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学人吴宓

吴宓。资料图

朱航满

关于吴宓，都知道他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杰出人文学者，其曾与陈寅恪、汤用彤作为“哈佛三杰”而被人称道。他受教于人文主义学术大师白璧德，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创办国学院，并主持学术刊物《学衡》，但因其文化学术理念与盛行于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不合，而备遭嘲讽、批判，甚至终遭悲剧之结局。

论才学，吴宓堪称杰出；论品德，吴宓更堪当范本。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学人，却遭遇时人和后来者的诸多嬉笑与丑化，以至于提及吴宓，谈论的不是他的思想、他的品德、他的贡献以及他的遭遇，而更多的是他的零碎八卦与趣闻。

 

创办《学衡》，补救新文化运动之影响

 

将吴宓称之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是妄论。在由吴宓之女吴学昭收集、整理、注释后出版的《吴宓书信集》中，多有吴宓谈及理想之处，其抱负与心愿皆属高格。

1923年7月6日，吴宓在给其师白璧德的一封信中，谈及了他对当时中国面临危机的认识，其中充满了忧患与不安：“国家正面临一场极为严峻的政治危机，内外交困，对此我无能为力，只是想到国人已经如此堕落了，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性，在今天的国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只能感到悲痛……我们必须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努力，如不成功，那么自189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将以其民族衰败的教训，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富启示和耐人寻味的篇章。”

此时的吴宓，除了在大学里担任教职以外，便是积极联络更多的同道，创办了被称为与《新青年》抗衡的《学衡》杂志，反对新文化运动，并试图通过努力，“抵制和补救该运动的影响”。遗憾的是，吴宓的主张和号召在当时自然是少人响应，《学衡》也常常陷入困境。

在1924年7月4日写给恩师白璧德的信中，吴宓谈及了自己主持杂志的状况：“我在很少合作和帮助的情况下，努力维持《学衡》(每月出版)；工作非常辛苦，而成绩差强人意。为了《学衡》和其他工作，我牺牲了休息、爱好以及在中国为巩固其地位所必需的各种社交。”

1925年8月2日，在给白璧德的信中，他又谈到了主持《学衡》杂志的困境：“我感觉自己很像女佣……为了哺育和拉扯大她的爱子，四处奔波帮厨。当然我无权称《学衡》为我自己的孩子；我的意思是我在被迫离开南京到奉天的情况下，我勉力维持《学衡》的出版，遭遇了更多的困难和不便。”

吴宓在信中谈及的“困难和不便”，主要有“老朋友和同事四处星散”“稿件匮乏”“生计问题”以及作为出版者中华书局的终止出版，但最终在吴宓承诺对杂志出版进行经济补偿之后，才得以延续。

对于《学衡》杂志，吴宓可谓颇费心血，这在当时是少见的。民国时期很多文人创办刊物，常常会因为刊物的经费、稿件等问题选择停刊，如果机会成熟，再重操旧业，但吴宓却并不如此认为。1925年吴宓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对此他在给其师白璧德的信中解释说：“我摒弃奉天来北京到清华学校……而是那些便利条件能够帮助我为《学衡》工作得更好和效率更高。我的意思，例如一座非常好的图书馆；一位由学校付酬而纯粹出于热忱和友谊自愿利用余暇为《学衡》工作的助理；与志趣相投的人们特别是文人相识的机会，由此为《学衡》巩固撰稿人和稿源。我的思想和精力集中在《学衡》的工作上，而这些是我真正在意的东西。”

《吴宓书信集》中，很多信中都有吴宓极力邀请和督促他的朋友们为《学衡》撰稿的内容，其急切之情，读后常令人扼腕。

 

他的理想具体为学生、专业和书籍

 

《吴宓书信集》中除了致其师白璧德的信件外，有他写给清华外文系学生李赋宁的书信。

李赋宁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曾在清华受教于吴宓，被吴宓称之为可以与钱锺书的才学并驾的后起之秀。1949年后，他长期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李赋宁还有一个身份，便是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之子，且与吴宓是同乡。

正是如此，吴宓对于李赋宁关爱有加，也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吴宓写给其师白璧德的书信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而写给学生李赋宁的书信则已是1950年之后。但读吴宓写给李赋宁的书信，其中洋溢的依然是深层文化的忧患与希冀，略微不同的是，30年前，吴宓把这种希望留给了自己，而30年后，他则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学生李赋宁的身上了。

1951年，吴宓已在西南师范学院任职，远不是当年意气风发，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海归教授了。此年的2月21日，吴宓写给学生李赋宁夫妇的信札，心情颇为黯淡，其中交代学生两件事情，至今读来不改其书生本色。吴宓所谈两件事，一是要李赋宁重视他们“生平所学得之全部学问”的英国文学与西洋文学；二是对中国旧书和外文书籍于销毁中挽救、保存。

