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狗，中国人或者说中国文化生产的一直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喜欢狗，比如狗不嫌家贫，比如犬马恋主。但另一方面却鄙视狗，比如骂人说某人是狗腿子，狗日的，即便是对自己文章文句的谦词也不忘记顺便带上狗：狗尾续貂。这或许也因二律背反所致，不过总体还是贬的多，褒的少，不对称。也不知狗是得罪了谁，不论成语还是俚语，被狗粘上，结果往往不是低劣就是下贱甚至无耻。这些如果由我推测，或许都因狗对主人的忠诚让没养过狗的对方棘手心里很不舒服，于是就有了这一损狗的歪招。
上个世纪，我老家的村寨，很多人家都养了狗。那时养狗不像现在，仅仅买狗的成本就贵得让心惊胆战，那时养狗不用花钱买，谁家狗娘养了狗，半月二十天，你若有心，那狗仔若听你呼叫，你就可以拐走了。主人回家发现少了条狗仔，嘴上说一下就过去了，有的人家有“少条狗仔就少个负担”如释重负的感觉，因而从不追问此事。
我的家乡在上个世纪七十八十年代，虽然没解决温饱问题或者说温饱还是个大问题，却一般不吃狗肉。那时不吃狗肉并不是现在的爱狗一族那种意义上的不吃，而是因了上面所说“狗改不了吃屎”这句名言，吃狗肉等同于吃屎。家
乡有狗肉不得上席之说，更有乌龟王八不上席之规──感觉这些现在几乎都倒过来了，现在不仅上席，而且上得好席、佳席、五星级的酒席。小时候谁家养了条恶狗，或者说伤人咬鸡的狗，就会想办法打死，这时才可能有狗肉吃。说打实际并不是打，也不是欧阳黔森在其小说《敲狗》中所描述的花江人吃肉的方式：用锤子敲狗的脑袋。我们这里一般人家在堂屋的大门边均留有一个可供狗、鸡出入的小洞，需要打狗时，关上大门及其他门，有人站在外面用绳子打个活扣套在洞口，有人站在里面把狗往外赶，当狗头刚刚伸到洞口时，守在洞口的人手疾眼快地将绳子拉紧活扣，然后将套上了绳子的狗掉到树上勒死（也有跑掉的时候，那狗便是半月一月的不回家了）。为何如此？《敲狗》中说不放血的狗肉鲜，好吃。但我有另一个想法，那时狗皮能卖钱，供销社有个窗口，专门收购各种动物的皮，当然就包括了狗皮。如果杀狗，那被破坏了的皮是不怎么值钱的。除此之外，村中有条件的人家也有做狗皮大衣的，他们也需要没被破坏的狗皮。
我全家都不吃狗肉，父亲凭空说狗肉又腥又臭，说狗是吃屎长大的，父亲的结论自然在我们心中埋下了的伏笔。但吃的人每每描绘怎么怎么好吃来引诱，心中也常常痒痒的，口中也就生过津，矛盾着。有次四哥经不住伙伴们引诱，几个人打了一条咬人的恶狗，分得一块肉与一块肝回家。父亲大约也想尝尝，但不准狗肉进厨房上锅台，如临大敌似地吩咐母亲与姐姐在房子前避风的地方，支起锅来。记忆中我没有闻到《敲狗》中所描述的那种异样的香味，但的确有肉香，应该是长年没吃过肉所致，父亲事后说，他以为肉比肝要差些，先尝了一块肝，哪知刚吃到嘴，就闻到了一股腥味，然后就到外面去大吐不止，最后连那餐饭都没吃，硬生生难受了一天，并狠狠地说：真是个狗肝（我的家乡肝字读的是官字音）。记忆中那口锅后来都没要，给鸡喂水猪喂食用。而那个年代买一口锅比现在人家买辆车还要难，但父亲坚决不要。
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家乡吃狗肉的人忽然就多了起来，似乎狗也不怎么吃屎了，比那个年代人吃的还要好。吃狗肉开始是在冬天，隆冬时节，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没事干时聚在一起，说吃狗肉，喝烧酒，既暖胃又暖心。然后就到邻村去偷，后来演变成了大热天吃，说大热天的狗肉比冬天的更好吃，再后来就是现在了，一年四季都吃。甚至现在有的饭店虽不是花江那地方专门叫狗肉馆，隐隐感觉他们不敢叫，终究还是有些怕爱狗一族的。
曾经因为吃狗肉，有人大打出手。某年冬天，几人相约吃狗肉，由于彼此关系尚可，有人便开了句玩笑：“这么冷的天，跑这么多路，纯粹就是给狗的面子。”说者省却了一个“肉”字，将狗肉变成了狗，歧义就来了。在家乡谁骂谁是狗，几乎等同于损了谁的八辈祖宗。主人听了这话后，又是自己请来的朋友，又是玩笑话，心中不是滋味，但不好发作。酒足饭饱后，大家起身准备离去，主人找到了报仇的机会：“今天不好意思，招待不周，狗肯定没吃好！”也省却了一个“肉”字。喝了酒的人与没有喝酒的人区别在于失出了理智，于是彼此大打出手，虽没动刀动棍，但彼此鼻青脸肿，虽第二天和好如初，但伤疤还是有的，从此后，再也不敢开这样的玩笑了。现在有人在偶尔吃狗肉时虽依样画瓢玩笑一下：“狗吃好没有？”但经过了时间空间的过滤，味道大打折扣。其实，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我开始也纠结了半天，我想命题为“狗说”。仔细一想：不对，骂自己呢！后来又想改为“说狗”，更不对：你这是骂谁
呢？其实都因少了块肉。
看来没有了肉还真就是不一样。金国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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