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宝明
2018年是孔尚任逝世300年，其代表作传奇剧《桃花扇》与扬州关系密切，他在扬州任职，与扬州官员、士人、艺人多有交往，这段经历不仅为其创作《桃花扇》提供了事件、人物、环境等第一手素材，而且对其思想理念的改变与升华起了关键性作用。
一部奇剧，《桃花扇》寄家仇国恨
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坚决不从，撞头欲自尽血溅诗扇，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
孔尚任（1648-1718），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传奇剧《桃花扇》的作者。《桃花扇》写明代才子改革派的“东林党人”侯方域来江南创“复社”，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坠入爱河并赠题诗扇，为其“梳栊”。其间与曾经专权的魏忠贤余党，已被罢官的阮大铖斗争。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坚决不从，撞头欲自尽血溅诗扇，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该剧形象地刻画出明朝灭亡前统治阶层腐化堕落的状态，是中国传奇剧的典范。
该剧不仅是一部传奇剧，而且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该剧的过人之处。俗话说“王朝有史，民间有戏。”戏曲之于民心，往往比史官的陈述更有力量。孔尚任可贵在于“史以戏表”，在创作中采取了“证实求信”的原则，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所以，全剧以侯、李的离合之情为线索，揭开弘光小王朝兴亡的历史面目：从它建立的历史背景，福王朱由崧被拥立的情况，到建立后朱由崧的昏庸荒淫，马士英、阮大铖结党营私、倒行逆施，江北四镇跋扈不驯、互相倾轧，左良玉以就粮为名挥兵东进，最后史可法孤掌难鸣，无力回天，小王朝迅速覆灭，基本上是“实人实事，有根有据”，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如剧中老赞礼所说：“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
解民倒悬，扬州任上体察忠奸
孔尚任在扬州时历近四年，他奔波于南京、扬州、真州、泰州、兴化、海安、无锡等地，以在扬州的时间为最长。虽治河无成，但有机会了解到江南的风土人情和民生疾苦。
清初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形成了孔尚任复杂而变化的思想立场：他需要依附于统治阶级，对康熙皇帝有感激之情，但因为不得志，对清廷的掌权派不满，并逐渐对康熙的“知遇”之恩表示怀疑；他希望用世，施展才能，不羞谈仕途经济，但在浊流中仍保持着自己的情操，并且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他时而讴歌新朝，时而怀念故国，时而攀附新贵，时而与遗民故老神交莫逆。孔尚任思想状况也反映在他的戏曲创作中。
由于迫于环境，不能直接展现清兵进攻的内容，有意回避、改变了一些情节。孔尚任对剧中各类人物作了不同笔调的刻画，虽然忠、奸两类人物的结局加了点虚幻之笔，最终这位现实主义的作家还是对忠、奸作出褒贬、爱憎的评定。正如剧中柳敬亭所说，“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些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以达到“惩创人心”的艺术目的。孔尚任褒贬、爱憎的分寸，和清醒、超脱的历史态度，可以说与他在扬州为官的经历分不开的。
