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散论

      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在一次电视学术报告会上谈到中国的哲学问题时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书法。”又有一次他在与清华大学副校长胡东成谈话时说过“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旅法著名学者、书法家熊秉明先生1984年9月在北京与书法界朋友座谈时曾说：“书法是代表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可以说是核心的核心。”法国总统希拉克说：“中国书法博大精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恐怕我们西方文化永远也无法达到这个境界。”(这是水均益在采访希拉克时问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时，希拉克说的话)
一、书法的文化问题
    我们知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意志与创造欲望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也就是这个民族的人生观、宇宙观、思维方式、抒情方式等诸方面的具体表现。所谓的文化精神就是广泛地指此民族的人生观、宇宙观、思维方式、抒情方式等，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的哲学。而书法就是此广义哲学的集中体现。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中提出：“中国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因此我们说，优秀的书法作品应该是和书家的生命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人性、笔性的完美结合，是书家本人人生观、宇宙现、思维方式、抒情方式的演示。或者说是写意、写人的哲学艺术，是哲学的一种高级形式。因为中国哲学家的最终目的是在思想上醒悟贯通之后，还要回到实践的生活之中，而书法又是最直接、最能表现形象思维和现实生活的手段。从形态上看，书法作品所表现出的对立统一规律又是中国哲学的一种直观形式，是充满着大智慧的艺术，更是一种对天地人生和生命运动的哲学体认。试想，除却书法还有什么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精神呢?
    宗白华先生公《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说：“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能表达人格，创造意境，和其他艺术一样，尤接近于音乐的，舞蹈的，建筑的构象美(和绘画雕塑的具象美相对)。中国的音乐衰落，建筑单调，书法成了表现各时代精神的中心艺术。中国绘画也是写字，与各时代用笔相通。汉以前绘画已不可见，而书法则可上溯商周，我们要想窥探商周秦汉唐末的生活情调与艺术风格．可以从各时代的书法中去体会。西洋人写艺术风格史，常以建筑风格的变迁作基础，以建筑样式划分时代。中国人写艺术史没有建筑的凭借，大可以拿书法风格的变迁来作主体形象。”可能基于此，熊秉明先生的书法核心说是宗先生以上观点的凝练和升华。之后，他又在《中国书法》杂志举办的一次“书道班”上又一次提出了这个命题，并作了简短的说明：“书法代表精神活动从抽象思维回归生活的第一步。这是世界文化中十分独特的现象，是中国艺术的奇范，是中国哲学的异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下，我曾经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熊先生发前人所未发，其思想、观点在中国文化界、艺术界可谓振聋发聩，引起强烈反响。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哪些充分的理由呢?我们认为：
    其一，文化的起源是书法(线条)。仰韶文化中的彩陶纹样证实，远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民已经开始懂得运用毛笔书写，这是书法的起源，也是文化的起源。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能表现真、善、美的一切有价值的事物莫不是以文化作基础的，而文化从哪里来?从汉字——书法中来。试想，如果没有传说中的“洛书”、“仓颉”，能有后来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文化吗?能有孔孟李杜、郭齐毛鲁吗?所以文化的根是书法。书法为我国所独有，是我国文化的精髓和艺术的高级形式，应该是文化核心的核心。
    其二，书法首先是抽象思维，其次是形象思维。它的抽象性在于其干巴、枯燥的线条组合，而其形象性在于其组合后的有“骨、肉、血、气”，有神采、有生命、有灵魂。其可塑性无穷无尽，外延可至无限。因此说它是最纯粹、最丰富的文化样式；是“一个文化人的生命符号”(余秋雨语)；是“损之又损”，“无为而无不为”的核心文化。
