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数：2002年第12期栏目：随笔·札记 作者：谢谦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1录张以宁《严陵钓台》，诗曰：
故人已乘赤龙去，君独羊裘钓月明。
鲁国高名悬宇宙，汉家小吏待公卿。
天回御榻星辰动，人去空台山水清。
我欲长竿数千尺，坐来东海看潮生。
严陵即严光，字子陵，少有高名，曾与汉光武帝同学。光武即位，乃变名姓，披羊裘钓泽中。帝遣使征至洛阳，与叙旧，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翌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帝拜为谏议大夫，不就，归耕富春山，卒于家。事见《后汉书·逸民传》。
严光不屑攀龙附凤，光武不忘少年故旧，便成为千古相传的佳话；尤其是严光，更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在古典诗歌中，被人反复歌颂，反复咏叹。明人张以宁的这首诗，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引起我兴趣的倒是沈德潜的评语：“明人咏严陵，以此章为最。如‘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不有云台诸将力，钓台亦在战争中’，皆风雅之魔道也。”沈氏在这里斥为“风雅魔道”的诗，不知何许人所作，倒是不同凡响的“翻案文章”：“不有云台诸将力，钓台亦在战争中。”今日之太平，是开国将士流血牺牲换来的，你严光一个臭文人，有什么资格傲视新王朝？这种议论，也许我们并不陌生，但在五百多年前，却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千古文人的精神偶像，一举被推翻。偶翻《明太祖文集》，才发现这并非什么千古卓识，而是迎合圣意之作。否定严光，否定知识分子不合作精神的始作俑者，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文集》卷10有一篇《严光论》：
昔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德薄才疏，致生民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乃栖岩滨水，以为自乐。吁！当时举者果何人欤？以斯人闻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为奇哉！在朕则不然。且名爵者，民之宝器，国之赏罚，亘古今而奔走天下豪杰者是也。《礼记》曰：“君命赐，则拜而受之。”其云古矣。聘士于朝，加以显爵，拒而弗受，何其侮哉！朕观此等之徒，受君恩罔知所报，禀天地而生，颇钟灵秀，故不济人利物。愚者虽不知斯人之奸诡，其如鬼神何！且彼乐钓于水际，将以为自能乎？不然，非君恩之旷漠，何如是耶？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殽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今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假使当时聘于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终无人用，天子才疏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乐钓欤？优游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止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
朱皇帝不愧是“千古一帝”，能将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尽管朱皇帝出身文盲，戎马倥偬之际才粗通文墨，仅凭着他的帝王之气，便能一扫千古迷雾，指明是非，真要令那些满腹经纶、饱读圣贤之书的文人学士感戴“天王圣明”了。按照朱皇帝的理论，他一统江山，是天下百姓的“救命恩人”，普天之下皆应感恩戴德，知恩图报。严光这样拒绝帝王征召的人，是忘恩负义之辈，罪不容赦，死有余辜，怎能被奉为“精神偶像”，受人景仰？
朱皇帝当然想不通。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自古有隐居避世的传统，原因各有不同，或激流勇退以保全性命者如西汉之张良，或愤世嫉俗而绝意仕进者如东汉之梁鸿，或讨厌官场应酬而追求精神自由者如东晋之陶渊明，当然也少不了沽名钓誉之徒，将隐居视作“终南捷径”。但都能为最高统治者所容。不仅如此，东汉以后的正史还要为这些隐士立传，以表彰他们淡泊名利的精神。至于像严光这样开国皇帝的故旧，谢绝皇帝的高官厚禄，而以布衣终其身，被后人崇仰，正是情理中事。事实上，入世或出世，不过是个人生存的方式，个人应有选择的自由，孔子也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朱皇帝却第一次公开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这份自由，而且连严光这样绝无反骨的古代高士也不放过，竟在百废待举、日理万机之时，亲自加以口诛笔伐，定其为“历史罪人”。张以宁《严陵钓台》这样的诗，恐怕就不可能是在朱皇帝时代所作，这位由元入明的文臣岂敢唱反调？倘若严光晚生千余年，赶上朱皇帝时代，定然身死家亡，哪能优游林泉，终其天年？《明史·刑法志》引朱皇帝钦定的《大诰》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劄”。洪武十九年颁布的《大诰三编》即载有一例：苏州士人姚叔闰、王谔被举荐于朝，二人不从，罪至枭首，藉没其家。朱皇帝批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对不合作者的这种残暴，不说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
按理，朱皇帝驱逐元蒙，光复汉家江山，汉族知识分子应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乐于仕进，但事实恰好相反。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人多不仕”条所举，不过是最著名者而已。读《明史》和野史笔记，常令人不寒而栗。郎瑛《七修类稿》载，太祖私游一寺，见庙壁题诗：“大千世界何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咏的是布袋和尚（弥勒佛），也可能寓有讽喻时政之意，太祖竟将寺僧全部处死。赵翼说“明祖行事多仿汉高”。汉高不过屠戮几个手握重兵、心怀叵测的功臣而已，朱皇帝的屠戮对象，岂止文武功臣？这位出身微贱的皇帝，对任何人都怀有一种非常阴暗的心理。连刘基这样急流勇退的谋臣都必置之死地，宋濂这样温柔敦厚的文臣都不得善终，其他文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世人都说秦皇汉高残忍，比起朱皇帝来，他们又算什么？
令人感叹的是，古今人都患有历史健忘症。无论如何，朱皇帝都是一位历史伟人，所谓“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后人在评价朱皇帝时，也总是一分为二，功是功，过是过，功大于过。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朱皇帝的残忍，不过是为了消灭政敌，巩固江山，可以理解；而当时人的冤屈和血泪，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化为一缕烟云。朱皇帝真是看透了历史，驱逐胡虏，创业开国，这就是千秋功勋，杀几个文人算个什么事？古今历史总是忽略细节的，时过境迁，除了几个钻故纸堆的专家学者偶尔发思古之幽情，对朱皇帝的滥杀无辜愤愤不平外，还能有谁为那些历史上的冤魂洒一掬同情之泪？历史学家甚至还会说，朱皇帝治下，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空前稳定，政治清明，官吏廉洁，百姓安居乐业。但这是靠血腥的恐怖来达到的，是靠千百万无辜者的生命来维持的。这样一个时代，无论如何说，都称不上“太平盛世”。但这种时代往往又被后人美化甚至神化，连绝世独立、狂放不羁的晚明才子徐渭在拜谒孝陵时，也自叹生不逢时，未能赶上轰轰烈烈的太祖时代：“亭长一抔终黄土，桥山万岁始龙迎。当时事业难身遇，凭仗中官说与听。”明末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回忆拜谒孝陵的情景，缅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们难道真没有想到，如果生当太祖时代，他们的命运也许将会更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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