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月鹏
原题丨被悬置的人
冷热无常的日子在这个滨海城市交错进行。四月的天，居然飘起了雨夹雪。当地晚报整版刊出一幅照片：雨雪迷茫，一辆摩托车在城市街头前行，后面行迹模糊的汽车长队凸显“雨夹雪”三个黑体大字。下面附有一行卡通字：“今天雨暂歇，明天接着下。”有点俏皮，像是雪地上一行歪歪斜斜的脚印。
那场规模浩大的拆迁工作是以雨夹雪为序幕的。微润的晨曦中，小贩在村头卖菜，没有吆喝声，一派祥和。这样的祥和很快将不复存在。这个叫做Y村的村庄拆掉以后，将在原地规划建设一个住宅小区，村人的安置楼房建在小区东北角，临河，傍水而居。“水”是开发商普遍热捧的卖点，村人并不感兴趣，他们亲见了村边这条河的被污染，甚至地下水也难逃厄运，他们平日喝的都是村里统一供应的矿泉水。一群机关干部进入Y村，他们的任务是说服村人同意拆迁。所有言与行，包裹的都是同样的动机，签约，搬迁，拆房。再温和的话语，也似一把冷漠的刀，企图从他们心头割舍最难舍的那一部分。“安置小区”，我时常体味这四个字，农民被“安置”到了不接地气的高楼之上，他们何以安心？
这是被悬置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
故土难离。这片故土之上，将要建成别人的家园。
最初留意Y村，是因为它是这个城市的边界。这是一座边界模糊的滨海新城。十多年前国家查验各地的四址边界，政府一次次向上级解释某个模糊地带的来龙去脉，试图将这个现实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归咎于历史。历史本身是一个问题吗？历史问题里包蕴的，很多都是现实中尚未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征候。我记住了整个的汇报、审批过程。这个追求既定结局的过程，复杂中有着一份心照不宣。当年描述的“西至Y村”早已不再了，城市开发建设浩浩荡荡向更远的西方一路奔去。城市格局变了，当年的“西”已经变成如今的“东”，“左”也变成了“右”。Y村成为这座新城的城中村，寸土寸金。村子早年曾经自主开发，投资办了好多项目，结果都倒闭了。后来，村人不依不靠，几乎家家户户办起“渔家乐”，生意越来越红火。再后来，某个著名开发商相中此地，村庄开始整体拆迁。
在这座滨海新城，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外来户，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无非就是你来得早他来得晚而已。我们都是外来的人。
一群外来人，正在篡改这个区域的命运。那天因为帮助拆迁户四处寻找躲迁房，我远远看到古墓群所在地变成了某企业的临时停车场。这个区域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充分利用”，古墓群也在接受“保护性开发”，很快将被兑换成经济数字。
因为拆迁，诸多历史遗留问题浮出水面，显在的问题被放大，潜在的问题被凸显。
谈及一个拆迁户，同事忿忿地说那家伙简直是猴子与狐狸交配的产物。他继续描绘了那人的形象：六个指头，独眼，自己家里飞的苍蝇一条苍蝇腿也不肯让给别人。
我知道他是在说拆迁户的精于算计。他想要表达的是拆迁工作的不易，看不到对被迁者的同情和悲悯。这让我忍不住猜想，村人眼中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与拆迁户打交道的整个过程，就是由不信任变为信任的过程，我当然深知，最终将是更加的不信任。因为，时间会浮出真相。想起那户老实巴交的农民抹着眼泪离开村庄的情景，我怔怔地站在他的家门口，看着他们一家人一步步走远。拆迁之初，这户人家是有明显敌意的，反复地谈判，一次次地沟通，一茬茬地磋商，甚至旁敲侧击里应外合，直至最终签字拆迁。“你的不信任是对一台机器的不信任。我们只不过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很多零件常觉得自己可以代表整台机器，其实不是那样的。所以当你把我错认成了整台机器的时候，我理解你。”我语无伦次地说了一通，他睁大眼睛，越发地不明白，把我的比喻当成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些时候我想给他打个电话，终于没有打。我怕电话里他向我提出新的要求。不能承受的生活负重已经太多太多，我在路上的很多心力其实都是为了卸除外界强加在身上的包袱，让自己不至于太累。然而他打来了电话，约我去他的山区老家。这真是一个善良守信的人，拆房之前他曾说起老家如何贫困落后，我对这种贫困落后的山区生活充满好奇，希望有一天可以去那里采风。当时似乎是约定了一个日期。我并未当真。他记在了心里。临近约定日期，他打来电话落实采风的事情。不仅仅是感动，更有羞愧。远行路上，或许他是一个注定的邂逅者。短暂相遇。各走各路。他更多地活在我的想象中，关注这个具体的人，然后越过这个具体的人，我更在意的是他背后作为群体和概念的“农民”。我知道我所看到听到和经历到的，不过都是一些表象，唯有想象和发掘表象背后的真相，才会呈现一个真实完整的村庄。关于拆迁，关于农民，我们已经有过太多的想象。真相只有一个。我不能确定潜意识里希望这样的“想象”最终将我引向何处。
