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我就是这样踏上了写作之路

能有此机会向我的中国读者介绍我自己以及我写的书，我倍感荣幸。

我于1937年出生在美国东北部的沿海城市波士顿。美国人与中国人不同，大多数中国人的祖先包括早在50万年前就生活在中国的早期人类，而当今的美国人无一例外地要么是移民，要么是后来移居美国的人的后代。1.3万年前，在如今是美国的地方，甚至北美或者南美的任何角落，都没有人类生存过。直到1.3万年前，现代美洲原住民的祖先才来到美国。直到400年前，绝大多数现代美国人的祖先才开始来到美国——最早的一批来自欧洲，不久之后有来自非洲的，从大约170年前开始又有来自亚洲的。我的父亲是移民，他出生在当时的俄罗斯帝国，两岁时随父母来到美国。我的外祖父母在东欧出生长大，生了3个孩子后，于19世纪80年代带着孩子移居美国，后来又生了6个孩子，我的母亲是最小的那个。我妻子玛丽的父母于1948年从波兰移居美国。

我的母亲是一名钢琴家、语言学家，还是一名教师。在她的教育和帮助下，我从3岁开始识字，从6岁开始学习弹钢琴，从10岁开始学习英语语法和散文创作，还在11岁学习拉丁语，在16岁学习德语。我的父亲是一名医学家，他帮助创建了小儿血液学（儿童血液疾病）学科，还帮助建立起美国血库系统。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科学产生了兴趣。我的父母都不是观鸟人，我自己喜欢上了鸟类，从7岁就开始观鸟了。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每当有人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我都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名像我爸爸那样的医生。”11岁时，我很幸运地进入一所很好的学校读书，那里的历史课、外语课、写作课很精彩，科学课一般。因为我觉得我在今后的人生中会一直从事科学事业，所以我感到上学期间是接触历史、语言和写作的大好时机。17岁时，我考入哈佛大学，仍然怀揣着最终成为一名医生或者至少成为一名医学研究人员的梦想。但那时，因为我还是觉得我在今后的人生中会一直从事科学事业，所以我在大学期间尽可能地学一些与医学无关的课程——比如俄语、德语文学、作曲、口传史诗、动机心理学和天文学。

直到我在哈佛四年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我才意识到我不想行医，我真正想从事的是科学。因此，我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去医学院就读（我当时已经申请并被录取了），而是在毕业前几个月改变了计划，决定攻读生理学这门实验室科学的博士学位，研究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身体机制。

为了完成博士期间的研究，我来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在欧洲生活了四年。我选择剑桥大学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剑桥在当时拥有世界上顶尖的生理学家，我的博士生导师就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此之前，除了去美国其他地区进行过短暂的旅游，我一直生活在波士顿，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或者和他们住得很近。我准备开始自己的人生，准备离开家去体验别处的生活。实际上，在欧洲生活是一段很愉快的经历，不仅仅是因为剑桥大学的生理学很杰出。我有许多机会去其他欧洲国家游览、学习，比如，我可以去德国练就一口流利的德语，去芬兰初步学习芬兰语这门很难的语言，还能去当时的南斯拉夫。在剑桥大学，我有很多闲暇时间作为钢琴演奏者和其他音乐家演奏室内乐，在大学合唱团演唱，自学管风琴，开启我演奏伟大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所有管风琴作品的逐梦之路。

在欧洲生活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加深了我对地理及历史之于人类生活影响的理解。我在儿时就感受到了地理和历史的影响力，出生于1937年的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那时，我父亲在我卧室的墙上贴了两张地图，一张是欧洲地图，另一张是太平洋和东亚地图。我父亲在地图上用大头针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线和太平洋战线，随着战线的转移，他每天晚上都给大头针换位置。1958——1962年，我在欧洲生活，朋友也都是出生于1937年前后的欧洲人。但是，由于地理和历史因素，我的欧洲朋友有着与我截然不同的童年。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自然对我也有很大影响，但我从没看到过炸弹从天而降，也没看到过有人被杀死。我那些欧洲朋友的童年生活就完全不同了。取决于他们是碰巧出生在英国、德国、南斯拉夫还是别的什么国家，他们经历的苦难各不相同，有的失去了双亲，有的从远处眼看着父母的房子被炸毁，还有的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在我身上发生过——完全是由于地理上的偶然，我出生在波士顿，而不是出生在伦敦或慕尼黑或贝尔格莱德。

