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兵 | 横琴断音——嵇康诞辰1799年祭

‍

横琴断音

——嵇康诞辰1799年祭

文|水兵

一

有时，时空的演进总令人悲叹。

物质丰盈科技发达的时代，人们往往精神浮躁傲慢无礼，社会更缺失珍重自我，尊重个性的胸怀和气度。

在中国历史的册页中，魏晋是个绝版的时代，魏晋风度，是个极有魅力的话题。从嵇康之死到谢灵运之死，从竹林之贤到兰亭名士，是中国精神史上极具特色的一次跋涉。

像一片丰美的树叶，是风吹拂的自由和生动，而不是一帧静死干枯的美丽标本。

看一个朝代或一个时期的权利运行，昏聩或罪恶，表面上看是大众的生活、社会的安定或离乱，或是多少人遭受冤狱、多少生命被杀戮和践踏。实际上，更深的罪恶是整个社会形成的风气或曰价值观。一个时代民众走向精神堕落，信仰丧失，理性缺失，是非模糊，而这个专治政权却不去制止，甚至还以国家名义，残酷地用军队、法律、重刑去压制、剿灭，再有一帮小人用卑鄙、阴谋、虚假、尔虞我诈的手段去驱逐正义、文明，让一种不可言说甚或莫须有的律令去代替法律、法则，与文明、正义为敌，并成为一种风气时尚而大行其道，这才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竹林七贤”就处在这样的政治混乱和模糊状态中。他们清流旷达，率性天真，但却无法抵抗，无法反正，就想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去了断——归隐，回避，躲匿。

但，这也不行。

据《晋书·嵇康传》载：“与（康）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他们纵情山水，常于竹林下纵酒酣歌，笑傲江湖，以避俗羁。又因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后人所谓“魏晋风度”也。

“魏晋风度”像一场怪异的风，只刮了上下一百多年，却让中国朝堂、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化保留着对它的惊悸和怀想。究竟它有什么样的魅力，是破坏还是建设？是信仰还是思想？竟能影响数代风气，甚至连历代文学家、语言学家赠送给它的词语都离不了一个“风”字：风流、风度、风情、风华、风貌、风神、风姿……几乎影响了一千多年的文史哲林。

以不同视角，擅写文化散文的余秋雨说：“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我一直躲避着它，是因为它太伤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平庸”。

作为一个晚生千年的现代人，我惊奇那个时代，欣赏他们的自我风度，更仰慕他们心底的纯净。

他们或打铁，或醉酒，或入仕任官，都喜欢竹林幽聚，纵情山水；或思旧怀古，或长啸歌哭，或笑傲江湖；看似冷寂孤傲，放浪形骸，实则热血沸腾，心系家国。尽一切美，一切智慧，一切坚定，一切眼泪，从狂傲中，从不羁中，从叛逆中，从唯美中，从激情中，化身为风，为水，为自然，为天籁，为无形……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仰望先人之风，士子之气，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为了心中的信仰，向死而笑，震人心魄，让人扼腕感佩，如今，他们都已化作尘土落叶，江河流水，白云飘飘。

如今，千年已逝。哪里去追寻?哪里去眺望？

就以“竹林七贤”领袖人物之一嵇康为例，从后人残留的片言文字中，寻找一点他不长的生命脉络和心路历程，撷拾一点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些许启发和敬意吧。

二

嵇康（公元223年～263年）字叔夜，因曾任中散大夫（掌议论政事），后人又称其为嵇中散。嵇康祖上因避祸自会稽迁至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其父嵇昭曾任治书侍卿史（运粮督军一类的官），早亡，嵇康靠母亲与兄长嵇喜抚养长大。嵇康少时聪明好学，却通脱任侠、卓尔不群，这种性格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世。史书上称他少有奇才，博览群书，无师自通，学识非常渊博。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隐居河内郡山阳县。嵇康是个典型的美男子：书上说他身长七尺八寸，风姿奇秀。他的好友山涛曾评价说，嵇康外表清朗挺拔，为人高峻绝伦，就连醉态也如玉山将倾，可说是面如冠玉、剑眉星目、玉树临风。约22岁的时候，娶曹操的孙子曹林之女曹氏长乐亭主为妻。中散大夫，虚衔，可议论议论朝野政事，也可什么都不做，闲职补缺，实为不履职的散官。

