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夏天,第一次见到这些珍贵的纸片时,我还不知道它叫“侨批”。
那是我回老家梅州,跟朋友秋刀见面。他说起清明回乡下水车镇茶山村祭祖,在祖屋阁楼里找到了一沓1970年代从印尼寄回来的书信和单据——他家有很多华侨亲戚。这些薄薄的纸,被折了又折,有些边角已被蛀食,记录着当时亲戚们千里迢迢寄回来的每一件东西,蝴蝶牌衣车、炼奶、凤凰牌单车、烫斗、奶粉、方糖、电视机、衣服等。
单据的抬头,是当时香港和澳门最大的中侨国产百货有限公司(由华侨开办,现已结业)。除了零售批发,这类百货公司还贴心地提供打包,方便水客们从深圳罗湖或珠海拱北过海关,服务意识丝毫不差今天互联网时代下的物流与电商。
写到这里,我想要特别感谢秋刀的妈妈黄阿姨。最近一个月来,她知道我要做华侨故事,就一直给我很多支持和帮助,翻出家里更多的家书和老照片,邀请我去水车镇茶山村的祖屋,她说那就是一个华侨村子。我也特别期待去记录她的华侨家族故事。
在梅州,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华侨关系。
我记得小时候去一个同学家玩,在老街的骑楼里,室内光线很暗,电视和家具看起来都黑乎乎油腻腻的,老吊扇咿咿呀呀地转悠着。在一个装钥匙杂物的小箩筐里,我翻出了一枚精致的银质徽章,上面刻着英文字样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XX 周年纪念”。同学说,那是美国亲戚寄回来的。
还有另一个小学女同学,皮肤有些黝黑,我以为是贪玩晒黑的。后来才知道,她的外公是印尼人,这肤色就是外公的南洋基因。
多年后,我把这些种种碎片经历串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这些家书、单据和小物件。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梅州市侨批档案馆馆长魏金华先生。在他的私人收藏博物馆里,我惊喜地看到了几面墙那么多的华侨书信与票据(大约有1.6万件)。
我才知道,原来它们叫做“侨批”,而且还是世界记忆遗产——就藏于大多数普通人家的祖屋阁楼里!
“批”,是闽南方言对书信的称呼。“侨批”,也称“番批”或“批信”。它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将赡家侨汇的银款、物品连带家书,托带故乡的汇款凭证。
要注意的是,仅仅有家书,只能称作“侨信”;必须寄信又寄钱,钱信合一,才可叫做“侨批”。
以丰顺陈宅家族从暹罗寄回来的侨批封为例,请留意上面两组信封左上一栏处,通常都会写明随信附去的钱银数额。
上两组批信是民国早期由个体水客收寄,下两组是民国后期(1940年代)批局/银信局已取代了个体水客来承办侨批银信的往来业务,也有了更详细具体的制度规范。
有侨才有批,得天独厚的华侨华人资源,催生了侨批的发达往来。2013年6月,中国“侨批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侨批又被誉为“东方侨史的敦煌”。
侨批的内容包罗万象,如同普通民众日常生的回响颂歌。
它涉及家情、亲情、乡情、国情、世(界)情等,所叙述的事情大到日寇侵华、海外局势、潮汕战事,小到家乡善事、家里日常生活,是反映华侨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已发现的有目可查的侨批文献共约20万件,其中广东侨批占16万件,由潮汕侨批、五邑侨批和梅州侨批构成。
梅州的近2万件侨批成为2013年侨批档案申遗成功的一大功臣。
在收集侨批故事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位南非归来的华侨李雨才先生,当时他正在忙着写族谱。
他花了大量时间搜集家族信件、照片资料,并从南非档案局获得了曾祖父和祖父当年出入境记录文件。他说:“不得不感谢当年英国人对书面档案资料的那一套谨慎之心及完善的保管体系。”同时,基于“中国人对历史遗留的档案的敬畏之心”,他也很幸运地在原乡梅州收集到了相对完整的家族历史资料。
我每次旅行或出差,回来时箱子里总会多出一沓“废纸”——机票、火车票、门票、的士票、用餐小票、酒店小卡片或各种宣传单张。 我会扔掉一些,保留一些。
因为我总想着,或许在2222年,它们会落在某个收藏家手中,成为那时的人们了解2020年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细节的一个“爱丽丝的兔子洞”。
有时,我会仔细盯着这些证件照里的面孔看好久,看到出神。
我不自觉地努力想象着他们当年是如何离开故土,如同一枚蒲公英的绒羽,千里迢迢搭数月的船,落在一片陌生的新土地。那里或许举目无亲,或许有堂会老乡,或许贫穷,或许富有;多年后,他们或许衣锦还乡,或许客死异乡。
无论故事是如何的,这些数以万计的侨批,虽不起眼,但如同手工刺绣,细细勾勒出华侨移民历史画卷里最秀气的衬底与花边。
它们是客家人第六次大迁徙——下南洋的历史注脚,也是这些华侨个体的人生中最重要转折点证明,更是我们窥探历史深处日常生活的回响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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