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塞尼亚考是一名波兰犹太人工程师，后来当上了参议员。1939年9月德军包围华沙期间，塞尼亚考被波兰城防司令任命为华沙犹太教团体首领。
华沙被占之后，德国当局又任命他为华沙犹太区的犹太议会主席兼区长，负责犹太隔离区的管理事宜。塞尼亚考一方面与德国占领当局合作，一方面想方设法拯救自己同胞，并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利益。在塞尼亚考管理期间，华沙犹太区保持了相对较高的自治性，德国人很难根除走私和密谋一类的地下活动。
亚当·塞尼亚考（1880-1942）在办公室中接过德国当局的委任状。
华沙犹太区的围墙一角，该区被用围墙和华沙城内其他区域隔开。1943年犹太人起义失败后，犹太区被整个夷平。 1942年7月，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建成，党卫队向犹太议会下达命令，要求将华沙的犹太人转移到这里。每天需转移6000人，如达不到这个数量，党卫队就会处决100名人质。塞尼亚考知道进入集中营会意味着什么，他出面向德方请求放过犹太区的孤儿们，但遭到了德方拒绝。绝望之下，塞尼亚考回到犹太议会行政楼，留下遗书后吞服氰化物胶囊自杀。
塞尼亚考留下了9本日记，从1939年9月一直记录到他自杀身亡的那一天。他在日记中生动记录了华沙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之下的悲惨境遇，以及发生在犹太区中的各种大事小情，是非常珍贵的研究史料。塞尼亚考的日记被他的遗孀保留下来，1979年首次译成英文出版。日记原稿目前保存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
塞尼亚考的日记原稿，共有9本1000余页，现在尚存8本，第5本记载1940年12月14日-1941年4月22日内容的日记已经丢失。 1941年12月-1942年3月间，塞尼亚考在日记中记录了一次在德国占领当局命令下发起的征用毛皮制品的行动，以及以此作为筹码来和当局讨价还价，要求释放犹太犯人的过程： 1941年12月24日：我接到华沙当局的命令，要求我们张贴布告，征用所有的毛皮制品，无论男款的还是女款的都要悉数上交。当局委任我来负责这次行动，上缴的最后期限是12月28日。 1941年12月25日：早上8点我动身回到犹太区，把格兹布斯卡街27号和行政楼大会议室临时当作收集处使用，下午1点时候奥尔斯瓦尔德来了。 我问他犹太区秩序警察和医生们的毛皮制品可否不用上交，他说明天再答复我……我还是不太舒服。
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秩序警察，犹太议会通过他们在区内实施管理。
1941年12月26日：我早上起来时候浑身都疼，到十二点十分的时候，行政楼那里已经收集了1100件毛皮大衣以及其他毛皮制品。一点十分，奥尔斯瓦尔德和叶旭特过来了。
海因茨·奥尔斯瓦尔德（Heinz Auerswald 1908-1970），时任华沙犹太人区行政专员，他是一个“效率至上主义者”，坚决执行纳粹当局的盘剥政策，在他的压榨和盘剥之下，华沙的犹太人区变成了波兰总督区的一棵摇钱树，而那里的犹太人生存状况却每况愈下。
党卫队区指挥官马克斯·叶旭特（SS-Stabsführer Max Jesuiter），华沙党卫队与警察部队参谋长。
奥尔斯瓦尔德签署了一份向议会行政楼供电的文件，没有照明的话，收集工作会非常困难。他还告诉我，本次收缴不止针对波兰总督区的犹太人，对居住在这里的外籍犹太人也一视同仁。只有来自中立国，如瑞典和瑞士的犹太人可以放过一马。 1941年12月27日：人们在毛皮收集处前面排起大队，到中午时已经签发8870张收据。在拉多姆的犹太人是不用上缴毛皮内衬外衣和皮帽子的，而克拉科夫的犹太人需要上交的只有未经缝制的毛皮。 但是，总督区当局还要求上缴没有用过的内衣、高腰靴和扎科帕内式靴子（注：一种雪鞋），还不许犹太人离开自己的住处，在卢布林也只是要求上缴毛皮。 估计羊毛制品以后也会在劫难逃，为了征收到足够的东西，他们得把每一个家庭都吃干榨净。
