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歙语兼秦语

    清人何嘉埏《扬州竹枝词》咏道：“鹾客连樯拥巨赀，朱门河下锁葳蕤。乡音歙语兼秦语,不问人名但问旗。”诗中反映的，是清初扬州城里到处可以听到“秦语”，也即陕西话。但因后来徽商的名声更大，所以几乎湮没了秦商在扬州盐业的筚路蓝缕之功。

    西安和扬州有哪些文化和经济的联系呢？

    “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

    因为唐玄宗时的漕运改革，从南方出发的漕船不经中间转运，便直达长安。整顿漕运后，把南方各地粮食先统一集中到扬州，再经运河输入长安。如此一来，扬州和长安也就成了运河交通的两极。

    扬州和西安都是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然而两地风光各有千秋。西安是故都，是中原的政治中心。扬州是名城，是江南的经济重镇。比较起来，西安更为沧桑厚重，扬州更为精致飘逸。就像羊肉泡馍和文思豆腐，一个代表着北方大汉的性格，一个代表着南方细民的嗜好。

    有人说，西安的城墙比瘦西湖的十里风光还要长几十里，可是西安护城河缺少精心构造的亭台楼阁、长廊曲径、碧波画舫。西安虽有环城公园，护城河只是寂寞地流着。扬州瘦西湖是凭借帝王的巡幸兴盛起来的，扬州盐商为了逢迎乾隆南巡，不惜巨资在护城河两岸争相造园，以致“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当扬州在明清两代繁花著锦的时候，西安逐渐沦为废都。

    如果拿扬州与西安相比，扬州在有些方面无论如何是比不上西安的。例如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谁能与之媲美？然而西安的灌汤包子除了有清真风味之外，扬州的汤包并不比它逊色。西安的凉皮味道酸辣，比扬州的凉粉有更多的劲道。临潼的石榴最初是种在京都上林苑的，扬州勉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唐代樱桃园的樱桃了。西安又有石子饼，又称干馍，特点是经久耐贮，这是由西北的干燥气候决定的。扬州地处南方，湿润多雨，这种干粮显然无法久存。陕西的阎良甜瓜甘甜爽口，风味纯正，不知它和汉初广陵人召平在长安东门种植的“五色瓜”有无关系？

    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著名的“昏君”——秦始皇和隋炀帝，正好一个长眠在西安，一个安葬在扬州。西安名气最大的景点是秦始皇陵，无独有偶，扬州有隋炀帝陵，而且另有隋炀帝墓。不过隋炀帝的命运远不如秦始皇好，秦始皇陵至今安然无恙，隋炀帝死后则多次迁葬，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

    说来也蹊跷，让扬州和西安联系了一千多年的，竟然是隋炀帝的皇后萧美人。据《隋书》记载，萧后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曾孙女，西梁孝明帝萧岿之女，后嫁杨广。在《隋唐演义》中，萧后被称为萧美娘，性情婉顺，好学能文，天生丽质，娇媚迷人。炀帝死后，萧后先后落于叛军宇文化及、农民军窦建德、突厥王室、大唐王朝之手。萧后生前颠沛流离，最后被唐太宗李世民赎回长安，直到在宫中老死。她死后，遗体奉命从长安运回扬州，与炀帝合葬，这已是一千多年前之事。不料千年之后，扬州西湖曹庄发现萧后之墓，出土了她的凤冠。萧后的凤冠虽然发现于扬州，但已糟朽不堪，只有在西安才得以修复。为使萧后凤冠得到妥善修复，扬州文物考古部门和西安文物保护部门精诚合作，才使得腐烂的凤冠得以复原。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咏女性冠饰云：“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但如今可见的凤冠实物，最早为明代的，隋唐女性冠饰相当罕见。扬州出土、西安修复的隋代皇后凤冠，无疑见证了扬州和西安的一段情缘。

    扬州与西安的关系当然不仅于此。在唐代，扬州的铜镜和毡帽都畅销于长安。唐人有《得宝歌》云；“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听唱得宝歌。” 反映的就是扬州商品在长安的畅销。

    央视《国宝档案》节目播出的《大运河传奇》系列节目中，有一期的主题是从扬州转运的救命粮，解救了唐德宗的长安之困。唐代扬州因为战略地位的重要，时而成为军事堡垒，时而成为商业都市。隋炀帝没有想到的是，他以举国之力开凿的大运河，让隋王朝迅速衰败，却开启了唐王朝的盛世欢歌。而扬州，则是这曲欢歌的最强音。因为唐玄宗时的漕运改革，从南方出发的漕船不经中间转运，便直达长安。整顿漕运后，把南方各地粮食先统一集中到扬州，再经运河输入长安。如此一来，扬州和长安也就成了运河交通的两极。

    “不待闻声识老西”

