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记载杀降场景：李鸿章在苏州娄门外军营会见并宴请郜云官等人，“甫就席，有军官自外入，投谍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官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描述“这些尸体均被砍到胸部，头上的刀痕极其恐怖”。还包括李鸿章安排程学启等人带领淮军于12月5日和6日前后两次剿杀大批太平军部下，杀降20天后《中国之友报》的记者依旧发现抛满尸体的河道还带有红色，地下三英尺都浸染了鲜血。这些现象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诛杀太平军以泄清廷之“忿”，也是让本有儒学仁义背景的李鸿章动杀机的一个重要缘由。
1863年6月13日《北华捷报》记载清军屠杀太平军的残酷程度，“每名俘虏都被绑在火刑柱上……有人把很多的箭针用力戳进俘虏身体的各个部分……他们从俘虏身上把肌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后用钝刀乱砍乱戳，并以锯子锯的行动将这几个俘虏的头颅从他们的身体局部地割断”。
是年12月6日中午八王被杀后，“有几个士兵从李鸿章的官船旁驰来。他们穿过城门时发出一阵狂悖的欢呼……(戈登要求禁止喧哗)拥来更多弁勇，耀武扬威地狂呼……程自己骑行时也偶尔放枪”。25日李鸿章在《复曾沅帅》中有“惟擒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
26日李鸿章在《复吴漕帅》中有“歼除伪王七人、伪天将十数人，擒杀、解散二十余万众”。27日《致郭筠仙中丞》信函中，李鸿章言“所少惬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鄙谓犹有古人遗意”。曾国荃1861年陷安庆时，“守军三团向清军投降，以赦罪免死为条件，可是结果却全遭杀害……清军入城后，滥肆屠戮，男女老少和平居民，尽被戕害，他们的被剁碎的尸体，飘浮在扬子江中”)。
杀太平军8000人后非常自责，曾国藩却告诉他，“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听说苏州受降，曾国藩“初大喜，继愁绝”，得杀降之报后，欣然称道，“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慕王被八王杀害，而戈登表示惋惜，李鸿章却笑称“洋人好恶，性与人殊”。戈登对杀降的愤怒，在李鸿章看来更为“煦煦妇人之仁，胁令收抚，稍一濡忍，变生肘腋”。清廷也认为戈登“不知此中权衡自有一定之理”。
李鸿章和程学启借杀降更多发泄的是清廷的私忿而非个人的，毕竟太平天国起义差点推翻了大清江山，清帝对“长毛”可以说恨之入骨。杀降已经引起外交纠纷的时候，清廷依然认为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当李鸿章以退为进，主动请罪时，“政府以李鸿章之惨戮，究之出于为国家，决非因为其私忿，委婉而拒绝之”。
李鸿章在私信中也曾说及：“此事虽太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清朝方面，对于‘粤西老贼’特别痛恨，尤不宽恕”。“真贼杀一个少一个，胁众散一个少一个”。忠王李秀成被抓后，写下自述向曾国藩乞求活命并表示可出面招降太平军余部，17天后被杀。幼王洪天贵福被抓后奉承清朝皇帝，表示愿在清朝统治下读书“进秀才”，但年仅16岁的他很快被凌迟处死。1864年2月8日大年初一那天，李鸿章在《复广东抚台郭》中说及“苏城遣回降人千余皆可杀者”。《中兴将帅别传》中竟然认为程学启杀得不够多，“公仅诛降酋八而事定，识过于李将军(李广)矣，《传》曰：苟利于国，死生以之。祸福公奚计哉”。尽显清军以杀太平军泄忿之嘴脸。
虽然如此，但毕竟清廷已下谕旨，而且洋人所盯甚紧，大肆杀戮之事最好不让外人知晓。1863年12月6日未“详晰上达”，待“各事粗定，众喙皆息”才上专折。这还是因为满城风雨，李鸿章不得已为自己辩解而上的专折，否则决无再上奏折之理。面对洋人的不依不饶，1864年2月11日清廷提醒李鸿章，“以后攻剿各城，遇有贼匪实系真心投诚，无论何省人民，均应禀由本部院资遣回籍……如果诚心归命，尽可贷其一死，遣散安置也”。同时，为尽快让戈登回到战场，“李鸿章誓不再为斩杀降人之暴举”。
英国公使布鲁斯也在给戈登的信中表示，“清帝国政府的明确的书面保证，嗣后凡是有你参加作战的阵地上的投降条件，非经你同意，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不知是良心受到谴责还是为了挽回局面，李鸿章还曾对被诛八王进行祭奠。但这些都无法掩盖李鸿章为清廷泄忿而诛杀太平军的行径。
4月28日《中国之友报》依然在披露清军屠杀太平军俘虏的情况，“华墅被占领之后，叛军遭到了可怕的屠杀。在俘虏的九千多人之中，据估计，主要被清军杀死或溺毙的即达六千人。毫无疑问，清军倘有机会，还会屠杀十倍的人数”。3月31日的《上海纪事报》、5月30日的《中国邮报》、9月28日的《时报》也都详细记录了清军大肆屠杀太平军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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