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问题一直是个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而又结论未定的问题，翻译理论经历了可译与不可译，直译和意译，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译者中心论等不同的翻译研究阶段。而译者的地位变化也是起起伏伏。本文以硕士论文《译者地位变迁的研究》为蓝本，提出或认可或质疑的意见。
关键词：译者地位； 苏珊·巴斯奈特； 读后感
在翻译理论的学习中，苏珊·巴斯奈特的文章The Meek or the Mighty: 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选自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给我的印象颇深。这篇文章中，苏珊·巴斯奈特颠覆了传统译论中译者地位变化的看法。一开篇就论及了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并且推崇“译作是源文本的‘再生’，是它的存留，它的转世”（赵彦春：28, 2005）。但是，赵老师对于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所谓的颠覆性的观点并不赞同，并对其进行了逐一的反驳，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依据。由此提醒了我，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立场所在。要有独立的意识去判断是非，并且也要符合规范。
也说翻译史中关于译者地位的变迁。我想了解在西方翻译史中，译者身份到底经历了哪些变迁，其中背后的原因或者历史背景是什么，于是就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其中包括关熔珍硕士论文《译者地位变迁的研究》。仔细阅读之后，众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在其论文之中首先提到的是在古罗马时期。有资料显示，在公元前3年，古罗马战胜顾希腊之后，欲兴本国文化，组织了相当数量的人对古希腊的文化进行大规模的翻译。由于古罗马政治上的强势，译者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充满了胡译，乱译以及干预。但是结论给出的是，这时候的译者享有一个很高的地位。对此结论，我有些疑问。我的理解是，译者的地位是指在社会各个行业的范围内相对被重视的程度。如果仅仅从他们做翻译拥有多达的自由或者权利去操纵原文的角度就来断定他们的地位高低，是不是标准不是很统一的呢？
然后是进入不可译论阶段，即，由于在中世纪宗教的介入，教会拥有绝对的权力来统治民众。他们也就被看做是上帝的信者，来想普众生来传达上帝的旨意。这时候译者的地位被认为是最低的。因为，翻译活动基本上禁止的。只有教会有权力翻译相关的他们认为有必要翻译的作品。我认为，既然这个时期译者，作为我们通常认为的一个群体都不存在。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也指的是教会中从事翻译的人，那，他们的地位还低吗？
进入下一个阶段，即，宗教改革以后，译者群体出现。但这时他们处于一个“奴隶”的位置，即，被原文所奴役。通常都把原作者的地位抬的很高，因为他们是原创性的，译者必须根据原作者的意图亦步亦趋，因此，他们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是这个阶段也可以再分为两个子阶段。开始是以原作者为中心，继而发展到以原文本为中心。在以原作者为中心的阶段，原作者的背景，学识，写作意图，社会关系等等都是译者在翻译时力应捕捉的东西。这对于译者来说，无疑是套上了第一层枷锁。到了以原文本为中心的阶段，翻译不再是考究原作者了，而是文本本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翻译的科学阶段。这时期的翻译理论主要基于语言学学科的发展。其中，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太多的关注了文本的形式，风格，意义，结构，以及背景，并且在词汇，段落，篇章以及语用，语法方便给予了过多的限制，这就给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套上了重重枷锁，更加限制了译者的自由。
接下来是译者的隐身阶段。此时的译者在翻译时，应该像一只透明的玻璃杯一样，不能再译作中遗留任何自己的影子，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等统统抛之脑后去进行翻译。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实现的理想。试问，如果这样的话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译出的作品应该是相同或者大致相同的，可事实上果真如此吗？我宁愿相信一千个译者有一千个译本。那其中的差别是什么？我认为还是译者的风格，这显然有译者的影子在里面，而不可能是完全透明的。
从这之后，翻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开始了以译者为中心的时代。其中奈达的读者反应论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既然要考虑译入语读者的反应，但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便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文本进行适当程度的调整，来让接受语读者能够产生和原文读者相同或者相似的反应。既然译者有一定的自由来掌控原文，相比以前对原文亦步亦趋，绝对服从的年代，他们的地位确实是提高了。
但是当进入解构主义阶段以后，罗兰·巴特的一篇“作者已死”的文章激起了千层浪。到德里达，都是在顺从这个思想中再发展的。对于译文时原文的来生的观点一下子把译者的地位再次抛向高空，认为他们的翻译工作必不可少，而且及其重要，甚至超过原作者。不过在我看来，此派观点还是有些偏激的。翻译最简单的不过是让不懂原语的读者能够接受异域的知识和文化，果真值得这样争论不休么？
当翻译遇上文化转向以后，就发生了一连串无法控制的发展方向。韦努蒂的译者可见性开始认证了译者的地位，他们不再是“背叛者”，而是文化的“传播者”，把异质的文化传播到本国以外。而操纵学派更是把译者提到了征服者的水平。由于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的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可以回避与自己的意识形态不符的地方，可以删节他们认为不应该翻译的情节。但是，他们的地位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如果说这些做法是出自他们本人的想法的话，可以说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可要是赞助人强加给他们的呢？他们不这样译便得不到稿酬，他们便无法生存。迫于压力，他们只能听从别人的安排去译或者不译。那他们的地位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
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的翻译则完全把翻译当作了一个工具，将其当作政治的踏板。翻译被扭曲，被变形。在此便不多谈。
总之，赵老师研究问题的方法让我恍然大悟，给了我一个做学术的基本的方法，那就是带着问题去阅读，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辨，而不能人云亦云，没有立场。当然，由于本人阅读有限，可能提出的问题还有些浅显，需要指出批评建议。但无论如何，我相信这对于我以后的论文写作还是受益匪浅的。
参考文献
1. 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 关熔珍，译者地位的变迁[D].南宁：广西大学，2004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