从犹太人手中没收而来的皮草。
一部分没收而来的皮草又被德国人摆在商店里出售，其他一部分被改成了前线部队的冬装内衬。
一件党卫军风雪大衣的毛皮衬里，很多这样的毛皮衬里都是利用德国民众捐献的或者从犹太人那里搜刮来的民用毛皮制品改制而成的。
1941年12月28日：行政楼和格兹布斯卡街27号那里都排着长队，奥尔斯瓦尔德过来视察，宽敞的会议室里堆着好几大堆的毛皮，行政楼已经停止正常办公，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收拾这些毛皮。 我想办法把钮尼娅（注：塞尼亚考的妻子）和洛玛从奥特维茨克的犹太区里弄了出来，她们回到华沙还颇费了些周折。 1941年12月29日：上午时候奥尔斯瓦尔德和叶旭特来到行政楼，他们直到9点时还没收到有关这次征收行动的报告，情绪非常不满。 我只得向他们解释，这里的皮毛制品已经可以塞满6辆大卡车，分类和清点的活计是一时半会儿干不完的。中午12点时候他们又让我们在3点时候报数，为此又得将行政楼的全体人员都叫来清点皮毛制品。 大家忙乎到下午6点才清点完。昨日一共收集690件男式毛皮大衣、2541件女式毛皮大衣、4441件男式毛皮衬里大衣、4020件女式毛皮衬里大衣、222张银狐皮、258张蓝狐皮、872张红狐皮、5118个皮手笼、39556个毛领子、7205件其他皮毛制品、2201件羊皮大衣，共签发25569张收据。
德国占领当局在征收皮毛制品后留下的收据。
下午3点，维森伯格和珀珀尔（注：两位犹太官员）去布吕尔宫参加预算会议，穿了两件夹克的维森伯格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之后又被放走了。他的毛皮大衣已经上交，也是没办法。
1941年12月30日：昨日一共上缴23件男式毛皮大衣、113件女式毛皮大衣、358件男式毛皮衬里大衣、14张银狐皮、7张蓝狐皮、144张红狐皮、553个皮手笼、4972个毛领子、485件其他皮毛制品、281件羊皮大衣，共签发2834张收据。 1941年12月31日：上午时候，我在行政楼给奥尔斯瓦尔德打了电话，告诉他应当把收缴来的皮毛制品运到转运站（注：Umschlagplatz，一个紧邻犹太区的铁路货站，用于转运犹太人和运输货物，地方相对宽敞）再行分拣，我实在是担心会出现盗窃行为。昨天在将格兹布斯卡街27号的毛皮转移到行政楼的时候，就有几包被人“有意的”丢在一旁。 10点时候，行政专员宣布明天新年放假一天。下午3点时候他又下达“最后通牒”，把上缴毛皮的最后期限推迟到1月3日，还让我们用大喇叭进行广播。 1942年1月1日：上午时候继续收集毛皮，到了下午，很多乐观的人们互道新年快乐。 1942年1月2日：奥尔斯瓦尔德允许我们留下那些皮毛衬里大衣和帽子，可以不用上交给总督区了。这些衣物被我们用来救济，今天特别冷，大约有零下十五度的样子。 1942年1月5日：我上午时候在行政楼，收缴皮草的行动昨天已经完成，党卫队派来卡车，把这些皮毛制品运到转运站进行分拣，叶旭特和奥尔斯瓦尔德也在场。为了防止失窃，每辆卡车都有乘着摩托车的武装卫兵押运，皮毛制品都被装在了大纸袋里。 我和奥尔斯瓦尔德讨论征用皮草之后应作如何补偿，他说他有可能弄来一些配额之外的食物。我自己还有点别的打算，周三时候再和他说吧。 1942年1月7日：早上我先来到行政楼，稍晚时候和奥尔斯瓦尔德一起向上级请示是否可以释放监狱里的犹太罪犯，以此作为征用皮草的补偿。 我说我确实曾要求提供一些食物，但现在我可以不要这些食物，救人才是最紧迫的事情，还请专员大人出面说情。经过层层汇报之后，行政专员答复只有总督才有赦免罪犯的权力。 于是我请求专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再向总督那边争取一下，在苦苦相劝很久之后，专员终于被打动，答应会努力把我的请求反馈到总督那里。 1942年1月9日：上午时候，我和西泽尔尼斯基（注：华沙犹太区警察总长）一起去找门德，后来又去了伊万卡（注：这是一位老资历的波兰警官）那里。弗里伯林反对继续为议会增加津贴，他认为议会所需的资金应从犹太人们支付的水费、煤气费和电费形成的基金当中调拨。 在我和伊万卡交谈的时候，奥尔斯瓦尔德又叫我过去，他告诉我总督说可以放人，如果我们能在一周的时间中再上缴1500件羊皮大衣，那么他就会赦免所有已经宣判和未经宣判的罪犯。
