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好的美食KOL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想好好和大家聊聊这位可爱的老人。

在很多人眼里，汪曾祺是把咸鸭蛋写到极致的作家，是最早的美食KOL，文章大多关乎吃吃喝喝，是一个清新的生活家。

但其实，只读汪曾祺的文字，你可能想象不到他的一生，历经过多少起起落落。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像突然跃迁到了一条魔幻的轨道上。

在这个时间点读汪曾祺，似乎对当下的困顿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启示。

01

1920年3月，汪曾祺出生在京杭运河边的小城高邮。

汪家是高邮的大户人家，经办三家铺面，祖辈皆为士绅，不愁生活。汪曾祺之所以能成为汪曾祺，和从小宽松家庭氛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爷爷汪嘉勋是前清的秀才，爱教汪曾祺读论语——小汪天份很高，“要是在前朝，转身也是个秀才。”

爸爸汪菊生是个书画全才。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汪曾祺说：

“父亲是我一生里见过最聪明的人：写字、画画、拉琴、篆刻，他什么都会，还是江苏省的省运动会撑杆跳冠军。”

汪曾祺也爱画画，说自己水平不比父亲

十几岁的时候，汪曾祺就和爸爸一起喝酒；他练唱戏，爸爸帮他伴奏；他学抽烟，爸爸给他递火。那是近百年前的中国，汪家已然是这种亦父亦友、“没大没小”的现代家风。

后来汪曾祺写了一本杂文集追忆自己的父亲，名字叫《多年父子成兄弟》。

从父亲那，汪曾祺承袭到了一种保持好奇心，并在平淡的生活里寻求乐趣的能力。如同他在《邂逅》里写到的：

“活在世上，你好像随时都在期待着，期待着有什么值得看一看的事。”

当然我相信，汪曾祺更期待的，是有什么值得吃一吃的东西。

家乡高邮一直是汪曾祺的素材宝库。《端午的鸭蛋》，中学时候每个人都读过，第一次读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脉络更像是想到哪写到哪——

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生活本身是散散慢慢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慢慢的。

但你的注意力就是会被他牢牢抓着走，这就是标志性的「汪曾祺风格」。“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你的口水也流下来了。

别人问汪曾祺怎么成为一个作家，汪曾祺说：“我东瞧瞧，西看看，不知怎的就成了作家。” 

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文章里常常见到生动的细节：比如他写家乡的「昂嗤鱼」，会写到“它腮边的蒜瓣肉有大拇指那么大”；

写春天的蒌蒿，能记起它有一种“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

汪曾祺喜欢喜欢高邮湖边的水荡。 “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汽。”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汪曾祺19岁就离开了高邮，他写过那么多关于高邮的文字，其实都是对回忆的重构。

等到他重返故里，再次站在家乡的水荡旁边，已经过去42个年头了。

02

19岁的汪曾祺，高中还没念完，就以第一志愿考进了刚刚成立的西南联大，读中国文学。他从老家高邮出发，跋山涉水，经上海、香港、越南来到昆明，成为了沈从文的学生。

后来人们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大抵是因为，他在家庭教育中打下了不错的旧学底子，又接受过当时中国能提供的最顶级的现代教育。

旧文人身上的情趣，和新学者的智识，在汪曾祺身上完成了一体两面的融合。

年轻时的汪曾祺

汪曾祺是沈从文最得意的学生之一，沈对汪的夸赞也从来不吝啬：“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汪曾祺的写作风格定型于联大时期。回忆起当年的写作课，汪曾祺坦白：沈先生关于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

当时他写了一篇小说给沈从文批阅，文中有两个人物的大量对白，“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

沈从文跟他讲：你这不是人物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在打架。

“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汪曾祺和沈从文

沈从文的教导，汪曾祺受用很深。后来他写过很多文章怀念在昆明的时光，也多是些平凡朴素的事。

自然，也大都与吃相关——甚至连日军飞机来轰炸，同学们“跑警报”这样紧张的情节，也有一半的篇幅在追忆“跑去哪里可以遇到卖丁丁糖的小贩”、“跑去哪里可以捡到松子吃…...那个时候牙口可真好啊！”

汪曾祺是一个用嘴巴认识世界的人，而云南菜与淮扬菜又是那样不同，昆明的食物给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身为一个江苏人，汪曾祺在昆明学会了吃辣，而且吃法还很粗犷——和同学一起把辣椒烤熟，然后蘸盐水下酒；

他还爱上了吃菌子，几十年后也念念不忘。他在《诸菌》里面写：

“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

汪曾祺说牛肝菌“入口滑细，极鲜！”；说鸡枞菌“正似当年的肥母鸡，菌中之王”；说干巴菌是“人间至味”。

鸡枞菌

在汪曾祺之前，还没有人把云南的食物拔在中华饮食谱系的高位。不过他却有勇气讲：“汽锅鸡是中国吃鸡方法第一！”

