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的母亲是一个有文学志趣的女子，她在耶拿战役之前两个星期定居魏玛。在魏玛她主办了一个文艺沙龙，自己写书，跟文化人结交友谊。她对儿子没有什么慈爱，对他的毛病倒是眼力锐利。她训戒他不得夸夸其谈和有空洞的伤感；他这方面，则为了她跟旁人耍弄风情而生气。当他达到成年时，他继承了一份相当的资产；此后，他和母亲逐渐觉得彼此越来越不能容忍了。他对妇女的轻视，当然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和母亲的争吵造成的。
叔本华交往的第二个女人是当时宫廷剧院中名气最高的女演员卡诺苓叶格曼，卡诺苓叶格曼的美貌和名气彻底征服了叔本华，曾经令叔本华爱得发痴发狂，但是叔本华其貌不扬的长相和怪异的性格令对方望而生畏，退避三舍。叔本华在情感上的碰壁使他产生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扭曲的心理，“只有那种被性冲动冲昏了头脑的人才会把矮小、窄肩、宽臀、短腿的人称作女性”，这句话恰恰是对卡诺苓叶格曼的含沙射影。
叔本华第三个交往的女人是与他住在同一所公寓并打过长年官司的老太太玛露杜克裁缝师。由于玛露杜克和她朋友大声说笑影响了叔本华安静的生活作息缘故，叔本华失手将玛露杜克的右手打断，造成其终身残疾。这件事闹到法庭上后，法庭做出了让叔本华供养这位无亲无故的寡妇直至终老的判决，而叔本华足足负担了这位寡妇20年的生活。
叔本华的《论女人》是他个人女性经验的体现，也是十九世纪时代背景的产物。
他认为女性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低于男性，“女人象小孩，思想介于小孩和成年男人之间，只看到眼前之事和鸡毛蒜皮的小事，执着于现实。”“女人比男人更具怜悯之心，但正义感、诚实等德性比男人为劣。因为是弱者，造物者赋予其“狡计”赖以生存，先天就有谲诈、虚伪的本能。”总之，他认为女性是劣于男性的“第二性”。他的这种观点，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并没有遭到特别严厉的批评，管窥可见，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哲学家虽未说的像叔本华这样极端，但他们内心还是留有几分认同的吧？直到20世纪，女性主义思潮澎湃汹涌，以波伏娃《第二性》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理论才真正对叔本华的女性观进行了严肃而彻底的批判。
叔本华的母亲在当时，也是个名噪一时的畅销书作家，他母亲的书比他的书卖得好，对于这件事，叔本华也是耿耿于怀的，他如是说，“女人毫无审美观念可言，不论对音乐、诗歌、或是美术，均无任何真实的感受，因为她们对于上述事情，不可能以纯粹的客观性介入，事事陷入主观；又喜通过男人去间接支配一切，对它事的一切关心，实际都是伪装或达到目的的迂回战术。”从这样一个侧面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男性在面对女性在才能和智慧上超过他们时，是常常怀着复杂暧昧的矛盾心态的。他们不曾思考历史曾经把女性逼迫到一个逼狭的境地，客观造了千年以来女性在智慧和能力发展上的不平衡，反而以此作为讥笑嘲讽的依据，把两性分裂成对立的存在。
叔本华终生未婚，但他绝不是康德那样的禁欲主义者，他不结婚只是因为厌恶女性，不信任女性，他年轻时会流连于灯红酒绿的社交场所，因为他认为“只有当性冲动时，男人才会失去理智地认为矮小、窄肩、肥臀与短腿的人是美 好的性，女人的美都与性冲动紧密相关。”更为极端的男权思想是，他猛烈攻击了一夫一妻制，这种反对男女平等，充斥着男权主义思想的言论，许多仰慕他哲学造诣的学者都有意规避这种话题，叔本华的多本选集中也刻意不将《论女人》选入。这样做无非掩耳盗铃，两性观作为哲学讨论的重要领域，如果由于这样的原因有意删节他的观点，就无法为思想史还原一个真实完整的叔本华。
毫无疑问，叔本华的女性观是极其成问题的，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男人主义”的忠实的捍卫者，他将女性视为玩物，他认为女性的情感生活模式为“倘若她还年轻，那么她就作为情人；倘若她已衰老，则作为教士”，女性是不能拥有独立的意识和自身的价值，女性是男性的附庸物。
了解叔本华的女性观之后，除了批判之外，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对女性的彻底失望与他的悲观主义情绪互为补充；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他的女性观我们得出了怎样的反思，二十世纪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
实际上，男人和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是彼此的体贴和谅解。二十一世纪，不会再是一个谁服从于谁的时代。我们注定了要彼此相爱，在这个世界上携手同行，没有一颗彼此宽容的心，世界又怎么会更臻完美？男人和女人，但愿能真正地互相理解，亲密无间，有一个值得盼望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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