我马上要求准备好用来加工大衣的缝纫设备——现在已经宣判定罪的有40人，除此之外还有800多人关在牢里等待宣判。
1942年1月11日：一连好几天都是天寒地冻，没了毛皮大衣的人们非常难熬，钮尼娅穿着亚斯（注：塞尼亚考的儿子，他后来从利沃夫逃到了苏联，但却未能存活下来）的外套，似乎所有人都被冻出了感冒。霍德纳大街上有人正在搭建一座木结构的天桥，方便犹太区的行人通过。
华沙犹太区中的一座木质天桥，用于跨越有轨电车线路。
1942年1月13日：
早上9点时候，我把议会成员和拉比们(注：犹太教神职人员）都召集起来开会，我建立了一个组委会，以此协调负责筹集资金和采购羊皮大衣的两个小组的工作。我还联系上了华沙城区的四个卖家，建立购买羊皮的渠道，他们都是往犹太区走私货物的行家里手。奥尔斯瓦尔德允许我们上缴整张的羊皮，可以不必加工成大衣直接上缴。
华沙的犹太人毛皮贩子。
塞尼亚考与犹太教拉比。
1942年1月14日：上午我去了布吕尔宫，奥尔斯瓦尔德没上班，昨天是东正教圣诞节，他大概是凑热闹去了，我想和他问一问那些尚未宣判的犯人们现在怎么样了。 犹太区管理机构正向居民筹措资金购买羊皮，但今天就没筹到几个钱，万般无奈下，我以个人名义从管理机构的准备金中借取25万兹罗提（注：波兰货币单位）。 截至星期五时，供货商一共交付350件羊皮大衣，以及足以制作150件大衣的皮子，之后每天会交付100张羊皮。 今天早上时候，转运站货场上用来给毛皮制品消毒的消毒间起火，里面正在消毒的毛皮并不是从犹太区收缴上来的那批，而火灾本身也可以归咎为蒸汽锅炉操作不当。这场火灾让人们议论纷纷，有些人还幸灾乐祸。 1942年1月16日：上午我先到行政楼，后来又去格西亚街的加工车间检查工作，这里制作的皮衣可以换回好多人的性命。加工车间又小又破，寒气袭人。工人们虽然白天晚上连轴转，但却只赶出了120件，还有300件仍在加工之中。 1942年1月17日：上午时候，我和西泽尔尼斯基去找门德和斯塔本瑙（注：都是德国警察官员），我问他们犹太区的警察是不是真的会被换成立陶宛枪党成员（注：szaulisi，立陶宛枪党，其中一些成员和纳粹合作，有反犹倾向），他们说不会这样做。我后来又问了行政专员同样的问题，他说他啥都不知道。 我和专员说，据我所知立陶宛人已经搬到了卡西亚泽卡街那边，他还是说不知道这事情。 专员告诉我总督对目前上缴的羊皮大衣样式表示满意，他放宽了完成所有大衣的期限，并对囚犯们进行减刑——所有的女犯都将免于死刑，未成年人将被释放。除了刑事犯、走私犯之外的其他囚犯都需要进行体检，这项工作将由一位党卫队军医带领5名犹太医生完成，适合劳动的囚犯会被送往特雷布林卡的集中营。 1942年1月18日：上午我在办公室，中午十二点在行政楼为诺奇克教堂的7位死难者举行了悼念仪式，为购买羊皮筹款的工作还在继续，天气寒冷，泽拉齐纳大街上的天桥已经快要完工了。 1942年1月19日：我上午在办公室，加工车间里的15名工人正在加工用来赎回犹太囚犯的羊皮大衣，忙得不可开交。 1942年1月20日：我上午在办公室，现在已经完成了500件羊皮大衣，筹款实在是少得可怜，我决定把几个大户请到办公室进行劝捐。 1942年1月21日：我上午在办公室，筹款到现在还是没有完成，还差50万兹罗提呢，筹款组的负责人实在是不给力。 1942年1月22日：我把维利科夫斯基派到了一个最近发了财的暴发户那里，这人以大方著称，出手就借给我们20万兹罗提。我还把最早的一批住户召集起来，让他们再捐点钱，费了一小时工夫又弄到两万。 昨天晚上，之前去外地采买的韩德尔带着几十件羊皮大衣回来了，这一批大衣尺码更大，价钱还更便宜。这批大衣的出现压低了本地羊皮大衣的售价，这样一来估计能省下20万兹罗提。
华沙犹太区的集市，再糟糕的年头也总有人能大发横财。