他爱吃宣威火腿，特别是金钱片腿：“小腿至肘棒的那一部分，切开作圆形，当中是精肉，周围是肥肉，带着一圈薄皮。”

他爱吃“东月楼”的「锅贴乌鱼」：“乃以乌鱼两片（乌鱼必活杀，鱼片须旋批），中夹兼肥带瘦的火腿一片，在平底铛上，以文火烙成，不加任何别的作料。鲜嫩香美，不可名状。”

连昆明街头一碗寻常的炒蛋，也有奇妙的滋味：“一颠翻面，两颠出锅，动锅不动铲。趁热上桌，鲜亮喷香，逗人食欲。”

在昆明上了四年大学，汪曾祺的日子过得舒心散漫，东吃西逛，学业似乎不是很精湛。后来有传言说，汪曾祺由于体育挂科，结果没能从联大毕业。

汪曾祺（中）和联大同学们

其实当年联大毕业的条件之一，是要给边境的美军做一段时间翻译。然而去军队之前的例行体检，被汪曾祺直接逃掉了。

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外语水平欠佳，恐难胜任这份工作。

反正，没拿到文凭是真的。

大学之后，汪曾祺继续待在昆明，在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在这段时间，他认识了一位女同事：之前的校友，后来的妻子施松卿。

两人的结婚照

两人在昆明恋爱，度过了三年浪漫的时光。当时昆明的一支部队兵变，跑出来几匹战马，还有一匹白马被他们牵来，养作了宠物。

03

1946年，汪曾祺决定离开昆明，去上海谋求更好的发展。

愿景很美好，他本想着等自己在沪上有一番天地后，就把施松卿接来成家。

结果由于没有毕业证书，汪曾祺在上海找工作的过程中四处碰壁，落得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尴尬处境。

他终日抑郁，甚至想到自杀，给老师沈从文写信倾诉自己的遭遇，沈从文回信说：

“你还有一杆笔，你怕什么。”

在后来的文章中，汪曾祺时常提到老师的这句话。似乎成了汪曾祺后半生的定心丸，此后他经历过远比这可怕的苦难，心态往往是淡然的。

在沈从文的介绍下，汪曾祺总算又在上海找到一份中学老师的工作。但薪水也不高，只能勉强糊口。

总得来说，他在上海过的并不快活，也只呆了两年。后来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叫《迟开的玫瑰或胡闹》，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前半句：

“吃肉，尤其是肘子，冰糖肘子、红焖肘子、东坡肘子、锅烧肘子、四川菜的豆瓣肘子”。

五种做法里，三种都是上海常见的口味，汪曾祺文章里浓油赤酱不多的。

后半句：

“是肘子就行。”

04

比汪曾祺更快迎来转机的，是未婚妻施松卿。48年她在北京得到一份北大助教的工作，汪曾祺便离开上海，北上来京与她汇合。

汪曾祺与施松卿

又是在沈从文的引荐下，汪曾祺到北京文联旗下的「说说唱唱」杂志社做编辑。

到北京后的工作还蛮辛苦。他的儿子汪朗回忆说：“老头忙，没特别多时间写东西，早上起来就沏一壶茶在桌子前坐着，构思好了就写两笔，一天就写俩小时。”

所以汪曾祺的文章，多是短小精悍的杂文。他一生不碰长篇，工作需要他写剧本，也是按照平时写散文那种“又温又平”的思路来。

54年的时候，汪曾祺把「范进中举」改写成了京剧。老舍读了这个本子，说不行，没冲突，难成戏。

其实在这个平淡的剧本下，汪曾祺夹带了一些私货。京剧名家奚啸伯读懂了汪曾祺的心思，接了这出戏，把它给演成了北京京剧汇演的一等奖。

为什么写《范进中举》？按现在的话来说，汪曾祺大概遭遇了中年危机。

当时汪曾祺家在北京的居住条件不太好，几口人挤在一间特别小的屋子里，曾经的“阔少”成了一名北漂，想有一间书房都是奢望。

汪曾祺一家

不过北京毕竟是北京，尽管还没混出什么名堂，汪曾祺还是想把他远在老家、“多年父子成兄弟”的老爸接来北京看看。

“总是在那个小地方呆着没意思，让他来也见见世面”。

可当时的社会环境要讲究“阶级出身”，由于成分原因，汪父没能来成，他一直特别遗憾。

也许是在范进的身上看到了很多自己的影子。汪曾祺很郁闷，就喝酒，总是喝大。有一次大半夜喝到醉醺醺回到家里，施松卿气得冲他大喊：汪曾祺，我要和你离婚！

然而如果论“苦闷的剂量”，和后来相比，当时好像也不算什么。在那样一个高压的环境里，汪曾祺这样的身世背景，被整是迟早的事。

05

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北张家口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外人都很难想象，一位会被人尊称为“士大夫”的知识分子，心里要咽下怎样的苦难，才能挺过这样一场浩劫。

