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意义疗法

犯人的漠然除了是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还是其他因素的结果。饥饿和缺觉都会使犯人对事物丧失兴趣（正常情况下也是如此），并且变得易怒，这也是犯人常见的心理状态。缺少睡眠部分是由于臭虫的骚扰。在拥挤的屋子里，由于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臭虫成灾。我们既没有尼古丁也没有咖啡因，这也是原因之一。

除了这些物质原因外，还有心理原因——犯人们有某些情结。绝大多数犯人都有自卑情结。我们曾经是，或者曾经把自己想象成是“人物”，而现在我们的待遇形同猪狗。（人们对于自身内在价值的认识寄托于更高、更精神性的事物上，这种精神性的事物不会被集中营生活摧垮，但又有多少自由的人拥有这样的自觉，更不用说囚犯？）一般犯人尽管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但都觉得自己被极大地贬低了。看看集中营单一的社会学结构体现出来的反差，就能清楚这一点。稍“显要”些的犯人，比如囚头儿、厨子、商店店员和巡逻员，一般不会像普通犯人那样，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而是相反，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头，有些甚至会产生自大的幻觉。嫉妒不满的普通犯人对这些受到优待的少数人，有时会讥笑，比如我就听到两个犯人在议论一个囚头儿时说：“想想看！那个家伙还是一家小银行行长时我就认识他。你看他多走运，爬得这么快！”

一旦被贬抑的多数人和高人一头的少数人发生冲突（这两类人经常会发生摩擦，从分发食物开始），其结果通常是爆炸性的。因此，人们普遍的易怒情绪（其物理原因前面讨论过了），加上心理的紧张变得更加厉害，这种紧张会导致群殴也就不令人奇怪了。由于犯人们对殴打场面已经司空见惯，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暴力冲动。我在饥饿和疲劳的时候，如果被激怒的话，也很想抡起拳头。我通常都很累，因为我夜里得起来看火，在伤寒病人的监狱里是被特许可以生一个炉子的。其他犯人说胡话或者睡着时是我最轻松的时刻。我可以躺在炉子边上，用偷来的木炭拢起一堆火，烤几个土豆。但第二天我会觉得更疲倦、更木然、更易怒。

我在伤寒病区作医生时，还代理生病的分区长的职责。因此，我还负责保持监狱的卫生，如果可以用“卫生”一词的话。当局经常借检査卫生之名虐待犯人。虽然犯人们更需要多一点食物、多一点药品，但当局只关心走廊里是否落下一根稻草，破破烂烂而爬满臭虫的布片是否整齐地裹在病人的脚上。至于犯人的命运，他们根本不在意。如果我报告得体，从光头上扯下狱帽，喀嚓一声并拢好脚跟说：“V1/9号报告：52名病号，2名护工，1名医生。”他们就满意了，然后走开。但是，在他们到来之前，他们也常常要晚到几个小时，有时还根本不来，我就得整理床铺，拣拾稻草，呵斥那些蜷缩在板床上、随时可能毁掉来之不易的整洁的可怜虫。在高烧病人中，冷漠情绪尤其严重，因此无论你怎么要求他们都无动于衷，除非你呵斥。有时呵斥也不管用，这时你会气得忍不住去揍他们。面对别人的冷漠，自己的火气也特别大，尤其在面临危险时（比如检査员就要到了）。

在对集中营犯人的特点作了这些心理学的和精神病学的分析之后，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人类完全地、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就是集中营生活的独特结构，它迫使犯人适应确定的行为模式）。但是，人的自由呢？人的行为、人对给定环境的适应中有没有精神自由呢？那种认为人不过是许多条件和环境因素——不论是生理学的、心理学的还是社会学的——之产物的理论究竟对不对？人是否只是这些因素的偶然产物？最重要的是，犯人对集中营这一封闭世界的反应是否表明人逃不脱他所在环境的影响呢？面对这种环境，人是否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可以从原则和经验两方面回答这些问题。在集中营生活的经验表明，人还是有可能选择自己的行为的。有足够的例证（常常是英雄性质的）说明，人可以克服冷漠，克制暴躁。即使是在可怕的心理和生理条件下，人也能够保持一定的精神自由和意识独立。