1960年8月22日晚，他又在给李赋宁的信中谈及自己的心愿：“宓之寿终期，或者在1963(年七十岁)年，但天命亦不可知。宓惟一系心之事，即极知中国文字之美，文化之深厚，尤其儒家孔孟之教，乃救国救世之最良之药。惜乎，今人不知重视，不知利用，为至极可痛可惜者也。”

在这封信中，吴宓谈及自己“生死一切随缘”，“惟(1)宓诗稿、日记、读书笔记若干册，欲得一人而付托之，只望其谨慎秘密保存，不给人看，不令众知，待过一百年后，再取出给世人阅读，作为史料及文学资料，其价值自在也……(2)宓之HUMANISM(人文主义)西书，即白璧德先生等明贤之著作，宓尚珍存，不知捐与何校何图书馆为宜，或托某人保管传后”。

此时，他的理想已经具体为自己的学生、专业和心爱的书籍。特别是关于他的藏书，此书信集中多所议论和强调。

在抗战结束前夕，他在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件中，就曾反复强调他所珍藏书籍的运输问题，而由此也成为吴宓未能最终回到母校清华任教的重要因素之一。显然，抗战胜利之初，人心思归，对于书籍留存与运输问题清华大学并未给予重视，由此导致吴宓在书信中反复强调而屡屡失望。

1945年9月2日的信中，吴宓强调：“总之，宓之迟迟北归，以书籍、行李无法带运为主因……”11月4日的信中，吴宓告诉梅校长他的这些书籍的情况，乃是“由武大专轮由渝运鄂，直至昨日方抵汉口，尚未起卸”。

吴宓未能最终返回清华大学任教，从这些信件来看，其中有与清华外文系的矛盾纠葛，还有他遵朋友承诺讲学邀请以及突然生病等因素，但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珍藏的这些西洋文学书籍的运输问题。此事看似虽小，但在吴宓认为却是关乎文化的大事。

1956年，吴宓将自己珍藏的1000多册西洋文学书籍捐赠西南师院，在1962年4月给李赋宁的信中却表示“甚悔之(应捐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因此间无人读此一批书也”。

 

写给学生郭斌龢的一封信

 

1969年12月24日，在给他的另一学生郭斌龢的信中，也谈及了自己这些书的归宿，乃是“宓所有之西书大部分(千数百册)1956年尽捐赠西南师院图书馆。中文书籍则近年分赠好学之友生，已分配完毕——仅馀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之一部分，约五六十册，暂置书架上，待送交”。

信中还忆及1966年红卫兵搜查吴宓宿舍，抄去《吴宓诗集》26部、《学衡》杂志第1期至第79期以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期至第313期。1968年，红卫兵又逼令他交出全部日记，随后他上交了1910年10月至1968年6月30日(中有断缺)的日记共三十七八册。

这封写给郭斌龢的书信是一封十分难得的奇文，信里还详细记录了吴宓自己“文革”中遭受批判的诸多细节，读之分外心惊。吴宓晚年在“文革”中经过数次批判和折磨之后，吴宓说他“已残废”，其中“盖骨虽未断，而左腿已扭折成三叠，上腿(大腿)向内扭，下腿(小腿)向外扭，膝盖及胯骨两处关节脱卯，至今不能步行。只能在室内用两手及右足，抓木箱及桌椅，爬来爬去，而偶一不慎，则无论坐卧关节疼痛难忍”。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吴宓仍然不能忘记他的朋友陈寅恪。一年多后的1971年9月8日，尚在四川万县专区梁平县进行改造的吴宓给广州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询问朋友陈寅恪的情况，并希望能够得到陈或其家属的音信。吴宓在信中称呼陈寅恪为“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可谓甚是不合时宜矣。

1969年12月吴宓写给郭斌龢的这封信件，在他付邮后便被人从邮局截留，后收存于吴宓专案组的档案之中作为罪证。待到1979年吴宓冤案平反后，此信才回到了家属手中。

尽管吴宓在“文革”中遭遇了肉体和精神的双倍折磨，但从信件来看，吴宓更恐怖的是他在肉体上遭受的折磨，毕竟已是将近八旬的老人，因此常有“真恨宓不能早死”的感叹。而对于精神上的种种折磨，吴宓常常流露出不以为然，甚至能够坚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写给郭斌龢的这封信件的结尾，吴宓对于自己当年没有选择到清华、北大或陕西师大而留在西南师院受到此种遭遇悔恨不已。但在最末的一段，他却笔调一转，甚为平静地写道：“宓处人文主义之书，均全保存。最近晚间，且读白师之做主，佩仰之心，不减昔年也。”此处的“白师”即白璧德。此时的吴宓，虽身遭多番精神之改造与折磨，但依然不改其志。这一小小之段落，读来颇有“悲怆”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