1942年1月23日：下午两点来的这伙人要不就不肯捐钱，要不就掏不出几个子儿，其中两个还在装穷，我下令把这二位抓了起来。 这二位当中有个开鞋厂的奥布雷姆斯基，态度极其嚣张，一分钱都不给。晚上的时候，韩德尔又从文格鲁夫回来了，他弄来了一大批特别便宜的大衣。 1942年1月26日:上午我在办公室，买羊皮大衣的钱已经筹得差不多了。到今天大家捐了60万兹罗提，我借来的钱和大家捐的数额也差不多。 1942年1月27日：1500件羊皮大衣终于凑够了，我昨天还干了一件特别牛逼的事情——用半凉不热的水在室温极低的情况下泡了个澡。 1942年1月30日：早上在办公室里一看只有零下七度，后来格拉斯勒（注:奥尔斯瓦尔德的副手）和奥尔斯瓦尔德都来了，奥尔斯瓦尔德准备和总督汇报羊皮大衣的事情，总督尚不知道所有的大衣均已准备妥当。 1942年1月31日：上午我在办公室里，后来和西泽尔尼斯基先后去找门德和布兰德特，他们给总督打电话汇报羊皮大衣的事情。德国当局将会派人在周一周二两天把这些衣服运走。 本次毛皮制品征收行动最终成果如下：男式毛皮大衣5347
女式毛皮大衣14672
羊皮大衣6053
整张毛皮7755
银狐脖领271
蓝狐脖领175
红狐脖领1600
其他毛皮领子134975
皮手笼和帽子10940
毛皮制品总计181788
毛皮边角料：约200袋最低估值：5000万兹罗提为制作购买羊皮大衣募集资金：564860.45兹罗提典当所得：98006.3兹罗提总计：662866.75兹罗提 就这么多了，如果还要的话，那我们把肠子掏出来卖了也供不起了。 1942年2月3日：我上午在办公室，下午陪同普罗布斯特等人组成的代表团验收那1500件羊皮大衣。 1942年2月4日：上午在办公室，代表团将在明天上午把所有羊皮大衣验收完毕。专员又和我们索要10万兹罗提，这大概是建造天桥的费用。在皮大衣这事情上究竟谁捐得多，谁捐的少呢？人们就在外面不停地争执着，隔着办公室门都能听见。 我去找奥尔斯瓦尔德，他说让监狱放人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但现在已经克服了。除了54名成年男犯人将被送往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之外，其余的男女犯人和未成年犯均会获释。我又请求专员保护好送往集中营的犯人，让他们尽量得到优待。 1942年2月5日：上午在办公室，代表团今天差不多就能完成羊皮大衣的验收工作。 1942年2月7日：直到今天，德国当局还是没有把大衣拉走。 1942年2月13日：我又向行政专员当面提起犯人的事情，他曾经下令为每一位犯人都准备好对应的卷宗，这项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 1942年2月16日：我们把所有在押犯人的卷宗都转交给了行政专员，专员对此的回应却是停止给关押在帕维亚克街和丹尼洛维佐斯卡街的犯人提供饭食。 1942年2月17日：上午时候，格拉斯勒博士对我们之前的询问进行了答复，周四时候监狱里面的犯人将会被悉数释放或转移。他已经联系过了检察官，帕维亚克街和丹尼洛维佐斯卡街的犯人释放名单也即将开始编制。 1942年2月19日：我去找奥尔斯瓦尔德，他说检察官那边的释放名单还没出来，但是他已经得到专员授权，有权释放那两处的犯人，但如果这么做的话检察官那边就没法留档了，没办法，先拖着吧。 1942年2月24日：见到专员，他答应会亲自跟进释放犯人的事情，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妥了。 1942年2月26日：上午在办公室，后来和奥尔斯瓦尔德处理犯人的事情，他最后给我一张清单，让我再完善一些信息。 做完文字工作之后就可以放人了，奥尔斯瓦尔德说要是早知道放人的事情这么麻烦，他就不管了。我和他说，不管你嘴上怎么说，你还是先听听你的良心愿不愿意管这件事情吧。 1942年2月27日：上午我去了办公室，之后我把应当释放的犯人名单给了奥尔斯瓦尔德，一共有150人。 1942年2月28日：我给奥尔斯瓦尔德打电话，他告诉我先别着急，放人大概还得花上2-3天的时间。 1942年3月11日：下午3点时候，监狱送回151名犹太囚犯，其中5名已经死亡，7名需要入院治疗，30多人需要送往庇护所，其余的各回各家。等待释放的一大群囚犯挤在道路中央，我发表了一个讲话来安抚他们，每个人都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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