我们这些在集中营生活过的人，都记得那些走过一个个屋子安慰别人、把自己最后一块面包给了别人的人。这样的人在数量上可能不多，但足以说明一点：有一样东西你是不能从人的手中夺去的，那就是最宝贵的自由，人们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

实际上，人们也经常会遇到需要抉择的时刻。每天每时你都需要做出决定，这样的决定将使你要么屈从于致命的暴力，要么保持自我内在的自由，同时也将决定你是否成为环境的玩物，是否抛弃自由和尊严而变成标准的囚徒。

从这个角度看，集中营犯人的心理反应似乎不仅仅是对确定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表达。即使像缺少睡眠、食物不足以及心理紧张等类似的情况，也只能说是限定了犯人可能的应对方式。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犯人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仍然取决于他自己内心的决定，而不单单取决于集中营生活的影响。因此，在心理和精神的层面，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够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即便在集中营，他也能保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在我结识了那些烈士之后，这句话常常出现在我脑海里。那些烈士的行为，他们的痛苦和死亡，都表明人不能丧失内在的自由。他们可以说配得上他们的苦难，他们忍受痛苫的方式是一种真正的内在升华。就是这种精神的自由——任谁也无法夺走——使生活变得有目的、有意义。

积极的生活能够使人有机会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实现价值，而消极的生活能够使人满足于对美、艺术或者自然的追求。但是，在那些不仅没有追求创造和快乐的机会，而且只存在一种达到最高道德标准的可能（就是说，在对待自己被暴力完全束缚的生命的态度上）的生活中，人生仍有目的。他不能过创造性或享乐的生活，但不只是创造和享乐才有意义。如果说生命有意义，那么遭受苦难也有意义。苦难、厄运和死亡是生活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没有苦难和死亡，人的生命就不完整。

人接受命运和所有苦难、背负起十字架的方式为他提供了赋予其生命更深刻含义的巨大机会，即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也是如此。他仍然可以做一个勇敢、自尊和无私的人。否则，为了活命，他会忘记自己的尊严，变得无异于禽兽。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困苦环境所提供的能使人道德完善的机会，有的人会充分运用它，有的人会放弃它。这也决定了他是否配得上自己所遭受的苦难。

不要以为这些议论不切实际。的确，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如此高的道德境界。在集中营的犯人当中，只有极少数保持了完全的内在自由，得到了所遭受的苦难带来的价值。但这样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也足以说明人的内在力量可以使他超然于外在命运。不光集中营有这样的人，在任何地方，人都会遇到厄运，同时也就会遇到通过勇敢地面对苦难而实现道德升华的机会。

就拿病人，尤其是绝症病人的命运来说。我有一次读到一名瘫痪的年轻人的信件，在信中他告诉朋友，他刚刚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即使再做一次手术也无济于事。他写道，他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其中男主人公勇敢而有尊严地面对死亡。那个男孩觉得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是非凡的成就。现在，他写道，命运给了他同样的机会。

几年前看过根据托尔斯泰小说改编的电影《复活》的人，可能会有类似的想法。它反映了巨大的厄运下伟大的人生。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伟大的命运，也就没有机会实现那样伟大的人生。看完电影后，我们去了酒馆，一杯咖啡、一只汉堡下肚后，就忘记了脑子里刚刚闪现的奇特想法。但当我们自己遭遇到厄运、需要决定是否以同样伟大的精神面对厄运时，我们早已忘记了好多年前年轻时候的决心，因此我们失败了。

也许我们中有人会再去看那部电影或者类似的电影。到那时，其他电影可能会自动地闪现在他的脑海里，某人内在伟大的特定细节也会展现开来，比如一名年轻女子，我在集中营亲眼目睹她的死亡。实际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也许会觉得我在编造，但对我来说，那个场面就像一首诗。

