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利根
绅士风度本来是中国也是很流行的，后来为什么不流行了？因为秦制制造了大量费拉，而费拉不能理解绅士风度，只会嘲笑，久而久之就给笑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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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绅士风度，人们总会先想到西方的男人，尤其是英国男人所崇尚的优雅风范。
今天，笔者不说绅士风度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诸如温文尔雅、女士优先，等等。这些，电影中影星的表演既直观，又好看，但不稀奇。
咱们聊聊在政治斗争中，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绅士风度。我以为，这种绅士风度，更优雅，更难得。正是由于这种难得的绅士风度，使得战争少了一份残忍，多了一丝温情，这对人类的文明终究是一份难得的贡献。
当年英国的光荣革命，被推翻的国王詹姆斯二世仓皇出逃，途中却被抓获。当时，新执政的威廉亲王如何处置他的政敌？
按说，处死詹姆斯二世，或者把他投入监狱，那是消除后患的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如果这样，那就不“绅士”了，威廉选择放他逃亡。据说，为了照顾詹姆斯二世的面子，威廉故意把他囚禁在海边的城堡，并在城堡边上留下一条船，让他顺利乘船逃往法国。
这个，可以说绅士到极致了。
尽管第二年詹姆斯二世带领法国军队卷土重来，并给威廉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似乎没有人否认威廉的宽容或嘲笑他迂腐。
如果不是对手的绅士风度
傲慢的詹姆斯二世将沦为阶下囚
再举一个例子，主角不但绅士，还自带喜感。
12世纪时，英格兰诺曼王朝的国王亨利一世驾崩，他的外甥斯蒂芬和女儿玛蒂尔达理论上都可以继承王位，不过，斯蒂芬捷足先登，抢得了王位。
玛蒂尔达的儿子，亨利一世的外孙亨利二世长大后很不服气。年少气盛的亨利拼凑了一支雇佣军，领兵登陆英格兰，前来争夺王位。可是应了一句老话：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据说，仗还没打，军粮不够了。这毛小子居然跟他的敌人求救：我没吃的了，借点呗。
斯蒂芬也不含糊，慷慨解囊，解了亨利的燃眉之急。从兵法上来说，围困断粮的饥饿之师，全歼敌人如探囊取物，但对斯蒂芬来说，这很不绅士。
几年后，亨利二世成熟了，他准备充分，卷土重来。此时，斯蒂芬内政困顿，又遇上儿子夭亡，正焦头烂额，无力应付战争。不过，亨利二世没有痛打落水狗，他和斯蒂芬谈判的结果是：斯蒂芬继续做他的国王，亨利二世将是王位继承人。
有人把这些绅士的故事当作笑料。其实，在政治斗争和战争对决中，绅士风度可以避免你死我活的残忍和血腥。后来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公约，等等，也是绅士精神的某种体现。
说到这里，各位看官，别以为绅士精神只是西方的专利。其实，论绅士风度，中国在三千年前也很流行。
有句成语叫“退避三舍”，就是绅士风度的表现。
成语说的是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在落难的时候，在楚国受到了礼遇，楚王在宴会上问重耳：如果将来公子当上了晋国的国君，会如何报答我呢？重耳答道：未来若不幸晋楚两国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我的部队“退避三舍”，以报大王的恩情。
后来，重耳回国即位，成了晋文公，晋楚两国真的爆发了战争。晋文公信守诺言，真的退避三舍。有人说，这是晋文公的骄兵之计，但客观上，晋文公确实表现了绅士风度。
晋文公退避三舍
同样是晋国，还有一件事，和英国光荣革命中善待落魄国王的情形很相似。
《左传》中记载，在鄢陵之战中，晋国将领韩厥击败郑国的国君郑伯，郑伯狼狈逃窜。韩厥手下军士说：赶紧追，郑伯的车夫已经慌了神，我们可以追上了。但韩厥却说：“不可以再辱国君。”遂下令停止追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绅士精神，和西周初年周公为贵族所制定的礼乐有很大的关系。周公强调“尊尊亲亲”，即尊重位尊的人，亲爱亲近的人。韩厥认为，即使是他国的国君，因为位尊，也“不可以再辱”。