我在剑桥大学的博士实验室研究是关于胆囊的。胆囊是个很小的器官，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它，除非不幸地得了胆结石。但事实证明，我关于胆囊的研究发现能提供一个良好的模型，帮助人们了解肠道、肾脏、肝脏等相关且更重要的器官。我成了世界上最了解胆囊运输盐和水机制的人。这种专业问题在你看来可能毫无用处，但如果你的肠道或者肾脏出现问题，让你的生命危在旦夕，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1962年，我从欧洲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任职。1966年，我搬到洛杉矶生活，在加州大学任职，我之后的职业生涯都在这里度过。我的工作是继续研究胆囊，同时为医学生讲授医学生理学的课程。

但是，我逐渐发现我被寄予了将余生奉献给胆囊研究事业的期望，不安的感觉与日俱增。因为在此之前我把我大段的人生用在了更广泛的兴趣上，包括钢琴、语言、历史、鸟类，所以把余生用来研究胆囊让我感到太受限制和束缚。因此，1963年，我与一位同我一样爱好探险和观鸟的大学同学一起，策划了一场前往秘鲁这个南美国家的旅行，去攀登安第斯山脉的高山，观察亚马孙盆地的鸟类。第二年，我和我的朋友又组织了一次旅行，去澳大利亚以北的热带大岛新几内亚岛研究鸟类。

1964年那场首次踏足新几内亚岛的旅行对我的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旦你去过新几内亚岛，你就会觉得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黯然失色。新几内亚岛地处赤道附近，但岛上的山脉海拔高达5000米。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可以在赤道附近的山顶看到雪和冰川，新几内亚岛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地方是安第斯山脉和东非山地）。新几内亚岛上的鸟类是世界上最迷人、最漂亮的。岛上有上千个不同的部落，岛民说着上千种不同的语言：新几内亚岛是世界上语言最多样化的地方。即使到了现代，新几内亚岛也是世界上最晚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地方之一：人们传统上仍然使用石器工具而非金属工具，仍然没有文字，仍然没有中央政府——在远古，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直到1万年前左右，随着农业的出现，才有10个地方（包括中国）发明了金属工具，创造了文字，发展出中央政府。

在第一次新几内亚岛之旅后，我又去过31次，都是为了研究鸟类，以及（坦率地说）向新几内亚岛岛民学习。我很快就遇到了一个矛盾：为什么聪明的新几内亚岛岛民仍在使用石器工具而不使用金属工具，而我这个在丛林中自己找不到路也不会生火的愚钝美国人，却作为带来金属工具、文字并征服新几内亚岛的欧洲社会之代表来到此地？从新几内亚岛岛民那里，我学会了如何养育子女，如何预知危险，如何领导他人，还学会了许多其他东西。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新几内亚岛上鸟类的研究发展成为我在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方面的第二职业，这比我对胆囊的研究更让我在科学界为人所知。

随着第二职业的起步，我开始在两个不同的科学领域（生理学和鸟类学）撰写学术研究论文。但我所有的论文都是学术性的，只有科学家能读懂。至于其他方面的人类知识，我只能阅读，不能认真思考并写出点什么。我在学术性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几乎用不到我从母亲那里以及从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文学中学到的向广大读者传达想法的技巧。于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杂志撰写面向大众的短文，讨论人类的经验，内容与胆囊和鸟类都不相关。

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两件事，让我从撰写面向大众的杂志短文转而撰写面向大众的书。第一个事件出人意料，我接到一通麦克阿瑟基金会打来的电话，告知我他们已经决定给我一份为期5年的奖金，资助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那天接完电话后，我一整天都非常兴奋，但从第二天起，一整周都情绪低落，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意识到这通电话实际上是说：“贾雷德，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我们给你5年既有自由又有报酬的时间，希望你好好利用这一自由，做点重要的事情。你的人生到目前而言，都在撰写关于胆囊和新几内亚鸟类的学术论文，没能发挥出你的潜能！”