这个年轻女子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在跟她谈话时，她却很快活，她告诉我：“我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么沉重的打击……以前的生命让我糟践了，我从没有认真考虑过精神完美的事。”她指着窗外：“这棵树是我孤独中唯一的朋友。”透过窗户，她只能看到栗树的一条枝桠，上面开着两朵花。“我常常跟它交谈。”她对我说。我感到震惊，不知道如何回答。她是否在说胡话？她是否有了幻觉？我好奇地问，树是怎么回答她的。她告诉我：“它对我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我们已经说过，犯人内在自我的状况最终不是取决于那些生理或心理条件，而是自主决定的结果。对犯人的心理观察表明，只有那些自甘沉沦、放弃对道德自我和精神自我内在把握的人才会成为集中营恶劣条件下的牺牲品。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所谓“内在把握”是什么意思？

从前的囚犯在回忆牢狱生活时都觉得集中营对人最压抑的影响是你不知道自己要被关多久，你不知道哪天会被释放（在我们那个集中营，对这个问题大家甚至谈都懒得谈）。实际上，犯人的刑期不光不确定，而且是无期限的。某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就说过，集中营生活是一种“临时的存在”。我们还可以补充几个字，那是“未知期限的临时存在”。

新来的犯人一般对集中营的条件一无所知。那些从别的集中营来的犯人则不得不保持沉默，有些集中营则从来没有人回来过。一进入集中营的大门，人的心理就会发生变化。不确定性结束以后，又是结局的不确定性。你不可能预测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何时能结束，或者到底能否结束。

拉丁词finis有两个含义：“结尾或结局”和“要达到的目标”。看不到“临时的存在”何时结束的人，也不可能去追求生活的终极目标。他不再像正常人那样为了将来而生存。因此，他内在生命的这个结构就改变了，我们从生活其他领域所知道的堕落迹象就开始了。比如，失业工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的存在成了临时性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不能够为未来而生活，也不可能确定什么目标。针对失业煤矿工人的研究表明，因为失业，他们受到一种特殊的、扭曲的心理时间的折磨。犯人同样饱受这种奇特的“时间一体验”之苦在集中营，很短的时间，比方说一天，由于充满了折磨和痛苦，所以显得特别漫长。而大点的时间单位，比如一个星期，则过得很快。我的狱友都同意我所说的：在集中营里，一天过得比一个星期慢。我们的时间一体验是多么荒诞！在这一点，我们想起了托马斯?曼的《神山》，其中有一些非常到位的心理学评论。托马斯研究过人在类似集中营环境（比如隔离病区那些不知何时能回家的结核病人）中的心理变化过程。他们也经历着类似的生活状态——没有未来，没有目标。

有个从车站跟一大队新来的犯人一起走到集中营的犯人后来告诉我，他感觉到好像是走在自己的葬礼上。在他看来，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前途。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终结，好像已经死去。别的因素会强化这种感觉：在时间上，人会痛切地感受到集中营生活的无期；在空间上，则是监狱活动范围的逼仄。铁丝网外面的一切都那么遥不可及，那么不真实。外面的人和事对犯人有一种鬼魅般的影响。在犯人看来，外面的生活于他就好比死人从另一个世界观察现实一般。

看不到未来的人之所以自甘沉沦，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老在回忆。我们曾经说过，犯人容易忆旧，为的是忘记眼前的痛苦。但剥去当下的现实性就会蕴涵着一个危险，那就是容易忽视积极度过集中营生活的机会，而的确存在这样的机会。将我们的“临时的存在”看做不真实的，本身就是使犯人丧失对生活的把握的重要因素，一切都成为无所谓的了。这种人忘了，正是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人才有实现精神升华的机会。他们不是把集中营的苦难看做对自身内在力量的考验，而是很不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把生命轻易抛弃。他们更愿意闭上眼睛，生活在过去之中。对这些人来说，生命是无意义的。

自然地，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达到极高的精神境界。但是，有一些人，虽然从世俗的角度看是失败的，但也曾经有过成为伟人的机会，而这种伟大是在通常环境下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而我们当中另外一些平庸而三心二意的人，则正如俾斯麦所说：“生活就好比看牙医。你总是觉得最难受的时候还没到，而实际上它已经过去了。”稍作改变，我们可以说集中营里绝大多数犯人都相信生命的真正机会已经过去了。但实际上仍有机会和挑战。除非你能够战胜那些经历，将生活转化为内在的胜利，否则就是忽视那些挑战，像绝大多数犯人那样，无声无息地枯萎下去。