不过，对于那段特殊的时光，汪曾祺本人好像又没有太多抱怨。他把当时的经历写成了文章，取名为《随遇而安》。

不管在什么样的生活里，汪曾祺总能找到一些独到的快乐......比如他发现张家口的口蘑很好吃，而且这里离内蒙近，羊也不错。

后来由于会画画，还接到了一个研究马铃薯品种的任务，他每天带着纸笔去田里，给不同品种的土豆采风——

“画完一种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

他吃到过一种土豆，“味极甜脆，可以当水果生吃”；“还有一种「紫土豆」，外皮乌紫，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像蒸栗，入口更为细腻。”

06

等到1968年，文革进行到一半，汪曾祺突然又“被当时一位大人物赏识”，给调回北京，塞进了样板戏团。

可对他来说，这又是另一种折磨的开始。

那是一个表达更不自由的年代，每天要“带着镣铐跳舞”，那些年，汪曾祺写了好些样板戏。

然而即便是样板戏，汪曾祺的文学风格还是很清丽。

一条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冷知识：《沙家浜》的剧本，是汪曾祺写的。想来恐怕除他之外，也再没有谁能写出“人一走，茶就凉”这样的句子。

这时的汪曾祺，已经在生活中习得了一种强大的韧性。后来他还在《生活，是很好玩的》里写到：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07

如今汪曾祺被人熟知的身份，是“最会写食物的作家”。但其实当年他真正的爆红，是由于80年代发表的一篇小说《受戒》。

讲的是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

那个特殊的年代刚刚结束，高压的政治生态对语言的影响却没有立刻退去：见诸报端的文字，需要是宏大叙事的；落在纸面上的汉语，总得歌颂和弘扬些什么。

而汪曾祺还是那个坚持“说人话”的人—— “世间万物，宣传太过，即是真的了不起，也很难使人满足。”

他的文章“能不说的话就不说”，所以文字干练纯粹；他笃信：“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受戒》没有任何劲爆的情节，甚至有一点点忧伤。它讲的就是平凡人生活中的平凡事，汪曾祺说：

“我就是要把它写得健康，写得美”。

08

汪曾祺的后半生都生活在北京，看他晚年采访的录像，已然能听出些许北京口音。

然而关于这座城市的吃食，汪曾祺的言语中总见些许揶揄：

他说北京的鸭蛋“蛋白像石灰，蛋黄居然是黄的”，这倒是好理解，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的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他偏爱油嫩的菠菜，而“北京人竟爱吃长成小树一样的菠菜，真不可解。”

不过北京有哪些好东西，汪曾祺心里是很有数的。

比如北京特色的「心里美萝卜」：“萝卜都是一个一个挑选过的，用手指头一弹，当当的；一刀切下去，咔嚓嚓的响。”

“北京的小酒铺过去卖煮栗子。栗子用刀切破小口，加水，入花椒大料煮透，是极好的下酒物。”

岁数再大一点，他还欣喜地写到：“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由此可见，大白菜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

晚年间走遍南北后，汪曾祺把他觉得有趣的食物见闻汇杂成一篇《五味》。

他写到山西人是多么爱吃醋、无锡人是多么爱吃甜、而四川其实不是最能吃辣的省份；

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广东人会喝番薯糖水。广西人喜欢吃的酸笋，让他印象深刻......现在我们都知道，那就是螺蛳粉的臭味来源嘛！

《五味》里有名言：

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点，能多听懂几种方言；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不知道汪曾祺会不会料到，他这篇几十年前文章里提过的这些关于食物的话题，在如今的中文互联网上，仍旧在被热烈地讨论着。

09

汪曾祺的存在即是一种证明，不论在怎样动荡的年代，还是会有这样美好的人，轻盈而体面地过生活。

不论是写食物，写杂文，写小说，汪曾祺的文字里总是有着强烈的生活情趣和人文关怀。

他说：黄油饼是甜的，混着的眼泪是咸的。就像人生，交织着各种复杂而美好的味道。

他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他一生带着这样的信念。直到97年的5月，直到他要那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李陀先生在《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里写到：

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把现代汉语从毛文体解放出来这样重大历史转变中，做了一名先行者。

我深信汪曾祺不是一般的作家。这个和蔼平易的老头所应该得到的尊敬，会远远在许许多多今日正声名显赫的诸般人物之上。

汪曾祺也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人确实可以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里找到乐趣。

不论何种境遇，人都能有滋有味地过完一生。

文 | 刘早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