从史料看，嵇康的时代，真是一个乱世！

长年的军阀混战，汉室风雨飘摇，雄韬武略的一代枭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在混乱中占取优势，建立曹魏政权。可不到20 年，文帝曹丕去世，明帝曹叡病危，将太子曹芳托孤于曹爽和司马懿。少帝即位，封曹爽为大将军、武安侯，与功勋卓著的司马懿共同执政。曹爽却趁势削去司马懿军权，大权独揽。他起用典型的浮华派公子哥何晏为吏部尚书（组织部长），任意擢升或罢免官员，任人唯亲，唯我所用，一时朝堂纷争，怨言纷纷。曹爽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一个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一个趋炎附势，爱财如命，把个曹魏朝廷上下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躲在幕后看他们表演，积蓄力量，待机而动。

嵇康心里明白，此时的曹魏集团，已经失去了昔日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雄风，变得家国不分、享乐至上。他更明白，为曹魏南征北战，建立功勋的司马懿绝非庸碌之辈，而是一个谙熟政治、内藏野心的人。为避开斗争的锋芒，正始四年（公元243年），20岁的嵇康仗剑出游，离开了京城洛阳。当他来到河内郡山阳县时，不由怦然心动。此地奇峰巍峨、茂林修竹、灵泉遍地、山野清幽、稻米飘香，正是修身养性、隐逸避世、远离红尘的好地方，嵇康遂举家迁居于此。

正是由于嵇康性格一方面“意趣疏远，心性放达。”有君子风度；另一方面又“任性侠气，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按现在的话，典型的性情中人。他迁居此地后，其好友阮籍、山涛、王戎等志趣相投者便追迹而至，经常于竹林山野间临水赋诗、纵情酣饮、高谈阔论、抚琴吟啸，相与友善，一时传扬朝野，此地便成为“竹林圣地”。

至司马氏掌权，嵇康被诬陷为“为不孝辩护”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杀，他居山阳已达20年。因此，嵇康虽不生于山阳，却长居山阳，享名于山阳。

这20年，是他活得最舒服最自然最任性自由自在的20年，正是自由自在，才是幸福生活的源泉。

三

“竹林七贤”常相聚的地方是现在河南焦作境内的云台山百家岩，随着嵇康于景元三年（公元263年）被司马昭所杀而结束。据《三国志》记载：“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既好老庄，又尚奇任侠，焉得无祸？　　

那么，嵇康何故被杀？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像后来岳飞因“莫须有”之罪而罹难一样。说白了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专制时代，皇权大于天，你不与我合作，还挑刺拣毛病，甚至小集团地蔑视我，你不死谁死。

景元一年（公元261年），司马昭杀了魏帝曹髦。为逃脱弑君的罪名，司马昭很想取得舆论和名士名人支持。第二年，司马昭指派“七贤”中的山涛（司马氏代魏称帝后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傅）出面拉拢嵇康。山涛荐嵇康代替吏部侍郎（组织人事部副部长），嵇康得到消息后，名士脾气爆发，在愤怒中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与司马氏集团合作。

嵇康的行为实在有些让人瞠目结舌。庄子拒绝楚相的官职时还委婉地打了一个比方，说自己只是一只喜欢在烂泥里摇摇晃晃的乌龟，嵇康却特意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详说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又说自己去做官，就是手拿屠刀“漫之膻腥”。这种不屑权贵、独立高傲之姿当然博得名士赞誉，但也深深地刺痛了当时的朝廷实际统治者——司马昭。

司马昭得知嵇康拒绝出山做官，又独说什么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勃然大怒——司马氏父子擅立皇帝，皆以周公摄政自居，司马昭还想实行“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嵇康这样的话隐含攻击与反抗，正捅到了他的“痛处”，便对嵇康恨之入骨，萌动杀之而痛快之想。

“非汤武而薄周孔”这里面有一段历史：

殷纣王荒淫无道，残暴成性，天下共怒。以武王为代表伐纣，赢得胜利，纣王带着妲己自杀了，周朝立。周武王是圣君，总不能把人家纣王灭族了，就把纣王的家人都归拢到一块，还给纣王的儿子武庚一块封地，让他管理，但是又怕武庚谋反，就把自己的三弟管叔和五弟蔡叔、另一弟弟霍叔派去监管，号称“三监”，看着武庚。周公旦是四弟，在家给武王当军师。解决了这些以后挺高兴，武王就死了。武王的儿子还小，周公旦就理所当然的摄政了。