孔尚任的《出山异数记》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南巡，顺便到曲阜祭孔，36岁的孔尚任受荐于御前讲经，为康熙讲了《大学》，得到康熙帝赏识，回京之后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37岁的孔尚任赴京上任，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二十五年（1686），孔尚任奉命随孙在丰南行勘察河工，疏浚黄河海口，治理水患，设署泰州，旋至扬州。孔尚任本以为可以施展他的“经济之才”，哪知治河还没有相干，河道总督靳辅与漕运总督慕天颜因意见不合冲突起来，各自上疏互相攻击，把来了不多久的孙在丰也缠夹在内，结果一起免了职，河工也停顿下来，孔尚任担任了留守的差使。
孔尚任一到这里便发觉那些挂着“水部”头衔的官员们整天宴饮无度，根本不把治水的事放在心上；那些驻在淮、扬的开府大僚，也只知设宴观剧，尽情享受。面对如此情景，孔尚任忧心忡忡，他在《淮上有感》中说：
皇华亭下使臣舟，冠盖逢迎羡壮游。
箫鼓欲沉淮市月，帆樯直蔽海门秋。
九重图画筹难定，七邑耕桑户未收。
为问琼筵诸水部，金樽倒尽可消愁？
像孔尚任这样能关心民瘼而又不愿和一般官吏同流合污的人，当然不会受到官场的欢迎，于是他到处受到冷遇。在《记陈庵》一文中写过这样一件事：他初到泰州，地方官为他安排办公地点和宿处，供应一切生活用具，而且不到十天，就换了几次新的；渐渐地不那么热情了，东西用坏了才有人来换；渐渐地厌烦起来了，东西坏了也没有人换；最后很为恨恶了，把安排的场所和所有用具，不论新的旧的，统统都拿光，弄得他无安身之处，只好住到一个叫“陈庵”的地方去。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处境的尴尬。他自己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不得不卖掉心爱的马，甚至穷到“大约离唱莲花落不远”的程度。
孔尚任在扬州时历近四年，他奔波于南京、扬州、真州、泰州、兴化、海安、无锡等地，以在扬州的时间为最长。虽治河无成，但有机会了解到江南的风土人情和民生疾苦。他在《待漏馆晓莺堂记》一文中说：“今来且三年矣，淮流尚横，海口尚塞；禾黍之种未播于野，鱼鳖之游，不离于室；漫没之井灶场圃，漂荡之零棺败胔，旦不知处听。而庙堂之上，议论龃龉，结成狱案；胥吏避匿，视为畏途……”这是一幅悲惨图，也是一篇抗议书。
他在未仕以前，隐居于石门山时虽完成了桃剧的第一稿，但仅是情节梗概，孔尚任在扬州治水难以施展，但修改《桃花扇》倒是难得机遇。他于扬州登梅花岭，谒史可法衣冠冢；于南京登燕子矶，游秦淮河，拜明孝陵；于栖霞山白云庵访道士张瑶星；崇祯帝吊死后，他曾独自守灵戴孝，李自成看他行为可嘉，“义而释之”，明亡后，隐居栖霞山白云庵。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冒辟疆、邓孝威、杜浚、石涛等明末遗民，对明亡清替有了深刻认识。
扬州怀古，笔底尽是疾痛之声
将亲见河政的险峻反复，官吏的挥霍腐败，人民的痛苦悲号，发而为“呻吟疾痛之声”，成诗630余首，编为《湖海集》。同时他也踏访扬州名胜古迹，抒发自己的情怀。
王士祯（号渔洋）与孔尚任生活在同时代，在人生境遇、文风追求、著作价值上有着很多相同。王渔洋当年是大江南北莫不敬仰的“文坛领袖”，在扬州任推官，以廉洁奉公，审慎行事，勤于政务，而被誉为“青天”，“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扬州百姓建“三贤祠”供奉欧阳修、苏东坡和他。
孔尚任和王士祯同是山东人，是挚友，时相唱和。渔洋曾为其题写“岸堂”，因此他即以岸堂作为别号。当时人将他与王渔洋的门人、《长生殿》作者洪升并称为“南洪北孔”。根据阮元《广陵纪事》记载：“红桥为诗人聚集之地，王阮亭、宋荔裳皆尝觞咏于此。后孔东塘在广陵时，上已日，招同吴园茨、邓孝威、费此度、李艾山、黄仙裳、宗定九、宗子发、查二瞻、蒋前民、闵宾连、王武征、乔东湖、朱其恭、朱西河等共二十四人，红桥修禊，赋诗纪事。”王士祯《居易录》亦云：“丙寅、丁卯间，曲阜孔（尚任）东塘以浚河至扬州，题诗红桥云：‘阮亭合向扬州住，杜牧风流属后生。廿四桥头添酒社，十三楼下说诗名。曾维画舫无闲柳，再到纱窗祇旧莺。等是竹西歌吹地，烟花好句让多情。’” 滞留淮扬四年，孔尚任时有迁客羁宦、浮沉苦海之感。将亲见河政的险峻反复，官吏的挥霍腐败，人民的痛苦悲号，发而为“呻吟疾痛之声”，成诗630余首，编为《湖海集》。同时他也踏访扬州名胜古迹，抒发自己的情怀。他游过红桥，“红桥一曲绿溪村，新旧垂杨六代存。”登临过平山堂，“庆历遗堂见旧颜，晴空栏槛俯邗关。”拜谒过梅花岭，“梅枯岭亦倾，人来立脚叹。” 访问过茱萸湾，“夜转船头哭不胜，茱萸湾口认渔灯。” 这些有的清新自然，以轻快的笔调写出优美的境界；有的沉郁顿挫，表现了对明亡的感慨和对史可法的悼念。摆脱了早期宫词和应酬、颂圣之作的不良倾向，较深切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认识。