    其三，书法代表中国人的哲学活动从思维世界回归到实际世界的第一境，它还代表摆脱实际世界的最后一境(熊秉明语)。李叔同(弘一法师)出家之后，放置诸艺(音乐、诗文、绘画、戏曲)专事书法，斋戒期间，以书法为日课，成为其唯一的精神寄托。这是约化到最后的文化活动，孤高无二。为什么他苦修的不是诗文、绘画?也许书法更能表现他的最简化、最恬淡、最纯净的生活。因此他的字简淡、静穆，极具禅意，无丝毫世俗气。他写的“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不正是其崇高的中国文化精神之所在吗?临终绝笔“悲欣交集”四字也正是其悲智心灵的控诉和对文化的最后呐喊。
    其四，一民族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潘天寿语)。中国书法直观心性，所传达的正是本民族至高无上的人文精神。书法艺术所蕴台的人文意象和人格旨趣，正体现出一种精神品格。所谓“字如其人”，即笔墨印证人心，表现人性和诸种寄托。中国的文化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到底是人的问题。书法的“人格象征论”是其核心命题。书法象征人格是作品与人的内在联系，高超的书法作品必然显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也正是中国文化精神所在，故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其五，书法艺术为我民族所独有。古代为传递信息、赖以生存的工具，如今为陶情冶性的凭借。点画使转，几同金石铿锵，造型优美犹如人体之和谐。故国人乐此不疲，朝野不废。责学成课，童叟不倦，嗜者耽玩，废寝忘食。自古及今，历数千年而不衰，耗人精神不可胜数。并且早已走出国门，诸如日、韩、新、美、法等，推祟备至，其道大昌。“倘若其中无物，何能迷惑于千百年(徐悲鸿语)”；何能倾倒于西国洋人?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难怪西画大师毕加索说：“我要是中国人，肯定是书法家，而不是画家。”
    以上几点可以粗浅地说明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而亦有动摇此说者，可谓各抒己见，智者见智。借秉明先生不能复生，又成一桩书学公案。
    书法是高级艺术。艺术问题最终是技法、才情、学养、创造问题，其终极关怀是人文主义精神。人文精神的天人合一性与文字书写的修养性则是相符的。作为修养的文字书写需要有人文精神的提升与张扬来支撑。中国书法的艺术创造是从生活的实用走向文人的雅玩，再走向人格的修养和塑造，从而实现人文精神的传达。
    书法艺术既是典型的文化形式和艺术，那就不仅仅是写字的问题，单单是写字的技能，那它肯定是短命的。书法既是人文艺术，就应该以真、善、美为旨归。“真”是科学评价，“善”是道德评价，“美”是审美评价。真善是其内质，形美乃真善之表露。书法的真，就社会而言，笔墨当随时代，反映真实的社会风尚，不作假斯文，不搞非书法；就自身而言，强调内容的真实性，写真情实感。“善”指的是对社会的教育作用，观之要受益，或陶冶情操，或益寿延年，或鞭策上进，或愉悦享受等。总之，只要做到了真与善．也就很自然地体现了美。书法既是文艺的一个门类，就应该有文的积累和铺垫。文艺文艺，先文而后艺，无文则无艺，文是艺之皮，艺乃文之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作为书法家一定要注重文化的修养。书法如果没有文化在里边，就是匠，有文化在里边，就是家。因为，文化是一切艺术的灵魂。就作品本身而言，没有文化即没有内涵，没有内涵就没有意境精神可言，因为书法创作最终是境界的追求和道的彰显，道即精神。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盛赞书法是“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可谓至理名言。
二、技、艺、道问题
    西方书法家达波说：“书法都是书写，但井非所有的书写都可称为书法。”这是强调书之艺对书之技的提升，即书法必须是某种书写绝技的表现，更注重书家人格魅力的塑造，达到道的境界，以此作为书法与一般文字书写的区别的标难。在技、艺、道之间，“技”代表物质，“道”代表精神。但站在一个艺术立场来看，仅仅是“技”这一物质不按一定的程序、步骤凝练成“艺”，则一旦言为“道”，必然会陷入空洞、空乏、浅俗、乏味的尴尬境地。因为这个“艺”其实就是作为艺术作品的载体——艺术形式。只有这个形式存在了，“技”才能有依据，“道”才能落到实处。研究笔法是“技”，研究精神是“道”，那么“艺”是研究它作为艺术品的形式法则。“拉”靠它来彰显，“道”靠它来承载。实用性书写有“技”足矣，而作为书法艺术必须将这个“技”升华为“艺”，最后才能谈“道”。故此，“技”是条件，“艺”是形式，“道”是精神。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道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通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恰恰说明了书法传统中技寓于道，由技而艺、由艺而道，技道不二的创作理念。由此可见，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命题，在书法艺术中，在人们的思维体系中，对技与道关系的认知，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重要支撑。由技人道被看做是艺术家主体精神经过体梧、创造，实现了物我之间的深层贯通，进入人文与天理的有机统一，达到出神人化、物我合一的最高艺术境界。