要消除集中营生活对犯人在心理和病理方面的影响，就要运用心理治疗和心理卫生的方法，给他指明一个未来的目标，以使他恢复内在的力量。有些犯人本能地会给自己确定这样一个目标。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只有人才能着眼于未来。在极端困难的时刻，这就是他的救赎之道，不过他得迫使自己将精神专注于此。

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老穿破鞋，我的脚伤得很重。有一天，脚疼得厉害，我一瘸一拐地跟大家走了几公里路，从集中营到工地干活去。那天非常冷，寒风剌骨。我不停地想着悲惨生活中的琐屑之事。今晚吃什么？要是能额外得到一根香肠，要不要拿它去换一片面包呢？要不要用最后一支香烟去换一碗汤喝？去哪里弄一根好点儿的鞋带？到工地后是跟原来的小队一起干活儿呢，还是会被派到其他凶恶监工的小队去？怎样跟囚头搞好关系，让他帮我在营里找个活干，而不用走那么远的路到工地上？

我对时时刻刻想着这些琐事的情况感到厌烦了，就迫使自己去想别的事。突然，我看到自己站在明亮、温暧而欢快的讲台上，面前坐着专注的听众。我在给他们讲授集中营心理学！那一刻，我从科学的角度客观地观察和描述着折磨我的一切。通过这个办法，我成功地超脱出当时的境遇和苦难，好像所有这些都成了过去。我和我的痛苦都成为自己心理学研究的有趣对象。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谈到“作为痛苦的激情，一旦我们对它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就不再感到痛苦了”。

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的犯人，注定要走向毁灭。由于他对未来失去了信念，他也就丧失了对精神的把握。他自甘堕落，成为行尸走肉。通常，这会很快发生，通常的表现是精神崩溃，凡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对此都非常熟悉。我们都害怕这一刻，不是担心我们自己，而是担心我们的朋友。一般来说，精神崩溃的犯人一开始是早上拒绝穿衣洗漱，或者拒绝出操。任何劝说、任何威胁对他都不起作用。他就那么赖在那里，一动不动。如果这种情况是疾病引起的，他会拒绝去病号区，也拒绝做任何有助于自己恢复的事。他就那样放弃了。他缩在自己的躯壳里，不再关心任何事情。

我有一次亲身体会到丧失对未来的信念跟这种危险的放弃之间的密切联系。F——我的号长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作曲家和词作家，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我跟你说点事，医生。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个声音说，我可以许个愿，问任何我想知道的事，我都会得到答案。你猜我问了什么？我问他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你明白我的意思，医生。我就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解放。”

“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个梦？”我问他。

“1945年2月。”他说。当时是3月初。

“那个声音怎么回答你的？”

他诡秘地耳语道：“3月30曰。”

当F告诉我这个梦时，他充满了希望，确信梦里那个声音所说的是正确的。但随着日子的临近，我们根据得到的消息判断，战争极不可能在那个日子结束。2月29曰，F突然病了，发高烧。3月30日，就是梦中声音告诉他战争将结束的那一天，他陷入了昏迷。第二天，他死了。从所有外表的症状看，他是死于伤寒。

凡是了解人的心理状态，了解他的勇气和希望或者缺乏勇气和希望与他自身免疫力有紧密联系的人都理解，突然失去希望和勇气会导致死亡。我朋友最终的死因是预言没有如期兑现，他绝望了。这使他身体抵抗力急剧减弱，导致潜伏的伤寒感染发作。他对未来的希望和活下去的意志都没有了，身体也就成为疾病的牺牲品——虽然他梦里声音所说的最终都应验了。

对这个病例的观察与从中得出的结论，跟我们集中营主任医生所注意到的情况是一致的。集中营在1944年圣诞节至1945年圣诞间的死亡率是最高的。他认为，原因不在于劳动强度增大，也不在于食物短缺或气候寒冷，甚至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流行病，而是由于多数犯人都天真地以为能在圣诞节前回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犯人失去了勇气，变得沮丧起来。这严重减弱了他们身体的抵抗力，导致许多人死亡。