铁骨铮铮，歌妓义士扬州原型
《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柳敬亭等，都是关心国事、明辨是非、有着独立人格的人物，使清流文人相形见绌，更不要说处在被批判地位的昏君、奸臣了。
《桃花扇》中塑造了几个社会下层人物的形象，其性格征象虽如星星点点的雪花，却静悄悄地融化在国家存亡的漩涡之中。最突出的是妓女李香君和艺人柳敬亭、苏昆生。按照当时的等级贵贱观念，他们属于衣冠中人所不齿的倡优、贱流，在剧中却是最高尚的人。他们的忠心坚贞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缩影。
李香君，温柔、美丽、多才多艺，她虽是秦淮歌妓，但与之交往的多是复社领袖，受到了进步思想影响，她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爱憎分明的情感，秉性正直、善良、刚强，不贪富贵，不畏强权，深明大义，嫉恶如仇。当她知道阮大铖送来妆奁时，义正词严地责备侯朝宗：“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处也？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她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跟侯朝宗、跟复社文人联系在一起，因而成为阮大铖迫害的对象，她与迫害自己的黑暗势力展开不妥协的斗争，她坚决拒绝嫁田仰，公开声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坚定的生命理想，志同道合的爱情，给她以“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的勇气和力量。李香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发散着特殊光辉的女性形象。
柳敬亭，行侠好义，这个白髯飘飘、神采奕奕的民间老艺人不仅技艺超群，而且有着强烈的正义感，痛恨权奸邪恶，深明大义。当他知道阮大铖是阉党后，便马上拂衣离开舒适的阮家，宁愿“闲坐街坊吃冷茶”，并以说书为武器，宣扬公道，打击邪恶。他对故国的感情极其深沉，当大敌压境，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而左良玉要领兵东下南京时，他不怕吃百般苦跋涉千万里，奋勇投辕下书，阻止左良玉的轻举妄动，使手握重兵又性情暴戾的左良玉折服。明亡后，他泛舟江湖，做归隐的渔翁，而不甘心做顺民，并经常与朋友在一起，痛悼故国衰亡，倾吐怀念故国的深情。作家通过柳敬亭的形象，讴歌了下层人民的爱国情怀，展示了他们的美好灵魂。
如果做一对比便会发现，在《桃花扇》之前演忠奸斗争的戏中出现过的市井细民的正面形象，多是忠于主人的义仆，如《一捧雪》中的莫诚；或者是支持忠良的义士，如《清忠谱》中的颜佩韦五人，都还是处在配角的位置上。《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柳敬亭等，都是关心国事、明辨是非、有着独立人格的人物，使清流文人相形见绌，更不要说处在被批判地位的昏君、奸臣了。
这些人物有扬州的现实依据，柳敬亭即是扬州人，是扬州艺人的代表。而扬州秦楼楚馆的艺妓，也不乏铁骨铮铮的巾帼，如明代不幸才人冯小青，战乱烈女柳依依，清代诗画烈女陈素素，曲苑花魁杨小宝，琴心剑胆宋美娘，她们集容貌、气质、修养、技艺为一身，容秀气、才气、灵气、巧气于一体，是美女，更是才女、能女、识女、烈女。这一现象在诗歌、传记、笔记中多有反映，但剧中形成的贵贱颠倒的对比，不只是表明孔尚任突破了封建的等级贵贱观念，其中也含有他对尊贵者并不尊贵，卑贱者并不卑贱的感知和认识。他对此所做出的思索，是当时许多旨在存史、寄托兴亡之悲的稗史所不具备的。
孤城忠魂，千秋史笔一片冰心
史公的三千兵马，个个都是铮铮铁骨，“一千迎敌，一千内守，一千外巡。”“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上演了千秋悲壮的史剧，永垂青史。
