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闿兴学利民复性灵诗学

龚军辉
　　现桃江县的得名，颇得感谢一名益阳知县——江闿。正是他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重修唐新泰元年（765年）的望浮驿并将其更名桃花驿，而又因驿大且久，故有“桃花县”之僭称——这是桃江县得名的最早民间依据。
　　江闿（1634年至1701年，字辰六，别号牂牁生，安徽歙县人，籍贯贵阳，清康熙二年举人，曾为益阳知县、解州知州、平阳知府，工于诗词，著作有《江辰六文集》《春芜词》等）少小家贫，早年从姻戚过继改姓越，故康熙二年中榜名为越闿。他从小聪颖好学，常向亲友借书阅读，学业精进，遂为扬州籍安徽歙县盐商后代、时为兵部主事的吴绮看重，以女妻之。后来，吴绮调任湖州知府，将其与妻女置于扬州，并为他找了一位好朋友兼好老师——扬州推官王士祯（1634年至1711年，原名王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渔洋山人，今山东桓台县人，清顺治十五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清初杰出的诗人、诗词理论家）。王氏家族是一个科甲蝉联、簪缨不绝、诗家辈出的大官僚世家，家中藏书甚众，这让江闿如获至宝，常在其书室内废寝忘食。更可喜的是，他通过跟随王士祯学习交流，对司空图、严羽的神韵诗学理论有了极大认同，以后经过多年创作实践与思索，他提出了脱去束缚、反对规唐模宋、主张不拘一格多方学习的诗学观。他认为，诗歌之本为性情和学问，提出诗歌本于性情则真、本于学问则厚的观点，与康乾时期诗歌创作的浮华之风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还反对诗歌创作贵华而贱实，认为诗歌应回到民间回到生活本身，提倡敦厚而雄放的诗风。这种恢复性灵诗学的努力，在他自己的创作中得到了极佳体现，譬如《喜吴天章至自蒲坂》：“解组归来日下帷，拈毫辄与古人期。诗方范陆差相亚，词拟周秦更勿疑。乏食耻炊同舍釜，罢官孰寄草堂资？侍儿也为先生惜，满腹牢骚不合时。”这种对失意官场的规劝信手拈来，毫无造作，极有民风。
　　江闿虽然才华横溢，但科举屡试不第，直到康熙二年（1663年）才中举，此后多次参加进士考试也无功而返。无奈之下，他只得听从师友王士祯之劝，参加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召试，以进入仕途。这本是他大展身手之机，可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因飞鸟污卷，他的考卷被报罢。在王士祯的多方斡旋下，他终选授益阳知县赴任。
　　在益阳，他的实干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修渠道，兴水利，平道路，重交通，甚得百姓称赞。更突出的是，他对兴学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兴修书院，尤其是对南宋建炎年间（1120年至1130年）的益阳最古老书院——松风书院进行翻修与扩建，使其在原有规模上扩大一倍以上，直可与长沙岳麓、衡阳石鼓媲美，还建立了松风亭诸建筑，极大美化了其育学环境，该校以后培育出了晚清陶澍、罗绕典、黄自元、刘集勋、龙驹、田苏游、符鸿等人才，当与此次重修有莫大关系。二是鼓励士子宣扬家乡为其咏叹并相互唱和加强交流。他在任期间，多次宴请士绅，屡留有笔墨。他更是一个喜好山水、体察民情的好官吏。到桃江九岗山为其雄奇秀丽所吸引，他泊船停车宿居赏景，并即兴作五言律诗《过九岗山》一首：“县西山苦厌，此地足停车。九叠云犹湿，双江树自疏。盘餐成野市，篱落好村居。但得归陶令，柴桑料不如。”三是发现人才，重点培养，最知著者当为曹耀珩（1674年至1740年，字鸣佩，号畅庵，益阳人，博通经史，精于古文，乾隆二年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著有《听涛园文集》《百泉轩》等）。据传，江闿在龙洲书院旧址古吟一联却因字不对音而苦恼，在此玩耍的六岁童曹耀珩脱口而出解其围，江闿大喜，携子入衙称为一字师并预言“此子他日必卧龙也”。
　　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决定对吴三桂在1678年衡州称帝建立的周朝最终一击，特在长沙调度筹备粮饷。深感流寇对百姓生产稳定不利的江闿极力支持，发动士绅捐粮助饷，益阳供应无误，甚得军队统帅欢喜，他被清廷考核为“卓异”，赐袍服，擢均州（湖北襄阳）知州，后又署郧阳知府，再调山西解州知州。他在解州详细分析了其累欠税款的原因，抗上级令一年收齐的命令，将实情详报朝廷，要求免除该州人民赋税，得到嘉奖，再署平阳知府，吏部考察为优等，他再升员外郎，可惜在赴任途中即逝。
　　江闿对桃江情有独钟，他现留下的山水诗词，咏叹桃江山水的占绝大多数，最著名的有两首。一是《桃花江道上》：“非关城市远，不易到村前。杂树青无赖，晴峦翠可怜。笋舆惊怪鸟，石碓乱鸣泉。始识资江上，春深别有天。”二是《望浮邱山》：“浮邱峰特秀，云外足称尊。百劫僧非故，孤亭石尚存。崇冈频隐现，积翠变朝昏。乞假须旬日，赍粮细讨论。”据考证，这两首诗皆是作于康熙二十三年，即其重修望浮驿的当年，大概是有“修理完固以培名胜”的期望在内——这实是其兴学利民的实干表现，也足可呈现其复性灵诗学的文学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