前面我们提到，史蒂芬资助他的敌人亨利二世粮草，让他体面地退兵。春秋时期，也有类似帮助敌人退兵的情况。
据《左传》记载，晋楚争霸中，双方在“邲”这个地方交战，结果晋军大败。在溃逃中，晋军有战车陷在坑里动不了。楚军追上后，非但没有刀兵相向，反而教晋军如何把战车从坑里拉出来，让晋军继续逃跑。
这个案例至少说明，在春秋时期，不但上层将领拥有贵族气质，下层军士也同样具有绅士风度。
读了这些有趣的案例，我们就不难理解经常被嘲笑的宋襄公。
在宋楚的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指挥的“仁义之师”没有趁楚军渡河之机，也没有趁楚军阵脚未稳之时率先发动攻击，导致最后宋军大败，由此，宋襄公常被后人讥为迂腐。
其实，楚军在敌人严阵以待时“冒险”渡河，那是楚军将领知道宋襄公不会乘人之危“抢打”，双方在恪守贵族的礼仪方面，应该是有共识的。宋襄公的错误不在“仁义”，而在于对敌我双方实力的误判。
宋襄公指挥泓水之战
另外，宋襄公“不重伤（不攻击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抓捕头发花白的敌人）”的战争理念，已经和未来的文明接轨了。
那么，这种饱含贵族精神、饱含绅士风度的“春秋大义”，是什么时候开始褪色了呢？
春秋晚期，孔子已经感到“礼坏乐崩”，他认为，这种礼仪的缺失，也就是贵族精神和绅士风度的缺失，对天下、对苍生是不幸的。所以，他周游列国，为他的“礼治”和“德治”奔走呼号。
到了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初创了“秦制”，国家彻底背离了“礼治”和“德治”，走向了“法制”。尽管百姓不幸，但统治者尝到了甜头。
必须注意，商鞅的“法制”，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现代法制是让全社会受惠；而商鞅的“法制”是以严刑峻法控制社会，只让统治者受惠，甚至只让国君受惠。
不讲礼仪，那么，体现贵族精神的绅士风度必定荡然无存。
商鞅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公元前341年，商鞅领兵进攻魏国，魏公子卬带兵迎战。因为商鞅在入秦前曾在魏国谋求发展，和公子卬有些交情，商鞅就派人送信给公子卬，邀请公子卬到秦军营帐叙叙旧，并说订立盟约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公子卬赴会时却被商鞅埋伏的甲士抓获，商鞅趁机攻击毫无防备的魏军，大获全胜。
商鞅的做派和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后，这种骗人的把戏被不断地复制。比如秦国的张仪向楚怀王许诺，以六百里地，换取楚国和齐国解除盟约。但事成以后，却抵赖说当时许诺的只是自己的六里封地。
后来，在《史记》记载的完璧归赵的故事中，秦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的第一反应是：“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由此可见，随着贵族精神的荡然无存，秦国的信誉也失去了依托。
好在秦国不需要信誉，它有虎狼之师。结果是，战场上没有了绅士风度，战争立马变得特别的残忍与血腥。后来，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卒，让这种残忍和血腥登峰造极。
再后来的两千多年，在皇权的重压下，内在贵族精神也好，外在的绅士风度也罢，离中国社会渐行渐远。
今天，我们百度一下“绅士风度”，条目的解释是：“绅士风度是西方国家公众，特别是英国男性公众所崇尚的基本礼仪规范。”
我想说的是，论绅士风度，中国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开始流行了，只是后来被统治者的贪婪和凶残扼杀了，被政客的计谋和诈术淹没了。
绅士风度，不仅是一种外在的优雅的表现，也是内心的一种良善的修为，关于这，本文就不展开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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