    与“老西儿”这个绰号所蕴含的寒碜、鄙陋、村俗等意味形成对比的，是秦商实际上的腰缠万贯。明清两代，山陕商人的财富同徽州商人的财富都是全国闻名的，不过“老西儿”与“徽骆驼”的处世作风有天壤之别。

    现在扬州东关街的剪刀巷里，还能看到一块斑驳的山陕会馆界碑砌在青砖墙中。我们从那里经过，都要仔细看一眼。它是几百年前秦商远征扬州的历史印记。在今天的扬州城，除了这块石碑外，几乎找不到一点陕西商人留下的影子了，我们很难想象当年的秦商是怎样跋山涉水到扬州来创建功业的。

    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是一起在明代中叶来到扬州的。他们有个共同的绰号，叫做“老西儿”。清人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咏道：“高底镶鞋踩烂泥，羊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声识老西。”注道：“俗呼山陕人曰‘老西’，或曰‘侉子’。彼帮性嗜葱蒜，天雨不着钉鞋，袍子必用羊头而加长大，习俗然也。”鞋子上面沾满烂泥，羊皮袍子拖到脚跟，还没张口说话就发出葱蒜的味道——这就是“老西儿”。山陕人爱喝醋、吃葱、穿羊皮袄，这些几乎成了他们基本的特征。《五台山县志》承认，晋俗之俭，自古而然，“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这也正是上面那首竹枝词的注脚。

    乍一看，“老西儿”这几个字没有什么特别，不过因为陕西与山西的地名中都带一个“西”字罢了。但绰号的意义有时候并不在于字面，而在字面之外。例如，历史上的“老西儿”实际含有村里村气、呆头呆脑、傻里吧唧、土得掉渣的意味。尽管山陕商人走遍天下，手里掌握着九州的钱庄和盐业，但他们还是以土气著称。安介生《山西票商》说，很早以前，外省人便把“老西儿”看成村俗的代称，却很难把它和创业精神联系在一起。

    与“老西儿”这个绰号所蕴含的寒碜、鄙陋、村俗等意味形成对比的，是秦商实际上的腰缠万贯。明清两代，山陕商人的财富同徽州商人的财富都是全国闻名的，不过“老西儿”与“徽骆驼”的处世作风有天壤之别。徽商有了钱，就会造园林、穿锦缎、养优伶、尝美食，在物质的奢靡与挥霍中创造着消费文化。“老西儿”纵然有了钱，却还是喝酸醋、吃大葱、穿皮袄、泡面馍，至多是砌很深的大院，建很高的戏台，听他们永远也吼不够的秦腔和梆子。甚至在乾隆时代的扬州城，也处处可闻山陕的秦腔和梆子。秦商同晋商一样善于挣钱，每年都把大把金银运回老家。这些金银通常被小心翼翼窖藏起来，很少被用来投资或消费。他们善于挣钱，却不善于花钱。所以有人嘲笑说，当人生的全部理想只是拥有一群绵羊、两坛酸醋、几眼窑洞、数亩荒坡时，深埋在地窖里的金银又有什么意义呢？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以泾阳和三原为据点，北上延绥，南下川蜀，东至扬州，西到新疆，形成名震全国的秦商集团。三原梁姓、泾阳张姓、西安申姓、临潼张姓等一批陕商，都曾在扬州垄断盐业，操纵钱庄。我们其实该向“老西儿”的朴实、勤俭和进取精神致敬！

    陕西商人曾把持着两淮盐业，扬州是他们的远征之地，他们当中出了不少名流。寓居扬州的明末遗民孙豹人，是从陕西三原来扬州经商的。李自成起义时，他在老家散尽家财，招募壮士，与之对垒，事败后来扬州隐于鱼盐之市。他是诗人，一部《溉堂集》记录了几百年前陕西人流寓江南的曲折经历。在他身上，有“老西儿”的执着与可爱。

    陕西与山西风气接近，所以古人常把秦商和晋商称作“西商”。粗心的读者常常以为古人笔下的“西商”是指西方来华的商人，那是完全错了。由于人们对扬州和西安的关系了解太少，所以连著名秦商孙豹人也被张冠李戴地卷入杜十娘的生死纠纷之中。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纪录片《陕商寻踪》里，说到秦商在扬州的故事，却把杜十娘故事的男主角——徽商孙富说成是秦商。其实在明代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明确记载，害死杜十娘的是徽商子弟。

    山陕会馆是扬州现存最早的会馆之一，原在南门街，后迁东关街。当初的山陕会馆，屋宇整饬，气势恢宏，戏台园林，无所不有，可惜现在都是些后来搭建的民居。民国年间，山陕会馆的神台曾辟为剧场，称为“共舞台”。如今戏台也没有了，只有八字大门还默默伫立着，向游客讲述着陕西商人的故事。 

