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正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严光论》
子曰：“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孔子教导学生以至后代士人们君主有道时兼济天下，无道时则退隐独善其身。后代的无论是皇帝还是士人们总体上维持着这一默契：士人们若是觉得朝廷乌烟瘴气，可以自由退隐山林，自我放逐可以换来个清净、也可沽名钓誉；而皇帝一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声受损，不仅尊重士人们的诉求，对那些已经退隐者还格外尊崇，希望他们出山相助。这种默契对双方都有利，退隐的士人以其不追逐功名利禄、不随波逐流受到后代的赞扬，而皇帝也赢得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美名。刘备与诸葛孔明间的“三顾茅庐”，便是君臣共同留给后代的美谈。然而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亲手打碎了这一默契，他不容许有任何的“不合作者”，他的论调尽在《严光论》中。1.奸邪之徒，绝不止是流于表面者。做事不诚心的、有机会作为却不作为者均是奸邪，奸邪之徒，真是数不胜数。2.皇帝担忧自身德薄才疏，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故诚心诚意请士人入朝为官，然士人却贪图安逸，不愿意来，是对皇帝恩典的蔑视与侮辱，是觉得皇帝无道。3.假如天下大乱，绿林草莽揭竿而起，严光这些人还能去哪里隐居？当生存都要受到威胁时，这些人还能安心隐居吗？4.严光这些退隐山林者，不过是沽名钓誉，钓的还是皇帝的恩典，他们不入仕，无非是觉得皇帝的恩典还不够大。5.假如皇帝自身德薄才疏，而严光这些人仍然拒绝入仕，导致民不聊生，这些人隐居真的心安理得吗？所以这些人才是世上最大的罪人。对皇帝忘恩负义不说，也不想着将功补过，真是可恨！6.像邓禹这些人，严守忠孝节义，在百废待兴时还在积极为朝廷出力者，才是真正配享美名的大贤。《后汉书》专门为隐士设一《逸民列传》，赞扬与纪念这些人：“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严光（公元前39-公元后41）赫然在列。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年少时就负有高洁的美名，曾与汉光武帝刘秀一同游学。等刘秀夺了天下，严光并没有因这层关系去找刘秀求个一官半职，而是更名换姓退隐山林。刘秀常常思念严光的贤德，甚至亲自拜访，严光还是觉得人各有志，何必相迫呢：“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
不贪图荣华富贵，毅然放弃送上门的高官，严光俨然被士人们奉为精神偶像。宋人范仲淹就为他修建了一座祠堂，赞扬严光与光武帝之间的相互成就：“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还作歌一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认为有严光这样的隐士，能使贪婪的人变得清廉，胆怯的人变得勇敢，对礼仪教化大有裨益。
但朱元璋显然不这么看。在他眼中，忠不舍君，意不欲离，虽死不忘，才是真正的忠臣。像严光这种人，就是奸邪之徒中的最奸邪者。既然不与皇帝合作，当然就是死路一条。朱元璋作为农民出身的皇帝，所作所为更没有心理包袱，更容易把“自重身份”抛至九霄云外，制造了无数血案。清人赵翼点出了个中缘由：“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是因为失之过宽，故他以猛治天下。这在我国历史上极其罕见，按常理来讲，乱世方用重典，等天下太平就要休养生息。朱元璋恰恰相反，乱世用重典，治世用更重的典。面对残暴嗜杀的朱元璋，因此士人们多不愿意为他做官。
朱元璋在文中还善于道德绑架，先是自谦地说自己德薄才疏；还抬高退隐士人们的重要性，假惺惺地说自己礼贤下士，治理天下没这些人不行；最后以“民间疾苦”为由，将天下失治的责任一股脑地推给这些士人们。他以一种我们容易引起共鸣的语气指责士人们，民不聊生如此，你们也好意思退隐？轻轻拿起，重重摔落，先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朱元璋为此专门设置了一条罪名——“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明史·刑法志》记录在案的有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等，他们的下场都是一样的，全家诛灭且被除籍。夏伯启叔侄断指案就反映出了朱元璋的杀人逻辑，他认为士人们退隐是觉得他得国不正。《御制大诰三编》记载了他与夏伯启的对话，朱元璋自称是拯救臣民们“回生于将死之期”的“再生父母”。他还告诉夏伯启，士人们能够悠然自得地归隐，你们叔侄能安心在家乡教书，不用担心遭到豪强欺凌，不用担心财产被夺走，都是仰赖皇帝的恩典：“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恃者，君也。”夏伯启叔侄不为皇帝所用，是自绝于皇帝的教化。为了禁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夏伯启叔侄就“理所应当”地被处死了。即使抹杀不掉他们的贤名，也不能让他们活着享受。《严光论》正是朱元璋对退隐士人宣泄怒火的战书。皇帝是臣民的救星，对臣民有再造父母之恩，没有皇恩浩荡，哪儿有这些人舒适的生活环境？臣民如何报答这再造之恩？当然是无条件为皇帝效忠。因此士人们在这种高压控制下，奴性越加强化，不敢直言讽谏，就连躲藏在山野之中也不行，一定得入世做个唯唯诺诺的官员才行，全然沦落为皇帝的政治工具。连士人逃避、闭嘴的自由都要剥夺，朱元璋此举的性质比满清的文字狱还恶劣得多。祖先对士人们残暴不仁，就别怪后世的士人们精致利己，就别怪钱谦益、范文程之流满口冠冕堂皇，投奔满清却比谁都快了。祖先作的孽，由后代去还，也算天经地义。
夫人生天地之间，处心有邪、正不同者，有沽名钓誉者，有济人利物者。此数等之人，但闻其情状，不分髙下，所为余何所知。且邪、正、沽名、利物，此四士者，莫不止有二说。邪与沽名者类，正与利物者同，此所以止二说也。夫邪，非独奸恶万状而为邪，诸事不诚而为邪，可为而不为为邪，邪之一说，何可数量！如昔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徳薄才疏，致生民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乃栖岩滨水以为自乐。吁！当时举者果何人欤？以斯人闻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为奇哉，在朕则不然。且名爵者，民之宝器，国之赏罚，亘古今而奔走天下，豪杰者是也。礼记曰：“君命赐，则拜而受之。其云古矣。聘士于朝，加以显爵，拒而弗受，何其侮哉！朕观此等之徒，受君恩，罔知所报，禀天地而生，颇钟灵秀，故不济人利物。愚者虽不知斯人之奸诡，其如鬼神何？且彼乐钓于水际，将以为自能乎？不然，非君恩之旷漠，何如是耶？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今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假使当时聘于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终无人用，天子才疏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乐钓欤？优游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正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且耿弇、邓禹之贤，生禀天地之正气，孝于家而尊于师，忠于君而理于务。当汉中兴之初，朝无礼法，民尚彷徨，其弇、禹者，助光武立纲陈纪，盘石国家，天地位而鬼神祀，民物阜焉。此正大之贤，岂不济人利物也哉？所以名世于古今者为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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