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没有永恒
城墙终将破裂
导读毛泽东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这绝非一句虚言，自秦朝建立以来，我国的历史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将原本权力分散的政治架构变为自上而下、组织严密的大一统王朝，正是借助大一统的威力，中国得以治理水患，防御蛮夷，完成很多国家绝难完成的事。但是大一统国家也有他的难题，那就是央地矛盾，中国的庞大体量让治理的难度成倍增加，皇帝一方面要任用官吏替他统治地方，一方面，他又要防备官吏们拥兵自重，威胁自己的权威，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进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永恒的矛盾。
01
对地方权力的剥夺：从家族企业到个人企业
要说中国历史上的分水岭，主要有三个，一是周秦之变，二是辛亥革命，三是建立新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周秦之变，周秦之变变封建为郡县，深刻影响了今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并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变封建为郡县，简单来说，就是国家由一个家族企业变为了一个个人企业。
周朝的统治逻辑与秦朝大相径庭，却与后来的西方中世纪颇有相似。简单来说，周朝是一个家族企业，而且这个家族不是小家族，还是个大家族。周天子分封诸国，将偌大的天下分成一块又一块，将他们分封给自己的亲戚、子孙和功臣，这些人就是诸侯。
诸侯对于自己的领地有完全的控制权，拥有自己的宫廷与军队，他们与周天子的关系，是一种含有家庭亲情的宗法关系。诸侯们替天子统治地方，给天子敬献供品，维护天子的权威，作为回报，天子则保护诸侯们的安全，并调停诸侯间的矛盾。周天子是整个大家庭的家长，诸侯们则是家庭里的小辈，小辈要尊敬家长，家长要爱护小辈，维护家庭的和睦要靠礼乐，不能靠法律。
正因这种血缘关系的存在，整个周王朝像是一个家族企业，每个家族成员都有一定的股份，这份股份还可以代代相传，只不过天子是股份最多、辈分最大的那个，诸侯尊敬天子，既有小股东对大股东的敬畏，更有小辈对长辈的敬爱。整个天下，宛若一个大家庭。
但是秦朝以后，这种状态彻底变了，天下从家庭共治变为了一人专制，以前诸侯们都有股份，对自己领地都有绝对控制权，可是秦始皇之后，不玩这一套了，除了少部分时期（比如汉初、明初），大部分的贵族被剥夺权力，被禁足在自己的宫苑内。
就算是皇帝的直系亲属，也不再有共享产权的权力，上一任皇帝的权力将被传承给一个指定的继承人，而其他那些不是太子的皇子，不但没有统治领地的权力，甚至被新皇帝视若仇寇，欲杀之而后快。产权的唯一性使得任何皇族成员对于皇帝而言都是巨大的威胁。统治地方的，不再是和天子具有血缘联结的宗室和诸侯，而是从民间选拔的官吏。
官员统治地方和诸侯统治地方，逻辑完全不一样，官员虽然也可以像诸侯一样管理地方，但他没有地方的产权，诸侯对于地方的管理是永久的，可以世袭罔替，只要不出大错，地方就会一直是诸侯的财产。但官员不一样，官员只是皇帝的员工，不是皇帝的亲人，他只有管理权而没有所有权，而他的管理权完全取决于皇帝一念之间，如果他干的好，皇帝会留任，如果干的不好，皇帝会立即剥夺他的权力，甚至会杀他的头，这种自上而下的碾压关系，在周朝是不可想象的。
周朝时，虽然也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这更多是一句空话，秦朝以后，这句话才成为一句既定事实。
02
集权与放权的矛盾
秦朝以后，天下都成了皇帝一人的私产，再也没人和皇帝分享产权了，皇帝可以手握天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按理说皇帝应该满意了，但皇帝很快发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完全的集权是做不到的，因为再英明的皇帝，也不可能做完所有事，而且，古代交通不便，地方的消息传到首都往往需要好几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差，等皇帝作出决策，恐怕黄瓜菜都凉了。更何况，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各地方的态势千差万别，皇帝对于地方的了解肯定不如地方官，如果全由皇帝做主，很容易出现违反实情的灾难之举。
这方面典型的教训就是秦朝和宋朝，秦始皇的法律太过严苛，地方官为了遵守法律不敢自行做主，这导致了巨大的灾难。比如秦始皇要修长城，要求每个郡出一定数量的民夫，由于秦法严苛，官员不敢违背，为了完成任务，他肯定会层层加码，比如皇帝的命令是一个郡出1000个，郡为了完成任务，就得召集1500个民夫（路上会有死的），而到了村里，总计就可能召集2000个民夫，本来1000个民夫不足以伤害民力，但是下面为了完成任务，就得层层加码，加着加着老百姓就受不了了，秦朝就是这么亡的。
再比如北宋，为了防止军人专权，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宋太宗时，甚至军队布阵都要皇帝批准，皇权是保证了，但将领无权，军队软弱不堪，连连大败。因此要想治理偌大的天下，皇帝必须进行分权，给予地方官一定的决策权，让他们随机应变处理地方事宜。这一点在天下大乱，中央财政空虚，无法掌控局势的时候尤为重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黄巾之乱和清末太平天国起义。
东汉末年，由于羌族的叛乱，加上桓灵二帝喜好享受，因此朝廷的财政十分空虚，汉灵帝时期，甚至到了卖官鬻爵才能维持财政的地步，当黄巾之乱爆发时，刚经过党锢之祸的东汉，根本无力抵挡人民群众的山呼海啸，当时朝廷的中央军严重缺额，卢植、皇甫嵩带领的北军五校不过区区5000人，靠这点人不可能战胜黄巾百万之众。
面对失控的局面，汉灵帝被迫下令各州郡自主募兵，号召全天下的士族官员招募兵马，协助朝廷抵御黄巾军，这一方法收到了奇效，放权后，各路官员积极性大增招兵买马，迅速平定了黄巾之乱。
与此相似的还有清末，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清朝的中央军队，诸如八旗绿营等不堪重用，咸丰被迫授予曾国藩等汉族地主军政大权，让他们招募兵勇，平定太平天国，这一放权，随着南京大营的覆灭，愈加明显。因为皇帝的授权，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等汉族地主积极性大增，他们纷纷组建自己的军队，迅速平定了太平天国，让清朝免遭覆灭。
但是这些成功往往只是另一场浩劫的开始，汉灵帝放权后几年，各路军阀崛起，中央权威丧失，中原进入军阀割据的乱世，咸丰放权后几十年，各路汉族地主拥兵自重，不听中央号令，甚至签下东南互保条约，1911年，一场武昌起义，直接让清王朝覆灭，拥兵自重的军阀瓜分了天下。
这两个案例是最为极端的情况，他表现了大一统王朝集权与放权的矛盾，太集权，地方没有积极性，无法应付危机，放权，地方有积极性，危机解除了，但地方官成了军阀，酿成了新的危机。放权有利于有效治理，却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和皇帝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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