那个抗拆户家里养的四条藏獒像忠诚的卫士一样在院子里一字排开。拆迁办的人趴在后窗向屋里窥视，看到房间里摆放了十几桶汽油，瓶子制作的燃烧弹齐整地搁在窗台上。他本来在城里的建筑工地当个小包工头，Y村开始拆迁，他回到村里专心做起了钉子户。他提出的附加条件是要承揽Y村拆迁后的住宅小区土建工程。拆迁办想打亲情牌，委托他的老母亲去说服他。他动手打了他的母亲。他对这个世界不再有爱。他对现实充满了仇恨。是什么让他如此仇恨？
他的房顶插了一面红旗，迎风猎猎飘扬。
我在写作一部关于拆迁的长文。两年前我曾参与一个村庄的拆迁，每天即时记录所见与所思，不经意间就积累了二十多万字。我感到庆幸，庆幸中又有些悔意，后悔当初没有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写完那篇长文，以至于待到拆迁结束脱离了特定语境之后，再写下每一个字都变得异常艰难。我花费两年的时间，那篇文章迟迟没有收好尾。我不知道是什么障碍卡住了我。我知道我一定遇到了什么问题——难以言说和解决的问题，它来自写作内部，又不仅仅来自写作的内部。
这次参与Y村拆迁，我特意选了一个崭新的笔记本。我寄望于写满它，让它储藏我的更多观察和思考。拆迁动员会议上，当领导在主席台上念到解放思想、提高认识那一段的时候，我在笔记本扉页写下“Y村笔记”，又签了名字。笔迹龙飞凤舞无人能识，狂放中仍有顾虑，我略去了“拆迁”二字。潜意识里担忧这个本子一旦丢失，它将携带所有的秘密走向公众或网络，我在记录之前已经想到了这些。我终于明白，两年来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写完那篇关于拆迁的长文，是因为我有太多顾虑。
我在顾虑什么？
这也引起我的另一思考：一个作家，在面对这样的写作素材时，他所表现出的“自私”，该做何理解？
拆迁工作临近结束时，我居然有了一种集体荣誉感。在我的日常写作中，这种行为是与耻感相关联的。然而经过现实的折腾和案头的书写，它不经意间变成了荣誉感。
一片废墟。三十天，亲见一个村庄的消逝。
说了太多的话，只为一事。我完成了一项工作，一如网络所传播的。大抵如此。别人想到的，我经历了；别人没有想到的，我也遭遇了。在谎言中沉浸太久，我对语言有一种本能的厌倦。看着桌上一整套的公文材料，包括动员讲话、拆迁方案、推进计划、工作简报、宣传方案，等等。这些冰冷的文字耗去了我整整一个月的热情，让我心中的虚空越来越深，莫名的恐惧日益强烈。翻阅它们，就像打量模糊的人群，我一眼就认出人群中的我自己。
我把冰冷的公文资料锁进抽屉。若干年后，一定有人会重新打开它们。
老人对那年夏天的拆迁耿耿于怀。村边修路，强拆了几栋房子。老人的妻子只身拦截轰隆隆驶向自家房屋的挖掘机。她晕倒在挖掘机前，留下拆迁后遗症——噩梦如影随形，总是梦到轰隆隆的挖掘机，梦到倒塌的房屋，醒来一身冷汗。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每个夜晚都在同样的噩梦里度过。
“如果这栋房子也拆了，我就再也没有什么资本问你们话了。”老人说，“这是最后的一根稻草。”
我试图引导老人“认命”。认命，这是农民的局限所在，也是他们的一种人生“智慧”。我失败了。这个坐在墙角瑟缩发抖的老人，坚决地拒绝“认命”。他不肯淡忘记忆，不肯拆迁，坚持要一个说法。
我理解他的坚持。然而我又有一种很复杂的想法，深知在城市化浪潮里，他的抗争不过是螳臂当车，我所能够做的，是让他吃小亏，避大亏。我不想看到他在绝望里越陷越深。
我们将话题从拆迁转到了别处。你一言我一语，貌似杂乱，实则相互策应。老人问，不能再争取了吗？我说，不能了。他用双手抱住了头，我看到他的手在抖，在抖。
过了许久，他抬起头，斩钉截铁地说：“可是那年夏天的事，我死了都会记得。”
我辗转来到这个北方小岛，只为寻访传说中的奇石。鸥鸟的翅膀从天空划过，一场羽翼风暴开始降临。遥想千年前，一个叫做吴子野的老人在这个岛上采集十二块风景石，千里迢迢运往南方家乡。这件趣事记叙于《北海十二石记》中，苏东坡在文章最后忍不住慨叹：“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在交通和运输并不发达的宋代，入海取石，北石南运，是一件艰辛又浪漫的事情。对石头，苏东坡是有一种特殊情缘的。“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他从一块石百度一下：牛ｂｂ文章网头念及整个海。这是一个心中可以容纳大海的人，他在一块石头身上赋予了一种别样的人生寄托。