第二个事件是我和玛丽的双胞胎儿子马克斯和乔舒亚在1987年出生。在他们出生前，每当人们谈论到未来某年比如2050年地球可能会面临的灾祸，我都觉得不真实，因为我出生在1937年，意味着2050年这样遥远的年份其实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不可能活到那时。但是，2050年到来时，马克斯和乔舒亚很可能还活着，处于人生的巅峰时期，还能活好几十年。他们的人生，以及2050年世界的模样，都不是胆囊和新几内亚岛上的鸟类能决定的。我想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因此需要开始把世界上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呈现给大众，而不是只为胆囊专家和新几内亚岛鸟类专家写作。

这两个事件让我决定开始撰写面向大众的书籍。这些书讨论的是公众会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决定我的儿子们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所处的世界的状态。就这样，我踏上了写作之路。

《枪炮、病菌与钢铁》研究的是我最先在《第三种黑猩猩》中讨论的几个问题之一，也是晚近的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在过去1万年间，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发展得如此不同？例如，为什么那些聪明的新几内亚岛岛民最近还在使用石器工具，为什么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美洲原住民或非洲人在最近几个世纪崛起并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方？有一种种族主义的解释，大多数欧洲人在不久前还在相信，许多欧洲人至今仍然坚信，那就是欧洲人比其他人种更聪明。但是，欧洲的种族主义者从未给出支持这一解释的证据。我自己的经历是，尽管新几内亚岛岛民使用石器工具，但他们总体上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这一说法比我之前写过的任何内容都要激怒我的一些欧洲读者。

不同于种族主义解释，《枪炮、病菌与钢铁》表明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上的不同历史轨迹是由于各大洲的自然环境不同：首先是各大洲在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方面的差异，其次是各大洲在大陆轴线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异。《枪炮、病菌与钢铁》解释了这样一些过程：农业只独立发源于世界上的部分地区（包括中国但不包括欧洲），农业带来了金属工具、文字、中央政府等多方面的发展，使一些族群有能力征服另一些族群。中国读者可能会对书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尤其感兴趣，包括水稻、猪和蚕等驯化动植物的起源，以及这些中国的创新产物向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偏远太平洋岛屿传播的过程。

《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尝试概述过去1.3万年来的人类史。激发我写作本书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同大洲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如果这一问题让你担忧，生怕拿到了一本带有种族色彩的专著，那么请放心：本书给出的解答丝毫不涉及人类种族间的差异。本书的重点在于探寻终极的原因，并尽可能向前回溯历史的因果链。

大多数关于世界历史的著作聚焦在具有读写文化的欧亚和北非社会，至于其他地区，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东南亚岛屿、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岛屿，那里的本土社会只会被大概提及，而且讲的主要是它们在相当晚近的时候被西欧人发现并征服后的事。即使就欧亚大陆而言，欧亚大陆西部历史所占的篇幅也大得多，远胜过中国、印度、日本、东南亚热带地区以及其他欧亚大陆东部社会的历史。文字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诞生，在那之前的历史往往只被一笔带过，尽管在人类500万年的历史中，没有文字的时间占到了99.9%。

这种狭隘的世界历史写法有三方面缺陷。第一，当今，对欧亚大陆西部之外的社会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这不难理解。毕竟，那些“其他”社会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世界上绝大部分种族、文化、语言群体也在那里。其中一些社会已经或正在成为极为强大的经济体和政治力量。

第二，那些特别关心现代世界如何形成的人，如果只读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是无法获得深层次的认知的。情况并不是从前各个大洲上的社会势均力敌，直到公元前3000年欧亚大陆西部突然发明了文字，并开始在各个方面领先。实情是，到公元前3000年，欧亚大陆和北非的一些社会不仅已经拥有早期的文字，还有了集权的国家政府、城市、广泛使用的金属工具和武器，还将家畜用于交通、牵引和产生机械动力，依赖农业和家畜获取食物。而其他大洲的大部分或所有地区，上述事物在那时都没有出现；后来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其中一些事物，但这个过程花了差不多5000年；澳大利亚土著社会则从未有过这些事物。由此我们应该可以想到，欧亚大陆西部在现代世界的支配地位，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尚未有文字出现的过去。（关于欧亚大陆西部的支配地位，我指的是对欧亚大陆西部社会自身及其在其他大洲上塑造的社会的支配。）

