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现代语词,“作文”二字就是练习写文章的意思。
练习是一种手段,必须有目的,而且最好是明确的目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得不写作文,目的是在升学考试拿高分、进名校。这个目的相当明确,可是人人没把握,老古人早说了:“不愿文章高天下,但愿文章中试官。”谁知道批改作文的试官是怎么看待一篇文章的好坏呢?于是,原本明确的目的变得模糊,练习写文章多少带有是运气的成分,这也是老古人面对考试结果时早就流传的无奈结论:“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到头来,关于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反而无人闻问,大凡是舍筏登岸、过河拆桥,又是老古人教训过的话:“先考功名,再做学问。”
面对惶惶不可终日的考生及家长,我总想说:如果把文章和作文根本看成两件事,文章能作得,何愁作文不能取高分呢?以考试取人才是中国人沿袭了一千多年的老制度,以考试拼机会更是这老制度转植增生的余毒,既然不能回避,只能戮力向前,而且非另辟蹊径不可。
说得再明白一点:写文章,不要作作文。
那么,请容我就几个古人的故事来说说这文章的作法。他们是:洪迈、苏东坡、葛延之。
洪迈是南宋时代的博物学者、文章家,也是一代名臣。他的《夷坚志》《容斋随笔》,至今还是文史学者极为重视的珍贵材料。相传他“幼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这段话里的“稗官虞初”,就是小说杂文——甚至可以看成是与科举作文无关的娱乐文字了。
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精力才思、知能智虑迈向颠峰的四十五岁左右,担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兼侍读官,日日在学士院待命,替皇帝草拟诏书。有那么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要草拟的文告特别多,不断有上命递交,自晨过午,已经写了二十多封诏书。
完工之后,他到学士院的小庭园里活动一下筋骨,不期然遇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攀谈之下,发现对方出身京师,为世袭老吏,一向在学士院处理庶务,年轻的时候,还曾经见苏东坡那一代早已作古的知名文士。多年供职下来,如今子孙也承袭了他的职掌,自己已经退休,在院中宿舍清闲养老。
洪迈一听说老人见过大名鼎鼎的苏学士,不觉精神一抖擞,把自己一天之内完成二十多封诏书的成绩显摆一通,老人称赞着说:“学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见。”洪迈还不罢休,忍不住得意地问:“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他没有想到,老人的答复如此:“苏学士敏速亦不过此,但不曾检阅书册。”也就是说:当年苏东坡写文章是不翻阅参考书的。这一则笔记最后说:洪迈听了老人的话之后,为自己的孟浪自喜而惭愧不已。
这故事的教训,难道是说一个文章写得好的人,必须腹笥宽广、博闻强记,把四书五经之语、诸子百家之言,都塞进脑壳,随用随取,才足以言文章吗?看来未必,因为苏东坡自己说过,文章该怎么写,才写得好。
在先前提到的《容斋随笔》以及其他像《梁溪漫志》《韵语阳秋》《宋稗类钞》之类的笔记上,还有一则记载,说的是苏东坡被一贬再贬,最后被放逐到海南岛的儋耳。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苏学士”有一个大粉丝,叫葛延之,是江阴地方人。他听说苏东坡遭到流放,便一路追踪,自乡县所在之地,不远万里而来到儋耳,和他心目中的偶像盘桓了一个月左右。其间,葛延之向大文豪“请作文之法”。苏东坡是这样说的:
“你看这儋州地方,不过是几百户人家聚居的地方,居民之所须,从市集上都可以取得,可却不能白拿,必然要用一样东西去摄来,然后物资才能为己所用。所谓的‘一样东西’,不就是钱吗?作文也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看笔记所载,苏东坡原话是这样说的:“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葛延之拜领了教训,把这话写在衣带上。据说,他在那一段居留于儋耳的时日里亲手制作小工艺品作为答谢,那是一顶用龟壳打造的小冠,苏东坡收下了,还回赠了一首诗,诗是这么写的:
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
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
谁能用尔作小冠,岣嵝耳孙创其制。
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
这首诗不见于东坡集,依然可见学士风骨,尤其是“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这两句话——用苏东坡关于作文先立其意的论述来说——应该就是全篇根柢,他一定看出葛延之苦学实行,然而未必有什么才华天分,于是以自己为反讽教材,慨叹智虑再高,也未必足以保身;有时甚至正因为露才扬己,反而落得百孔千疮。对于一个憨厚朴实、渴求文采之人而言,这真是深刻的勉励与祝福了。
文章里面该有些什么意思才作得好?此处之求好,毕竟不是为了求取高分,而高分自然寓焉。好文章是从对于天地人事的体会中来;而体会,恰像是一个逛市集的人打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买东西的钱。如何累积逛市集的资本,可能要远比巴望着他人的口袋实在。
本文刊于2016年4月23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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