束力不够,刚性成本不高,才会纵容企业一再躲避应该承担的责任,包括回避监管的问题。

如果三个月前滴滴因为空姐遇害案,就被严厉处罚,且处罚带来的成本达到让企业不能忽略的程度,我相信滴滴顺风车运营模式会被企业推倒重来的。就像现在很多视频网站一旦被叫停,就是灭顶之灾,企业从会认真对待应承担的道德义务问题。

但恰恰相反,过去的三个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公众也没了解到有关部门对滴滴开了怎样的大的罚单。当时滴滴对提供犯罪嫌疑人线索,发出了一个100万元的悬赏,我不知道对滴滴的处罚有没有到100万,或者更高。

但如果是不疼不痒的处罚,我相信滴滴会在自己的惯性轨道上越跑越远,不会想我要不要刹刹车,速度太快了,重新修正一下我的目标。这个恰恰是处罚给滴滴带来的刚性成本太小了,没带来应有的效果。

企业道德水平的提高,靠自律是一方面,靠外部监管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最有效的办法,这一点从西方国家走过的历史来看,是个真理。

《中外管理》:大规模提高处罚额度,才能让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成为不良企业绕不过去的一个坎,这就不仅是滴滴一家企业的道德自律问题了。

李志起:是的,很多企业,不仅是前一段时间的假疫苗事件,还是早些年三聚氰胺事件,总体来说,从处罚程度来看,对人们的生命、财产的尊重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伪共享经济,把企业推到了最大的风险面前

《中外管理》:新的消息是,滴滴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开展滴滴顺风车业务,出现这样的结果,您更倾向于是顺风车业务的问题为主,还是滴滴自己的管理问题为主?

李志起:一方面是顺风车业务本身在还比较模糊,没有设想清楚的情况下,就推出来了。所以出现刚才说的,成了共享经济的异化,成了让更多注册司机去赚钱、盈利,解决他们职业问题的业务了。

首先是扭曲了共享经济业务模式。

试想,传统的拼车活动里,也许还有些地域、亲情等等因素是可以降低其中的风险的,但当顺风车变成纯粹的利益驱动模式时,其实要付出的监管成本会更高。

其次,尽管有业务模式的扭曲,本来也还是有机会去堵漏洞的,但是从运营角度和出行者角度来看,顺风车模式里有的堵漏功能我们根本不知道。比如:今天有人在网上公开一段视频,说打顺风车时你是可以分享自己的行程的,还可以设风险提示,但遗憾的是很多消费者根本不知道,这也说明滴滴在管理和运营上,忽略和轻视了应该做的风险提示。

综合起来,滴滴终于遇到了万劫不复的压力。

《中外管理》:您的意思是,滴滴顺风车本身就成了共享模式的异化,进而进入了社会监管的灰色地带,然后与它自身的管理问题结合,共同带来的现在的结果。

那么,现在就延展出一个超出滴滴的、共享经济的异化问题,甚至很多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创新,即使不是共享模式,但很有可能也有类似的隐患?

李志起:中国这几年喊得最响的共享经济,一个个都误入了歧途,违背了当初经典的共享经济定义:把每个人拥有的多余的闲散物品、劳动力、资源等,拿出来供大家分享。最后通过分享来降低成本,获取收益。

但是从滴滴开始的共享出行,到共享单车,到现在的共享充电宝,这些大大小小的业务,都不是基于这个经典定义而发展出的商业模式,都变成了穿着共享经济的外衣,实现利益、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模式。

这也导致很多企业有意曲解共享经济模式,从而导致共享经济当中原本社会可以参与监督管理,以及共享经济参与者的自我监督管理的功能丧失了,变成了真空,产生了漏洞。

《中外管理》:这样来看反思的范围是相当大的。

李志起:我国现在很多共享经济是伪共享、假共享经济。

《中外管理》:这也就是滴滴顺风车模式虽然描绘得挺好,但实际上它还是出租车的原因,它构想的“社交场景”并没有出现。

李志起:经典的共享经济模式,应是从社交而到出行,滴滴顺风车是幻想由陌生人的出行而带来社交,这本身就把自己推到了最大的风险面前。

5、给创业者和投资人的衷告

《中外管理》:然后,对有滴滴顺风车这种隐患的企业,您有什么衷告的话?

李志起:无论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还是新商业模式的运用,事实上越来越多地把消费者给忽略了,把消费者的利益置于了一个被动的境地,包括现在大数据泄密的问题。

滴滴出现的问题,也给其他后来的创业者提了一个醒:如果你不把消费者的核心利益,当做企业自己的核心利益,你很可能也会像滴滴一样触上这样的雷,陷入这样的困境当中。

要进一步端正经营者和创业者的价值观,把消费者的利益摆在最核心的位置,这是永远的天条。

《中外管理》:还有一个层面,这些创业者背后还站着更大的势力,就是投资人,对这些投资人您有什么衷告吗?

李志起:如果滴滴这次事件处理不好的话,真的就是一次灭顶之灾。不管是浙江省当地监管部门站出来说话,停掉滴滴顺风车业务,还是交通运输部、公安部,都站出来表态了,可以说,滴滴将来的上市之路,因为这次事件变得遥遥无期了。

最后的输家到底是谁?肯定是滴滴的投资者,背后的资本是最大的输家。

这也给资本提了个醒:如果要投资这样的新兴行业、创新模式,应该基于审慎的原则,而不是基于成长的速度和盈利能力去看商业模式。要关注企业文化层面的道德建设,也要关注企业创始人有没有这样的认识,境界到没到这样一个水平。

《中外管理》:对投资人来讲,一定得更多跳出财务投资的视野?

李志起:我们一直认为,专业的投资者绝对不能仅仅有财务眼光,只做财务角度的判断。通俗地讲,既要从天时、地利、人和,又要从国法、人情、伦理,多个角度去判断一桩生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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