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世界，苹果似乎总是与各种传说和典故相联系，其文化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一般水果，比如人们常说上帝有三个苹果：一个诱惑了夏娃，一个砸醒了牛顿，一个成就了乔布斯。可与之相反，中国古诗文中出现过桃、李、杏、梨、枣、橘乃至西域的葡萄、江南的梅子、岭南的荔枝，却唯独不见苹果的影子。这是为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苹果的身世说起。苹果虽然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水果，但作为“外来户”，它到中国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古书上记载了一种类似于苹果的本土水果叫作“柰”（读作“奈”），也叫“花红”或“林檎”。称其为“林檎”可能是因为其果熟味甘能招来飞禽栖落林中。在日语中，“苹果”至今依然写作“林檎”。
柰在中国的栽培历史超过了两千年，早在西汉时期司马相如撰写的《上林赋》中就有记载。只是其口感酸溜溜、软绵绵，类似于山楂和苹果的结合，无法勾起人们的食欲。于是，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只作为水果的配角，根本无法与桃、李、杏、梅平起平坐，因而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果子是苹果家族的一员。
元代中后期，一种新奇的水果从西域被引入大都，被精心种植在皇家苑囿里，嫁接在林檎树上后长出了色泽红润的果实。该叫它什么呢？时人想到了佛经里提到的色丹且润的“频婆果”，于是就这么叫起来。后又按汉语习惯改写成了“苹婆”。这种水果与柰本属同类，但经过改良，外观、口味已与柰有较大区别。元末，朝鲜王朝流行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描写主人公在大都的筵席：水果包括八种，分别是“柑子、石榴、香水梨、樱桃、杏子、苹婆果、玉黄子、虎剌宾”。其中就提到了苹婆果。此果在当时非常稀罕，与西凉之葡萄、吴越之杨梅并称为天下名果。
明代万历年间，农学家王象晋所撰的植物学著作《群芳谱》中，第一次将苹婆果简写成“苹果”，并称其“光洁可爱玩，香闻数步”，但“味甘松，未熟者食如棉絮，过熟又沙烂不堪食”。
到了清代，苹果见于记载愈多。康熙帝对苹果有特别的喜爱，常用以赏赐臣下。康熙六十大寿，款待参与庆典的士民，宴席中就有苹果。到了乾隆年间，苹果放下了身段，价格大降，又因其还让人联想到了平安吉祥、太平盛世等吉祥词语，于是成了宴席上必备的四鲜果之首。
不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今天市场上常见的苹果，看起来很本土，实际上也并非康乾盛世时的苹果子孙，而是来自大洋彼岸旧金山的西洋果。
1871年，有位爱好园艺的美国牧师倪维思来到山东烟台。他开辟农场，引进、培植了果大瓤脆、皮红肉硬的旧金山苹果。这种苹果虽不如中国本土苹果气味清香，却产量高、易储藏，很快被当地农民接受并推广种植。到清末，随着西洋苹果的广泛种植，“苹果”之名逐渐完全取代了“苹婆果”等名称。清末民初徐珂所辑的《清稗类钞·植物类》中有“苹果”条：“……北方产果之区，首推芝罘（烟台一地名）。……以其原种之来自美国旧金山也，故称之曰金山苹果。”
由上述内容可知，在古诗文中没有苹果的影子，不是古人觉得苹果不值得吟咏，而是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苹果——既没有“苹果”这个词，也没有我们今天吃的这种脆甜可口、又大又圆的果子。
（本文刊于《咬文嚼字》2022年第4期《探名小札》栏目。）
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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