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回国一周年整，我们特发此连载。
此文节选自巴西裔法国分析家Heitor O'Dwyer de Macedo撰写的《给年轻分析家的信件》（Lettres à une jeune psychanalyste）。
亲爱的朋友，您的问题是要让患者躺在沙发上还是坐在椅子上，这是新手分析师通常想要探索的许多问题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考虑这两个选项背后的历史，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个问题实乃次要。 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沙发，因为这个位置，躺在沙发上的人正在跟坐在他身后的人说着话，这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荒谬和超现实主义的。我会告诉你我自己的经历。
当我开始做心理分析师时，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当我们对与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的可能方式非常感兴趣的时候，通常的建议是，决不应该要求他们躺在沙发上。
后来，我遇到了GiselaPankow，他了解了很少人知道的精神分析的本质， 她就让精神病患者躺在沙发上。 她认为重要的是评估会谈。必须花一定时间清楚地确定病人的主要防御性组织 - 她称之为诊断。【这个部分我们这次课程有专门讲述，关于Pankow的临床个案，正在翻译中，她书中对这个部分有非常详尽的阐述。】 我会给你一个有趣的，但具有启发性的插曲。 我的办公室里充满了Pankow介绍给我的精神病患者和倒错的病人。 有一天，她给我介绍了一位很有魅力的年轻女子，一位在医院和私人诊所执业的医生。 考虑到这位女士的社会地位，我认为这次Pankow已同意将一位真正的神经症患者转介给我进行分析了。 因此，在第一次会议结束时，我建议她我们在下一周开始治疗，并且我们每周都会见面三次。她同意了，而我很高兴。
在第一次会谈中，她就躺下了- 也就是说，她把头放在脚应该放在的地方，她的脚则放在枕垫上，人们通常会把头放在那里 - 并宣告说：“我有一个精神病的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企图自杀“。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让她坐回椅子上。但自从她是一名医生以来，我告诉自己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她会意识到我认为她是精神病患者。所以我告诉自己，我应该把她看作是一个无法找到舒适位置的入睡的婴儿，我帮她舒舒服服地躺在了沙发上。这里有趣的是我相信，如果我让她坐在椅子上，她会认为自己是精神病患者。这就是在一定时间内流行的理论的力量！有益的是，我不能说我今天会做什么 - 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让她坐在椅子上。不同的是，现在我有更多的经验，因此在处理困难的临床情况时有更多的自由。但是我仍然不能确定我会在类似的情况下做些什么;每个特定情况的性质取决于多种因素。
几年后我遇到的VictorSmirnoff，这位分析家认为重要的是确保病人一躺在沙发上却不会大规模地退行。来自这样一位杰出临床医生的观察结果提醒我们，要求某人躺着会产生影响，这不是一个中立的要求。事实上，他希望在移情性地标到位的情况下允许修通之前，避免突然的退行，这表明他不仅关心病人，而且主要是为了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事实上，为了保护他的精神状态，弗洛伊德要求他的病人躺下来，这样他就不必在整天的分析工作中与他们保持目光接触。但Piera Aulagnier曾经说过，她询问那些倾向于让她坐在那些让她觉得无聊的病人的身边 - 这样她才不会入睡，而能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
至于我，状态也是我的首要考虑。一般来说，对于认识到与现实（对方的欲望和特定文化的极限）有着持续冲突的（由梦和记忆所构成）内部世界之存在的那些患者来说 - 换句话说，那些对他们来说，焦虑是生活中的一个现实 - 我从一开始就把它们放在沙发上，或者尽快将它们放在沙发上。与所有其他人一样，主要困难来自创伤的影响，首要任务是评估必要的在场类型。当然，我们对他们的在场，也是他们对我们的在场的程度，以便我们能够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工作。在场是由对身体语言和眼神接触的感知所组成的;这与我们的问候方式，打开门的方式，用我们的语调，适当的沉默和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的能力，包括在一个热情的话语流动的人的能力和让他放心的能力。在这些患者受到创伤影响的情况下，分析场景的仪式化使得分析和与分析师的关系变得不再真实，因为它与这些患者产生的防御发生共鸣，作为防止暴力的代理这样的防御措施。
对于这些受创伤性暴力的影响破坏了所有自发表达的主体，我们的实际存在是允许他们去冒风险，以认可分析家认识到他们的在场是实际的基本条件。他们承担的风险是希望的风险，因此才失去了这种希望，这将是创伤性崩溃的重复。这是分析关系的前所未有的本质，可以让病人认识到某些信念的投射性特征。作为一种实际的经验，他将抓住幻想和感知之间的区别，或者是一种关系的象征性现实 - 他与分析家建立的关系 - 以及所遭遇的无限想象的可能性之间的区别。所有这些观察结果都证实我们的舒适度与移情的动力学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因素可以激励我面对面地或者在沙发上来与病人进行会谈。我可以让一个女病人躺在沙发上，因为她非常美丽诱人，当面会让我几乎无法专注于她说的话。我要求一个同样漂亮的病人坐下来，因为她用她的诱惑力把她的忧郁性的抑郁症给抑制住了。我希望听到她的忧郁症而又不忘记她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这样她就可以将这两个不相关的维度联系起来：她的抑郁和她的性感。
我可以告诉你的其他事情是什么呢？通常，进行过分析的人以前宁愿保持坐姿。如果我认为他们的决定并不是不可更改的话，我会愿意遵守。当病人很乏味时，我要求他们躺在沙发上：他们是父母无法想象出他们未来的孩子 - 我希望他们在视线之外能够更好地为他们梦想而生活。尽管我对病人的初始位置比较缺乏灵活性，但我可以稍后修改我的决定：一旦我的建议被接受，随着工作的进展，我们可能会倾向于与患者坐在一起或躺在沙发上讨论某些事情 - 尽管很少有患者在分析环境中经历过这种灵活性。简而言之，可以说沙发只能在分析人员认为病人已授予他诠释的位置时才能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关于椅子或沙发的决定会成为次要的。
但是，要求某人躺在沙发上而不被确认为解释者的角色 -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可以通往灾难的确定途径。 有时，患者从一开始就会让分析家处于解释的角色上。 （这可以有助于启动这一过程- 只要患者也可以向他所看到的特定分析家授予此位置）。但是，越来越多的情况是远非如此的。
不久之前，在节假日之前，我看到一位新的患者决定在深深困扰她的事件发生之后开始分析。在她的生日想要让她的母亲惊讶，她去了她母亲当时正在访问的国家。 她在庆祝活动中到达，发现她的母亲却没有认出她，并且惊呼：“这是谁？”
正如Françoise Dolto曾经说过的，在某些情况下，你必须被恩典感动。 假期前的最后一天，离开之前还有一个小时，所有这些苦难都无人照看！我很幸运地想到要告诉她：“你的母亲一定是一个处理她情绪很困难的人。 你的到来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惊喜，但情绪如此激烈和出人意料，她宁愿不去相信它是真实的，把你的存在视为一场梦。”我猜对了。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显然分析会很快揭示出创伤和童年的困难，但我知道现在我们已经共同克服了这种困境，如果我愿意，我可以让她在我们假期后立即躺在沙发上开展会谈。事实上，这就是我所做的。
享受你的暑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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