    在实际艺术生活中，艺为本．术为用。没有艺的“术”是庸俗的，没有术的“艺”是虚妄的。在艺术创作中，“术”与“艺”是统一的两个对立面，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术从属于艺，向着艺转化，在一定条件下，“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因为任何高超的构想，如果没有相应的技巧与之结合，终究是会落空的(沈鹏话)。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语)，艺乃术之道，术乃道之本。艺与术互为依托，技与道共生共熄。庄子说：技进乎道；孔子说：志于道；老子说：大道至简。
三、学习与创作问题
    学习书法要知其学习的道理，要具备敏锐的眼力，要练就过硬的腕力，要有强盛不竭的心力。就道理而言，应是由约到博，由博再返约的过程。这第一个“约”是先以一家为主，靠住一棵大树，切莫庞杂。力避浅尝辄止或如蜻蜓点水，不能深入。必须要先解决“人”的问题，传统就像一座围城，要下大力气打进去看个究竟，然后再打出来，即所谓“出帖”。“博”即博采众长，临百家名帖，就保蜜蜂采蜜一样。但在“博”的过程中要把握自己的风格主线，取舍有度，时刻注意提炼属于自己的笔墨语言，为最后的一个“约”做淮备。这最后一个“约”就是自己——自己的风格。郑板桥说的“冗繁削尽留情瘦”就是由繁到简，艺术日臻完美，个性逐渐独立。这里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是创作实践的规律。前面的“约”是单薄、单一，后面的“约”是简洁、精练。这是艺术的提炼过程。就眼力而言，要有火眼金睛，一眼能看出高低雅俗，识破其奥妙玄机。在漫长的学书过程中，眼要一直走在前边，起主导作用，如若眼力不高，误美为丑而弃之．误丑为美而学之，纵有“穿砚”之功，又有何益?所以眼力是学书人的第一大要。眼力高，还必须练就过硬的腕力。书法的学习，说到底创作是硬道理。眼力再高，理论再好，最终还要落实到“字“上。如腕力“疲弱”，眼见之物又怎能变化于毫端纸上?所以，手要拼命地赶眼，若能与眼抗衡，则是理想中事了。最后是“心力”，如果说学习书法的过程犹如一辆正常行驶的汽车的话，那么，眼力好比是方向盘，腕力是变速杆，心力就是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出了问题，这车还能正常行驶吗?同样，一个人精神倦怠，意志颓丧，能做成书法家吗?不能的。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件事，必须要有一种精神作支撑，这精神来源于“心”，心是动力之源，强盛的心力是成就大事大业的保证。古今有多少学书从艺者由于心力不济而中道搁浅，亦或白首古稀，艺事消沉而未能脱俗。“前车”是训，心力至关重要啊!
    宋代的米芾说：“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即者始自成家。”从这里看出，米芾认可自己的书法是“集古字。——取诸长处，总而成之。看来“集古字”是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只有集的多，胸中有字，才能变化的口。否则不是信手涂鸦，就是俗不可耐，或勉强创作，也是战战既兢，艰涩而成，所谓“闯作”者也。吾以为“集古字”一要博闻强记，胸中有“百万雄兵”，自能取胜；而要死学活用，化古为我。其实学习书法的过程就是一个终生临古的过程，创作谈何容易?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实临，进入意临，能掺入他家之笔法(一笔就行)和自己的心得，就是创作了。这样以古人为依托，写出的东西渊源有自，是经得起推敲的，再通过长期积累，很自然地就是自己的风格了。比如大书家王铎，他的传世作品，大半是意临羲之和米芾的。可他在王米的基础上融人了自己的审美思想，在笔墨臻于完善、成熟的前提下，创造出了雄浑博大、波澜壮阔的艺术风格，摄人心魄，催人奋进。真正诠释了“精微”与“真放”的艺术真谛，是王米书风的集大成者．堪称为中国帖学的杰出代表，不悦为中国书坛之圣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总之，学习书法必须扎根传统，由知到会，由会到精，由精到变，由变到化。先“娘家”后“婆家”，先技术，后艺术，先结茧，再破茧，不能结茧自缚，最后化蛹为蝶。
    学习书法必须加强对中国哲学精神的体认。书法是艺术科学，就作品本身所表现的虚与实、轻与重、大与小、方与圆、枯与润、浓与淡、收与放、正与欹、疏与密等无不体现出中国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一幅好的作品必须在对立中求统一、求和谐，必须始终有矛盾的存在。在产生矛盾、制造矛盾、解决矛盾、利用矛盾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使艺术走向一个更高的境界。就创作而言，在法度的前提下，线条要有个性，结体要有奇趣，章法要有变化，格调必须高雅。还要做到六有；即有笔(线条)、有墨(墨法)、有趣(艺术意趣、高雅之情趣)、有势(结体)、有气(章法)、有境(意境：独特性、明晰性、纯洁性，即所谓表现的情感语境或氛围)。就学习方法或创作规律而论，其本末不可倒置也。鉴于此，书法创作要过“五关”，即线条关、结体关、章法关、文化关、修养关。就作品本身而言当有六看：用笔看灵性，结构看智慧，章法看才情，用墨看气度，格调看器识(才能学识)，境界看学养。孔夫子说：“致广大而尽精微”，苏东坡也说“始知真放在桔微”，此话通俗地讲，就是大处着眼，小处做起。“广大”与“真放”意即广泛、博大、随心所欲；“馆微”即精细、透彻，体“帖”入微、无微而不至。要想做到广泛、博大、随心所欲、放笔直书，必须先于精微处着力，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