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写的第一首诗献给了谁？
很早以前，在我幼年时期，我几乎刚开始学写字，有一次我感到激动万分，便随性写下几行类似诗的韵文，但是我觉得这些词句很奇怪，跟日常说话不一样。于是我把这些词句抄在一张纸上。那是一首献给我母亲的诗，是献给我所认识的那位天使般的继母的：我的整个童年都在她温馨的庇护下度过。我毫无能力评判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便拿去给父母看。我把那张有横格的纸递给他们，浑身仍然因为缪斯的第一次造访而颤抖。我父亲漫不经心地把那张纸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又漫不经心地还给我，说：
“你这是哪儿抄来的？”
我仿佛记得，我的第一首诗就是这样诞生的，也是这样第一次收获漫不经心的文学评论。
为什么取名聂鲁达？
我十四岁时，我父亲总是不遗余力地反对我的文学活动。他不愿意有个诗人儿子。为了不让他知道我发表最早写的那些诗，我找了一个他完全找不到线索的姓氏。我在一本杂志上看见一个捷克名字，当时并不知道它是一位受整个民族爱戴的大作家的名字，是优美的叙事诗和抒情诗的作者的名字；他的纪念碑竖立在布拉格的马拉·斯特拉纳区。许多年后，我一到捷克斯洛伐克，就去他那留着大胡子的雕像脚下放上一朵鲜花。
匿名出版《船长的诗》的原因？
唯一的真相是，在很长时间里，我不愿让这些诗伤害已经同我分手的德丽亚。德丽亚·德尔卡里尔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子，在我写出最动听的诗歌的岁月里，她是捆住我双手的钢和蜜编成的绳子，是我十八年间的模范伴侣。这本充满突发的和炽烈的激情的书，会像一块扔出去的石头击中她柔弱的身躯，这些，也只有这些，才是我怀着深情的、值得尊重的匿名的个人原因。
妻子马蒂尔德·乌鲁蒂亚
我的妻子跟我一样，是个乡巴佬。我在《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里，向她倾吐了全部心声。
我们是幸福的，尽管这与别的任何人无关。我们把我们共有的时间，长久地消磨在智利荒凉的海边。
我把我所写的和我所拥有的一切，全部奉献给她。东西不多，她却很满意。
她用她的脚、手、眼睛和声音，从地里把各种各样的根、各种各样的花朵、各种各样散发香味的幸福果实，全部带来给我。
文学界的仇敌是谁？
我的对手是个比我年长得多的智利诗人，既顽固又跋扈，喜欢虚张声势。他叫佩里科·德帕洛特斯，是个强壮、多毛的人，总是极力想用花言巧语和面部表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由同一个编辑（永远是他）出版的二十五种杂志，都旨在从话语上摧毁我，硬把形形色色的罪名——背信弃义、诗才枯竭、公开和秘密的恶习、剽窃、耸人听闻的性心理变态——通通安在我身上。
出版了一整本名为《聂鲁达和我》的过于冗长的书，书中充斥着侮辱和咒骂。
藏书室有哪些书？
我的藏书室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古本诗集在藏书室里熠熠生辉；由于我对博物学的喜爱，藏书室里到处是色彩鲜明的漂亮的植物学书籍；还有有关鸟、昆虫、鱼的书。我收集到妙不可言的游记、伊巴拉印制的不可思议的《堂吉诃德》、用精美的博多尼活字印刷的对开本但丁著作，甚至一部经删改供法国王子阅读的印数极少的莫里哀作品。
我的书架上摆着令我激动不已的古版书和其他书，其中有克维多、塞万提斯、贡戈拉等作家作品的初版版本，还有拉弗格、兰波、洛特雷阿蒙等诗人的著作。我觉得，这些书的每一页都留下了我所喜爱的诗人们触摸过的痕迹。我有伊莎贝尔·兰波的手稿。这都是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芝加哥贪婪的书商垂涎的珍宝。
诗和警察
我要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就只是人，除此没有其他头衔；人们不会为一条戒律、一句话、一个标签而苦恼。我希望人人都可以走进所有的教堂，进入所有的印刷厂。我希望再不会有人守在市长办公室门口阻拦和赶走别人。我希望人人都能笑逐颜开地进出于市政府大楼。我希望没有人被迫坐威尼斯平底船逃走，没有人被人骑着摩托车追击。我希望绝大多数人，也是唯一的大多数人，所有的人，都可以说话、阅读、聆听、茁壮成长。
写作的地方——黑岛
我想更加尽心尽力地专注于文学创作。为此，我需要一个写作的地方。我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黑岛，找到一幢面对太平洋的石屋。房主是个年迈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海军上校，这幢石屋本是他为自己一家建造的，不过他现在愿意卖给我。我怎么买呢？我把写作《漫歌》这本诗集的计划提交当时出版我的著作的出版社，但是遭到拒绝。一九三九年，别的出版商向我伸出援手，直接付款给房主，使我终于得以买下我在黑岛的房屋，供写作只用。
关于聂鲁达，你还知道多少？
更多内容请参见《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
巴勃罗·聂鲁达 著
林光 译
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是诗人的生活。
从流泪到亲吻，从孤独到人民，都活在我的文字中。——聂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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