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土匪在整个民国时期大体可以分三种。
第一种是纯土匪，即红胡子。
这种匪多则数百，少则十余，次要勾当是砸富户、抢买卖、绑人票、打官兵，其间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1915年，吉林省浑江县匪首“冰上飞”在抢劫时，发现一个老太太手上戴着金戒指，但撸不上去，便用刀砍下老人的手指一道拿走。
1924年匪首王林手下强盗在蚂蚁河架了一个姓魏的姑娘。姑娘的父母爲赎人，卖血凑钱。等凑够了赎出女儿，姑娘已被强盗糟蹋，投河自尽。其父失血过多而死，其母悲愤之下上了吊。好端端一个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
第二种是武装土匪。
这种土匪大多有政治背景或目的。或爲报复社会，或爲报复官绅;有的借土匪开展权力，希望招安做官;有的投靠日军，助纣为虐；被国民党委任军衔的，死心塌地毁坏反动。
第三种叫棒子手。
这种土匪没有枪械，仅以木棒劫道；人数少，有时1人，有时数人，时聚时散。他们打劫对象多是独身行人、大户人家。大股的土匪又称“溜子”，有一套比拟完好的组织和规矩。其总喽罗叫“大当家的”或“大掌柜的”，外部呼爲“大哥”。其下有二掌柜。再往下有“四梁八柱”，四梁分里四梁、外四梁，合起来即爲八柱。上面普通强盗称“崽子”。
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炮头是执法行刑的，他必需“管直”(枪法准)，百发百中。在和朋友交锋时，他能在关键时辰一枪定夺大局。粮台管粮食、蔬菜的储藏、供给，到百姓家就食时，还要反省该户有无传染病，食品能否有毒。水香担任分配站岗、放哨。每砸开一个窑(攻下一个中央)，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卡子(哨兵)。翻垛的，是溜子里的军师、顾问长。他上知地理，下知天文。举动前，他要占卜凶吉;脱险时，他要祈神庇佑。
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签的、字匠。秧子房就是票房，是关押人票的中央。其掌柜的大都心慈手软，催票时割耳朵、割鼻子，毫不手软;过时不赎票，也由他和手下人撕票。
花舌子担任给苦主家送信、讲价。这种人一要擅长查明苦主家底，二要巧言善辩，要对方拿出更多的钱来。
插签的，也有叫稽查，次要担任勘察打劫的目的、道路，保证万无一失。
字匠主管文墨。给苦主写信，与外界的文字交道，都由他担任。有的字匠还会刻印、模拟别人笔迹等。
由于各个溜子人数多少不一，规模不等，所以这八柱也有相互兼任的，或省略的。有的溜子因马匹众多，又专设“马号”，主管马匹车辆等。
西南土匪有许多行话、黑话，反映了其组织外部的规矩和忌讳，也反映了强盗们的心态。
例如，干土匪称作“吃打饭”，临时干这一行叫“挂住”，打劫叫“开差”、“砸窑”，劫道叫“别梁子”，杀人叫“插人”，分钱叫“挑片”。他们忌讳“死”字，故称死了爲“睡了”，睡了则称“躺桥”;又忌“犯”字，故称吃饭爲“啃付”;忌蹲大牢的“蹲”字，故点灯叫“上亮子”、“点明子”，放火叫“放亮子”。
犯了这些忌讳，轻则受打骂，重则被杀。曾有一次，一个小孩见一个男人在吃东西，便问：“你在吃包谷吗?”那人竟怒发冲冠，说：“不，我吃的是木头!”这女子便是名土匪，由于解围的“包”字也在忌讳之列。
西南土匪还有一种黑话，叫“三番子”。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写到杨子荣进威虎山时，记载了很多。像“蘑菇溜哪路?什麼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等，均属此类。
西南土匪中的一些领袖往往带一个小铜佛，听说叫“达摩多罗”，是他们的“上帝”。
黑龙江着匪谢文东就是这样，他常常供上铜佛，打卦起课，决议凶吉。许多文艺作品中表现的匪首，在匪群中都是八面威风、颐指气使。其实，据当过胡匪领袖的人交代，匪首率领胡匪就像率领胡狼，时时提心吊胆。由于不只有的喽罗能够不服大掌柜，随时能够篡权;便是普通的崽子，被惹急了，也会马上动刀动枪，不顾结果的。
所以普通的匪首都是少言寡语，一则显得城府极深，普通强盗莫测其深邃，只要敬畏之份;二则可以暗自盘算谁能够有异志，谁的言行失常，该采取什麼对策等。
许多匪首一辈子都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在大群强盗的蜂拥之下，孤单地活着，孤单地死去。西南匪首普通都有一个绿林报号，反映出该匪首所处的时代特征、风俗和意向。
西南胡匪常有些规则，哪些是不可以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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