但问题是还有三弟管叔和五弟六弟蔡叔霍叔呢，摄政也不单单轮到你四弟周公旦啊。

三弟管叔和五弟六弟蔡叔霍叔不服，起兵了，还伙同他们应该防备的武庚一块起兵，史称“三监之乱”，有点监守自盗的味道。

周公带着九弟康叔亲自镇压平定了，这件事被记录在易经中的晋卦里：“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然后周公就一直辅佐周成王，成了后世大臣的典范。

——这是孔子承认的正史。

嵇康出场了，问题来了。

嵇康说：那三弟管叔和五弟蔡叔是周武王封的没错吧？周武王是圣君没错吧？后面周武王刚死的时候，周成王还小，谁知道你周公旦会不会杀了小成王自己当了王？所以管叔和蔡叔这叫清君侧，而不是反叛。

后世也有赞成这个观点的，白居易就说过：“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站在当时的节点上，是没有办法知道周公是不是会篡权的。

更有可能的是，周公正是因为管叔和蔡叔的谋反，才觉得“人言可畏”，从而就不篡权了。

所以后世尊周公为圣人的孔子，其实也是只看到了一面。或者说，只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那一面。

那么问题又来了，嵇康驳斥周公和孔子，就为了显示自己“非主流”吗？

非也。嵇康主要是为了反对司马氏。

这事还得从曹操说起。

话说曹操虽然以“奸雄”流传，但是曹操对于民生还是很注重的，不然也不会演出割自己的头发来惩罚自己马踏庄稼的表演。所以曹家还是很得人心，然而篡位曹家的司马家却很残暴，所以当时很多人不喜欢司马家，以这个嵇康为最甚。

由于司马家想从经典中找“禅让”的理论根据，嵇康就打破经典的垄断地位，让司马家的“引经据典”变成无源之水。

所以嵇康才有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说法。

从这里看，嵇康绝不是个愤青，他是有政治立场的。

虽是这些，但嵇康是名士、名人，非同小可。司马昭还不致于置嵇康于死地。这时候，一个聪明而有才干的小人出场了。他叫钟会，颍川郡（今河南长葛县人），司马昭宠信的一个年轻人。他与嵇康之死有莫大的关系。之前，他也曾多次构陷阮籍（嵇康好友、竹林七贤另一领袖）——《晋书》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阮籍），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讲究策略和方法而又柔韧一点的阮籍最终都通过“酣醉”而幸免。

在钟会没有成名前，曾写了一篇论文想让嵇康看。他知道嵇康高傲，诚怕当面见嵇康遭拒绝难堪，就远远地将自己的论文抛进嵇康家的院子里，赶紧离开，惶慌诚恐地期望着嵇康能够赏识。嵇康一直没有回应。钟会成名之后，他觉得可以在大名士嵇康面前摆摆谱，甩甩脸了，就带着大批车马随从拜访嵇康。

许是名人大都有个性和特殊的癖好吧。当钟会去拜访嵇康时，嵇康正在柳树下打铁，好友向秀（七贤之一）在一旁拉风箱，见钟会来了，嵇康旁若无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叮叮当当，呼呼有风，只管打铁。

僵持，等待，还是僵持，等待，钟会终于忍不住了，面带怒容拨马便走。此时嵇康却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虽懊恼失望，但才子应变能力还是十足，立马对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本是两句充满禅意的问答，但在这种情况下，却丝毫没有高妙的感觉。嵇康的话里隐含着高傲与鄙视，钟会的话里充满了愤恨与恼怒。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从此钟会恨透了嵇康。

鲁迅先生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一些。“竹林七贤”中，青眼白眼的人有，装疯卖傻的人有，醉态不拘的人有。

但这高傲、白眼、装憨是刺向自己的一把软刀子。　　

景元三年（公元263年），一个案件把嵇康牵扯进来。

嵇康的朋友吕安有个哥哥叫吕巽，人面兽心，见吕安的妻子长得漂亮，就生了邪念，趁弟弟不在家用酒把吕安的妻子灌醉后奸污了。吕安之妻羞愧难当，自缢而亡。吕安回家后，从仆妇口中得知真情，虽极其痛恨哥哥的禽兽之行，但碍于一母同胞的情面，只好隐忍不发，仅将此事告诉了嵇康。谁知吕巽做贼心虚，总觉得有把柄在吕安的手里，对自己不利。于是就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段，向司马昭诬告吕安，说弟弟吕安对母亲不孝。