第三，只关心欧亚大陆西部社会的历史，就会忽视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那些社会的实力和创新能力都格外强大？通常人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会谈到一些近因，例如资本主义、重商主义、科学研究、技术，以及病菌，那些可怕的病菌杀死了其他大洲上与欧亚大陆西部拓殖者产生接触的族群。但是，为什么这些造就征服地位的要素都出现在欧亚大陆西部，而其他地方或是只有一部分，或是完全没有呢？

所有这些要素都只是近因，而不是终极原因。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墨西哥土著社会蓬勃发展，重商主义没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风靡盛行，科学研究没有在古代中国备受推崇，先进技术没有在北美土著社会落地开花，致命病菌没有在澳大利亚土著群体中演化出来？也许有人会说，原因在于这些社会的文化特质（比如，科学研究在古代中国因儒家思想而遭到遏制，在欧亚大陆西部则因希腊或犹太—基督教传统而得到促进），但这种回答还是回避了对终极原因的追寻：为什么不是儒家思想出现在欧亚大陆西部，犹太—基督教伦理出现在古代中国？此外，这一说法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公元1400年以前，尊崇儒家思想的中国在技术上一直领先于欧亚大陆西部。

如果只盯着欧亚大陆西部的社会，那么甚至连欧亚大陆西部社会本身都无法了解。前述那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都涉及这些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差异。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同样了解其他社会，这样才能将欧亚大陆西部的社会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

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我反对传统历史的写法，自己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写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历史而过度压缩给欧亚大陆西部的篇幅。对此，我的回答是，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地区很有启发性，往往在一小片地理区域中就有多种多样的社会。还有些读者可能会赞同本书一位评论者的看法。这位评论者半开玩笑地写道，我似乎把世界历史看作了洋葱，现代世界是最外面的那一层，在寻求理解历史的过程中要把洋葱一层一层地剥开。没错，世界历史的确就是这样的洋葱！不过，将洋葱层层剥开的过程令人着迷、充满挑战，对于今天的我也意义重大，因为我们力图以史为师，以往鉴来。

【内容简介】

1997年，在亚力提出那个发人深省的问题25年后，贾雷德·戴蒙德终于有底气写就并出版了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一经上市，旋即引起各界激烈争论。它的颠覆性不言而喻，现代西方社会引以为傲的文明先发优势，在这本书中竟被归因于环境和地理的深刻影响。一时间，“种族优越论”支持者 无从辩驳，因为这位生理学家将1.3万年的人类历史置于演化生物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证据中深入探讨，并且对比了各大洲、多民族的发展速度，有理有据。戴蒙德也凭此作品荣获了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奖。

为什么欧洲人凭借枪炮、病菌与钢铁征服了新大陆，而不是非洲或美洲土著漂洋过海去征服欧洲？为什么有些社会已拥有完善的社会组织、百花齐放的文化成果，而有些社会仍处在没有金属工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状态？是什么决定了今日世界的权力和财富分配面貌？这本书尝试回答了上述问题。在戴蒙德看来，食物生产的出现使得欧亚大陆抢占了文明发展的先机，文字、技术、政府等都是粮食盈余的“副产品”；而动植物种类的多寡和大陆轴线的走向又决定了各大洲食物生产的先发与落后，这就是影响了不同种族遵循不同历史发展轨迹的终极因。因此，环境和资源的优渥滋养了西方文明在沃土上牢固生根，迅速结果，而非种族自身在生物学上具有优势。

今天，戴蒙德在书中描绘的人类历史的车轮仍在前行，现代文明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却早已远超枪炮、病菌与钢铁所代表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困境。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大流行、核武器和资源枯竭的威胁时，仍然可以从《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宏大人类历史叙事中寻找答案。

2022年全新版本，全面增补、校订译文，新增作者亲笔撰写的“致我的中国读者”中文出版序。随书附赠《解读本》，力邀15位权威专家联袂推荐、倾情解读。

【作者简介】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戴蒙德的研究使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日本国际环境和谐奖等 。代表作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第三种黑猩猩》《崩溃》《昨日之前的世界》《剧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等。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