扬州一带曾是南明弘光政权抗击满清的最后一块战场，桃剧中的重要人物史可法就在这里血战殉难。不少南明王朝的重臣，这段历史的直接证人就出生或隐居在这里。
在《桃花扇》中，作者以无限崇敬与沉痛的心情，塑造了史可法这个不朽的形象。他在被马士英、阮大铖排挤，四镇将领不听调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敌，死守孤城，最后怀着满腔悲愤以身殉国。
史可法是有信心的，鼓励将士为国效力，誓与城为殉：“淮南险要，江河保障势滔滔。一带奇云结阵，满目细柳垂条。铁马嘶风先突塞，犀军放弩早惊潮。说甚么徐、常、沐、邓，比得上绛、灌、萧、曹。同心共把乾坤造。看古来功臣阁丹青图画。似今日列侯公剑佩弓刀。”
作者将人物置放在外侮内患的环境中塑造，浓墨重彩，精雕细刻。清兵至少十万人，扬州守兵仅万余人，多铎不断派明降将劝降，史可法写了著名的《复多尔衮书》：“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多铎还亲自出马，连发五封书信，史可法都不启封，全部付之一炬。而朝廷“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江北四镇将士早与马士英勾结，不听其指挥。在这样的艰难的情况下要想取得胜利是天方夜谭，他只能抗战到底，以一死报国。
“俺只道，塞马南来把战挑。杀声渐高，却是咱兵自鏖。这时协力同仇还愁少，怎当的阋墙鼓噪，起了离间根苗。这才是将难调，北贼易讨。”
当四镇将士争夺扬州，自相水火时，“费调停，干焦躁。难消释，空懊恼。这情形何待瞧，那事业全去了”。史可法除写一张告示调停外，几乎一筹莫展；而当他死守扬州时，只能以痛哭流涕激励部下。劝诸将放弃争斗，同心协力抗敌：
“你这就大错了。四镇堂堂气象豪，倚仗着恢复北朝。看您挨肩雁序，恰似好同胞。为甚的争座位，失了同心好，斗齿牙，变了协恭貌。一个儿，眼睁睁同室操戈盾；一个儿，怒冲冲平地起波涛。没见阵上逞威风，早已窝里相争闹。笑中兴，封了一伙小儿曹。”
一连串的舞台刻画，深刻揭示了史可法的艰难处境，他上不得朝廷信任，下不能指挥诸将。王朝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亡国士大夫的寡廉鲜耻，倒行逆施，“灯未昏 佳人重抖玉精神；酒沾唇 才郎偏会语温存”。史可法孤忠无助，“时局类残棋”，情境恶劣，但以“国存与存亡与亡”的决心誓死保卫古城。
“引领着一支兵，和他三家傲，似垒卵泰山压倒。你占住繁华二十四桥，竹西明月夜吹箫，他也想隋堤柳下安营巢，不教你蕃釐观独琼花少。谁不羡扬州鹤背飘，妒杀你腰缠十万好。怕明日，杀声咽断广陵涛。罢，罢，罢！老夫已拼一死，更无他法。”
史公对十分腐败的政局失望，只能以“为国事，不顾残躯”的忠心和不忘恢复中原的壮志，面对“望烽烟，杀气重。兵和将，力竭气喘”的现状。
“皇天列圣，高高呼不省。阑珊残局，剩俺支撑，奈人心俱瓦崩，协力少良朋，同心无弟兄。这江山倒像设着筵席请，哭声祖宗，哭声百姓，哭的俺一腔血 作泪零。”
他担心的是“扬州沸喧，生灵尽席卷”。“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不得不沉江殉国：
“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
史公虽死，但反抗怒火并未熄灭，史公的三千兵马，个个都是铮铮铁骨，“一千迎敌，一千内守，一千外巡。”“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上演了千秋悲壮的史剧，永垂青史。
扬州十日以后，清统治者不久统一了中国，他们虽然出于政治需要，也给明朝降将贰臣一些官位，但最终他们还是要以表彰明王朝的忠臣良将以怀柔汉族的官员百姓，乾隆南巡扬州时，知道百姓想反清复明，且有识之士经常打着史可法的旗号以号召百姓，于是顺乎民心，也到史可法墓吊唁，给史公加上“忠正”的谥号，并亲书“褒慰忠魂”四字，对史可法的高尚节操充分肯定。而在梅花岭建祠奉史公正始于这位皇帝。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英雄，自然感染孔尚任，他也以“词意明亮”而不辜负古城深厚的文化，不辜负忠臣儒将。“宁不通俗，不肯伤雅”，唱词的典雅、谨严使人感到情文并茂。激昂慷慨的声情，秀妍清柔的风格在剧中和谐统一，正如作者所言，“一首成一首之文章，一句成一句之文章。”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