当时，司马昭正在标榜“以孝治天下”，而吕巽又是他跟前的红人。因此他下令将吕安抓起来。吕安不服，把吕巽的丑事揭发出来，并引嵇康为证。嵇康义不负心，保明此事。司马昭在吕巽的欺骗谎说下不听吕安的辩解，将他判处徒刑，流放到边远地区。嵇康对吕巽的做法十分愤恨，一气之下就又写下了《与吕巽绝交书》。不久，吕安在途中写给嵇康的牢骚信被截获。司马昭以信中有不满之词为由，又将吕安收拘，同时下令逮捕嵇康。

嵇康在监狱中思绪万千，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幽愤诗》。他在诗中回忆幼年的生活，说自己早年养下了任性的脾气，长大后，心地善良而不能识别好人坏人。他对自己无辜遭受陷害表示抗议，认为自己虽然被捕，但是在道义上还是正直光明的。本是替朋友辩解的一件小事，嵇康未料到自己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在诗的结尾说，自己一旦脱离困境就将远离尘世，“采薇山阿，散发岩岫，咏啸长吟，颐性养寿”。

此时小人钟会立意报复嵇康，又出场了，力劝司马昭杀掉他。他悄声进言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康为虑耳。”又说：“当年毌丘俭起兵时，嵇康就打算响应，只是山涛劝说数次才作罢。过去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都是由于他们害时乱教。现在嵇康和吕安言语放荡，攻击经典，应该借此机会杀掉他们，以淳风俗。”

他避开了因孝不孝的具体问题，专拣司马昭的痛处点，句句打在司马昭的心坎上。在道义人格上，他是小人，在诽谤技巧上，他是大师。

钟会一走，司马昭即下令，杀无赦。判处嵇康、吕安死刑，立即执行。

在“时不我与”时，不审时度势，隐忍合时宜而行，在皇威权杖下，不屈从俯首，表态合作，最终在主上愤其有才而不合作，小人憎其恃才而不同流的联合击打下正义殒命。

公元263年，在夏日炎炎的烈日下，在3000太学生“请以为师”的乞望求救声中，嵇康悲壮就死。

那一年，嵇康仅仅39岁。

《世说新语·雅量第六》记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嘭”！琴音促断。一曲《广陵散》成为绝唱。

面对嵇康，除了体味，我几乎无话可说。

而对小人钟会，我更无话可说。

后来钟会在魏灭蜀之战中，配合邓艾分兵进取，最终灭亡蜀汉，拜司徒，封县侯。功成之后，又萌生不臣贰心，和蜀将姜维串通，图谋据蜀自立。景元五年（264年）正月，以郭太后遗命之名，矫诏讨伐司马昭，为部将胡烈所害，死于乱军，时年39岁。与嵇康之死，仅隔一年。

历史的天空，有多少奇秘悲壮之事，就有多少奸邪可笑之人……

回望嵇康的短暂人生和精神性格来路，真是让人唏嘘！

此前，嵇康在苏门山中曾遇隐士孙登，并随其云游，希望能够得到指教，孙登始终默然。后嵇康出山临行前问孙登：“先生真的不想对我说些什么？”孙登这才说：“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你才识超绝而性情刚烈，怎么可能幸免于难呢？一语中的，嵇康不由黯然神伤。隐逸本非所愿，云游三年之后，嵇康仍旧回归山阳，幽居山水，交善友人，打铁自娱。本想寂寥一生，向隅而安，不料才高八斗，名响天下，想不作为而非要你有作为，结果，匆匆一生，江河轰鸣。

四

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语震动当时并传之后世的司马昭，于魏晋之间的政坛上，堪称首屈一指的人物：要刚毅有刚毅，要智谋有智谋，要实力有实力，司马昭可称得上雄视宇内。

要大经营，就离不开用大人才，尤其离不开用名士名人。在司马昭看来，名人名士不一定有大实用，但至少能得大虚用，用他们可装点门面，显示得人之心。这样做，未必获得期望的效果，但总能为自己的脸上贴些金，达到示人的效果。

但用名士得注意他们的显著特点，就是喜欢发议论，以炫耀有见地；此外脾气大，容易发牢骚。因此用名士来“装饰”政坛和门面，得把握分寸：他们完全可以清谈，可以玄言，可以谈风花雪月，可以谈天文地理，可以谈那些无关宏旨的人，谈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但绝不准他们对本集团进行非议，进行诋毁，进行任何刺激性的评说。如不这样，本集团的政治行为将从反面被攻击得体无完肤，自己苦心树立的形象将遭到极大的颠覆甚至破坏，才得到的一点人心将无可挽回地分散。