一种可以制作砚台的石头，产于小岛西部悬崖的泉眼处。隐在大海中的小岛，仅有这个方寸之地出产这种特殊石料。那个最初的发现者是怎样穿越波浪登临小岛，采石，加工成砚，置于案头之上。如今太多人涌入岛上滥采滥伐，一片热闹。当代人的欲望无孔不入，纵然一座孤岛，也难逃被毫无节制开采的命运。
捧一块石头紧贴耳边，我听到石头体内的汹涌涛声和隐秘风暴。斑斓石纹，是岁月结痂的伤痕。
究竟一种什么样的力，让石头成为石头？
我一直以为，石头与石头之间是有语言的，它们操持着人类听不懂的话语，在低声地控诉与密谋。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个随时准备出击的坚硬存在，都在固守和找寻属于自己的命运。女娲补天用过石头，精卫填海用过石头，西绪弗斯无休止地推动的，也是一块石头。当一块石头被制成砚台端放在文人墨客的书桌，当它见证了一个人彻夜难眠的伏案书写，当墨汁经由砚台和笔形诸作品，我相信砚石也参与了其中的表达。
众声喧哗中，人类应该善于聆听和尊重“石头”的表达。一块石头身上，收留了太多风浪，以及大自然和人类的秘密。
海中的小岛，我更愿视之为一块不甘沉沦的巨石。它在大海中挺起倔强的头颅，抵抗被淹没的命运，笑傲光阴与风浪。
参与Y村拆迁之前，我被安排去筹建一个文化单位。新的办公室要装一部电话，负责装机的人几次登门办理，我都不在。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呆在Y村，淡忘了办公室的存在。我远离自己的主业，整个人好似被投掷到一个漩涡中，被一股巨大的外力裹挟着，向前方某个目标漂流。两岸很远又很近。
电话总算安装到位。我抓起话筒，拨打一个熟悉的号码，通了。这个新的办公场所从此与外界有了联结。曾经，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有着足够力量面对孤独的人。这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是如此看重一部小小的电话，如此渴望与外面世界的关联与沟通，我在享受孤独的同时，其实也在畏惧孤独。Y村的人躲迁到了别处的楼房，他们与这个世界的联接方式是什么？这不是一部小小的电话所能担负和解决的。
那座星级酒店建在海边的一片林子里。林木被毁坏了。当酒店和周边的一片公寓楼高耸林立待价而沽的时候，人们才恍然发觉楼房南侧的汽车厂一直在散发浓重的异味。买房者围着楼房转一圈，再转一圈，不停地抽鼻子，蹙眉，最终失望而归。建楼之前，谁也不曾留意这里的空气问题，更没有把空气污染当作一个与己相关的问题。建楼的人毁坏了林木，搞企业的人污染了空气，当破坏者与破坏者相遇，他们之间该说些什么？一个黄昏，我路经那里，看到一个年迈的老农正在远远地打量汽车厂，他的身后是那座星级酒店和大片的公寓楼。这里的一切，不管是身前还是身后的事物，都与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是他在打量，在关注，在琢磨。这让我好奇，且感动。这个年迈的老农，或许他在等待拆迁，或许他在抗拒拆迁，或许他早已拆迁。此刻他所在意的，是拆迁之后的土地用来做了什么，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异人。他所做的，其实仅仅是一个正常人原本该有的样子。我驻足，在一个不远的地方默默看着他，心里满是愧疚。
Y村拆迁已经结束半个月了，那个曾经的“钉子户”还在打电话催问海鲜如何处置的问题。他在村头经营一家饭店，饭店拆除以后，搁置了一些海鲜。同事半认真半玩笑地说，都成臭鱼烂虾了，怎么卖？卖给谁？谁吃？……同事一口气质问了一堆问题，曾经的“钉子户”在电话另一端愣住了，无言以对。他一定设想过若干的结局，却始终没有料到会是如此的结局——追问者变成了被诘问者。这就是现实。
在葡园，是可以看到Y村的。炊烟袅袅。隐约听到村边小市场上的叫卖声。我曾无数次站在葡园遥望那个村庄，有时阳光亮丽，发出让人眩晕的光；有时天是阴沉的，村庄显得更加静默。我知道这样的一份静默里包蕴了巨大的不安。在Y村拆迁的日子，我再也没有到过葡园。近在咫尺。我在村庄里时常遥望葡园，那里寄予了我的梦想，有我对生活和生命最真实最深切的理解。我不知道我将写下什么样的文字。当我将一个村庄的消逝，归结到对一篇文章的期待时，我是自私的。对于Y村，我是参与拆迁者，是冷眼旁观者，更是寻找和记录故事的人。
我们都是外来的人。
谁也不是局外人。
我记住了一张张茫然的脸。我将他们引向一条路，看着他们渐行渐远，内心越发地不安起来。我隐隐相信，走在不同道路上的我和他们，终有一天将会重逢。那一刻，我们将互道一些什么？看似虚缈的问题，其实伸手可触。不是我不放弃它们。是它们不肯放过我，一路在追寻和质问我。
“可是那年夏天的事，我死了都会记得。”老人的话，一直在耳边回响。他的噩梦，也是我们的梦的一部分。
因为敬畏，所以无言。终会有人追问那段时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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