    “十年一觉扬州梦”

    早在唐代，西安人杜佑就在扬州做官，并写下名著《通典》。杜佑在扬州留下了生动轶事。明人王衡曾作杂剧《真傀儡》，演宋人杜珩以宰相致仕，在市中看傀儡戏的故事，便是取材于唐代杜佑在扬州看傀儡戏的素材。

    早在唐代，西安人杜佑就在扬州做官，并写下名著《通典》。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他说的《通典》，就是唐代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杜佑的名著。杜佑初来时，扬州正遭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也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各地方。杜佑庀材鸠工，兴建营房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货储存的问题。杜佑为发展扬州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陂，还开凿新渠，以资灌溉。又开垦滨海弃地为稻田，一时扬州兵精粮足，威震四方。

    杜佑在扬州留下的生动轶事，既是扬州历史的佳话，也是杜佑思想的体现。唐人《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唐代扬州街头有一种“盘铃傀儡”，淮南节度使杜佑曾想微服观赏：“大司徒杜公在维扬也，尝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着一粗襕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司徒公后致仕，果行前志。”大司徒杜公即杜佑，他在扬州看到的“盘铃傀儡”是以胡乐伴奏的木偶戏。所谓“盘铃”，类似今天的钹，原是西域乐器。“盘铃傀儡”后世亦有，《虞初新志》云：“尝畜一猴，教以盘铃傀儡，演于市，以济朝夕。”唐代扬州傀儡戏因用盘铃伴乐，所以称为“盘铃傀儡”。关于《刘宾客嘉话录》中所提到的这段掌故，任中敏《唐戏弄》认为可以说明四个问题：一，此类傀儡戏当时极其平民化，扬州平民可在市中自由欣赏；达官贵人虽致仕以后，倘入市参与其戏场，便足以自污自贬。二，其内容必演故事，已完全戏剧化，足资欣赏；必如此，杜佑方有“果行前志”之事。三，演戏时用撞击之乐器，为之节奏。四，尚有不用盘铃之傀儡戏在，形式不一，足见其戏之发达。后来明人王衡曾作杂剧《真傀儡》，演宋人杜珩以宰相致仕，在市中看傀儡戏的故事，便是取材于唐代杜佑在扬州看傀儡戏的素材。杜佑身居高位，却希望退休后在扬州街头随便看看木偶戏，表现了他对仕途生涯的厌倦。

    杜佑的孙子杜牧是晚唐杰出诗人，也与扬州渊源深厚。他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府中任掌书记，供职之外，日以宴游为乐，留下了不少吟咏扬州的名作，如“十年一觉扬州梦”“二十四桥明月夜”“春风十里扬州路”“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等，脍炙人口，千古流传。他在扬州的风流轶事，在历史上影响深远，以致姜夔在《扬州慢》里感叹：“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因为杜牧的一句“十年一觉扬州梦”，使得“扬州梦”一词成为千载流传的文学典故，历代文人创作诗文，常冠以“扬州梦”之名。如唐人于邺有散文《扬州梦记》，元人乔吉有杂剧《扬州梦》，明人嵇永仁有传奇《扬州梦》。清代更多，如黄石牧有杂剧《梦扬州》，陈浦云有杂剧《扬州梦》，岳端有传奇《扬州梦》，周生有笔记《扬州梦》等。但凡浪漫、风流、香艳气息之事，都可称为“扬州梦”。

    陕西人在扬州留下的动人故事还有很多。

    最有名的如扬州康山，其实因为陕西状元康海住此而得名。康海字德涵，号对山，西安府武功县人，弘治状元，翰林院修撰。宦官刘瑾事败时，因受牵连而免官。康海以诗文名列“明代前七子”之中，著有诗文《对山集》、杂剧《中山狼》等。据说他罢官后来到扬州，住在扬州城东南的无名土山上，每日读书奏乐，故扬州人号此山为“康山”，成为名胜。

    再如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扬州，陕西商人组织兵丁英勇抵御，迫使倭寇退兵，功不可没。清朝末年，号称陕西首富的吴氏家族兴办商号“吴式义堂”，扬州是其本部。从吴家走出了不少文人志士，例如名教授吴宓，就是吴氏后人。陕西富平北陵堡人刘少椿，生于盐商家庭。少年刘少椿随父刘茂椿在江西南昌做食盐生意，经常来往于南昌和扬州两地。1915年，刘家定居扬州，刘茂椿主政“裕隆全盐号”。在古城扬州，刘少椿师从博学多才的孙绍陶习琴，开始了他的古琴艺术生涯。后来，刘少椿成了现代广陵琴派的集大成者。

    扬州和西安乃至陕西，有着割不断的经济与文化的联系。

    ■ 韦明铧 朱韫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