名士们只要不说长论短，闹点脾气，使些性子，都好说。即使心存芥蒂，不愿合作，不愿靠拢，不愿歌功颂德，那也好说，没多大的关系。原则只是一条，不得乱说，乱说便不客气了。像那个以孔子后裔自重的孔融，目空一切，由着性子乱说一通，就连雄才大略惜才爱才的曹操也是忍了又忍，终于忍无可忍，将他给杀了。

切记：如果想定你罪，清谈也可误国。

司马昭心里的想法，拿出来就成了规矩。对当朝名望大得无出其右的竹林七贤，司马昭非常关切。他的关切，用在唯我用上。

而嵇康偏偏不识抬举、胡言乱语，还不合作，那就得得给你点儿颜色看看——也是让天下看看。

嵇康拒绝了他的拉拢，以致司马昭的兴趣全部转向了阮籍。拉拢阮籍，多少能弥补一点遗憾。在竹林七贤中，阮籍的岁数不及山涛大，风度不及嵇康好，然他却是其中的另一个领袖。能将他归入彀中，便等于招降了“七贤”中的大半。

阮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激起谈兴，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然而他的言谈内容却清空奥妙，有趣、有致、有理、有道，但仔细一辨，玄远得很，似乎什么都说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让人摸不着边际。他极为谨慎，简直谨慎到了至极。与他交谈，听不到人过，听不到时事，听不到“敏感”问题。也因此司马昭才感叹：“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阮籍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

有这样谨慎的人在朝中做个榜样，便能为口无遮拦者戒，为喜欢批评者戒，为存心诽谤者戒。戒得透了，朝中就会减少孔融般的人，嵇康般的人，就会减弱舆论波澜的泛起，就能保证自己的权威少些杂音，少些阻挡，唯一声才能宏达，才能声震寰宇，才能一声令下，天下颤动。

阮籍有用，且有大用处，司马昭对他很是看好。因此阮籍提出的一般要求，都尽量予以满足：他要当东平相，就让他去当，当不下去，回来了，照样欢迎；他要当步兵校尉，也让他去当，事情不管，经常喝得烂醉，也由着他去。至于阮籍的狂，那是名士做派，没这样的做派，反倒不像大名士。对这种无伤政局的事，可睁一眼闭一眼，无需拘束得太紧，否则砸了朝中的花瓶，被众人非议评说，是很不划算的。

司马昭不需要名士来充当先锋、爪牙、走卒，只希望名士都能像阮籍那般彼此彼此心里明白，谦谦和和，老老实实，互赠玫瑰，互相捧场，这就得了。花瓶就是花瓶，司马昭想得非常透彻，看得非常清楚。

只有嵇康，心灵纯洁，眼睛明亮，容不得一丁点儿污浊和泥沙。

那就惨了，不听召唤，不听劝阻，又不受拉拢、合作，那没办法，风一样，只有刀锋下一声“咔嚓”，鲜血横流。

自由的花朵肃杀在高洁赴命的血泊中。

所幸，千古绝响的《广陵散》并没有失传，又被后人整理流传下来了。

所以，在夜深人寂的时候，我们戴上耳机便能聆听这首绝世的琴曲。

该首琴曲苍凉悲壮，慷慨激越，铿锵昂然，雷电骤鸣，风雨萧杀，充分展示出义士侠士们慷慨赴死的壮烈精神，展示出嵇康面对生死神色不变，抚琴泰然的名士神貌。

…… ……

当琴曲听完，我还沉浸在激昂悲壮的情怀中难以自拔。我知道我所听到的《广陵散》绝非嵇康临行前的铿然绝响，但我已经很知足了。因为即便这样，只要能够经常听到此曲，仿佛就能看见侠士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壮烈义举，名士嵇康临危不惧、抚琴天地的巍然傲姿……

现在，我们回望魏晋，是在追念他们高旷美好的人格，独立爱我的精神；我们怀念，是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拥有远比我们现代人纯净的心灵，纯粹的深情。他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真在，透过千年时光仍震撼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无地自容。

——因为，生命、生活、自我、个性、自由，一千多年前嵇康的几个痛点，到现在，我们仍然痛着。

(2021秋冬之际于南阳白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