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断裂是“医闹”之源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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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印发了　《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通过人防、物防、技防三级防护体系构建“平安医院”，以防止恶性“医闹”。其中明确要求保安员数量应当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20张病床1名保安或日均门诊量的3‰的标准配备。（10月23日《京华时报》）
　　有安保、无医闹，这是制度设计的理想状态。只是，新医改尚处于推进与嬗变之中，加之社会价值多元、诉求多元、维权意识高涨，想要医患之间的纷争停止恐怕还需假以时日。
　　两部委出台“安防意见”，也是用心良苦：患者合法权益固然要保护，院方合法利益也不能没人管。这些年，医患纠纷升级到肉搏或兵刃相见的例子并不鲜见。有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其中死亡7人，受伤28人（患者及陪护人员11名、医护人员16名、保安1名），涉及北京、黑龙江等8省市。医闹将医护工作逼成“高危行业”，最后受害的还是公共利益。只是，医院毕竟是个“妙手仁心”的地方，不是“沙场秋点兵”的舞台。与其等到闹后再靠保安来平息纷争，不如将可能的矛盾化解在常态工作里。
　　“医闹”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说到底，是因为医患之间的基本信任纽带断裂，谁也不信谁、各自憋着一股气。究其成因，无非有三：一是现有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缺乏独立性。医患之间出现争执，缺少独立第三方的申诉与维权平台。如果监督体系与仲裁机构摆脱不了与院方的“亲戚关系”，不信任的状态就难以终结；二是少数医疗机构奉行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助长了医闹行为。少数医院“欺软怕硬”的做派，不仅使得医患纠纷背离了法治化纾解的可能，更让这种胡搅蛮缠显得得理三分；三者，医疗机构如果不能早日归于公益属性，患者看病就得倾家荡产，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指望所有掏钱的民众都能理解利益配置下的制度安排，这显然还是个奢望。
　　实践早就证明，安保力量过强，对于解决医闹问题并无实质性意义。譬如郑州市卫生局等单位就牵头组建了27人组成的“武装保安”队，意在专门处置发生医疗纠纷、打击“医闹”。今年5月29日，“武装保安”在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大战患方后，遭到社会普遍质疑。医院不是战场，医患之间不是“敌我关系”，安保也许能护卫得了医疗机构的“生存权”，但对于惩治“医闹”、了却“心结”，显然是扬汤止沸的功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