正如前面所说，要想恢复犯人内在的力量，必须首先让他看到未来的某个目标。尼采说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可以作为所有心理治疗师的座右铭。只要有可能，你就应该告诉病人为什么要活下去，一个目标就足以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内在力量。看不到生活有任何意义、任何目标，因此觉得活着无谓的人是可怜的，这样的人很快就会死掉。一般他们还会说：“我对生活不再抱任何指望了。”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回应呢？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生活态度上来个根本的转变。我们需要了解自身，而且需要说服那些绝望的人：我们期望生活给予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我们不应该再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而应该像那些每时每刻都被生活质问的人那样去思考自身。我们的回答不是说与想，而是釆取正确的行动。生命最终意味着承担与接受所有的挑战，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责任。

这些任务（也就是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时刻都是不同的，因此不可能对生命的意义作一般的定义。对生命意义的质疑，没有唯一的答案。“生命”的意义不是某种含糊的东西，而是非常实在和具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独特的。你和你的命运无法跟任何其他人及其命运进行比较。生活永不重复，不同问题需要不同的应对。有时你会发现所处的情况需要你采取行动来确定自己的命运，有时你会觉得深思熟虑更为可取，有时你会发现顺其自然是正道。每种情况都有其特殊性，正确的应对也只能有一个。

如果你发现经受磨难是命中注定的，那你就应当把经受磨难作为自己独特的任务。你必须承认，即使在经受磨难时，你也是独特的、孤独的一个人。没有人能够解除你的磨难，替代你的痛苦。你独特的机会就依存于自己承受重负的方式之中。

作为犯人，我们这样的想法绝非脱离实际的臆想，这也是唯一能帮助我们解脱的想法。它使我们免于绝望，哪怕是处于看似毫无希望之时。我们早就过了质问生命意义的阶段，已经不是天真地想通过积极地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实现某个目标的年龄了。对我们来说，生命的意义包含着从生到死受苦受难这一更广阔的循环。

一旦我们明白了磨难的意义，我们就不再通过无视折磨或心存幻想、虚假乐观等方式去减少或平复在集中营遭受的苦难。经受苦难成了一项我们不能逃避的任务。我们意识到了苦难中暗藏着的成功机会，诗人称这种机会为“要经受多少磨难啊”。里尔克所说的“经受磨难”就跟其他人说的“完成工作”一样。我们有太多的苦难要经受，因此，必须直面所有的苦难，不能软弱，眼泪是无用的，但也不必讳言流泪，因为眼泪见证了人们承受痛苦的巨大勇气。只有极少的人能意识到这一点。有时人们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曾经痛哭过，在被问及他是如何度过难关时，我的一个狱友就羞答答地说：“我眼泪都哭干了。”

在集中营，如果可能进行心理治疗的话，其开端可能是个体性的，也可能是集体性的。个体的心理治疗措施常常是“救命程序”，这些措施一般与预防自杀有关。集中营有一条严格的规定，禁止抢救企图自杀的人，比如，严禁解救上吊自杀的人。因此，预防自杀就非常重要。

我记得两个想自杀的人，情况很相似。两人都谈到了自杀的念头——都觉得生活没有指望了。在这两个案例中，要让他们认识到生活还指望着他们、未来还指望着他们是困难的。实际上我们也发现，其中一人有个自己极为宠爱的孩子，在外国等着他；另一人则是一件事而不是一个人在等着他，他是个科学家，写了不少著作，还有很多著作需要完成。他的著作不可能由别人代写，就好比第一个人作为孩子的父亲无人能够替代一样。

这种独特性使每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让每个人意识到生命的意义，也就使他有可能完成其创造性的作品，享受到人类之爱。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那他就会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自己对所爱的人或者未竟的事业的责任，也就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存在是“为了什么”，也就知道“如何”继续活下去。

在集中营进行集体性心理治疗的机会自然是极为有限的。在此种情况下，身教胜于言传。拒绝跟监狱当局同流合污的号长以其正直和勇敢拥有成千上百次机会对所辖犯人施加道德影响。行为的直接影响总是比言辞更有说服力。但有时如果心理接受能力受到某种外部影响的强化，言辞也是管用的。我记得一件事，当时，恰好由于某个外界情况恶化和监狱里所有犯人的接受能力空前高涨，该时期成为开展集体心理治疗的绝佳时机。

那是个糟糕的日子。出操时，许多行为被认为是破坏性的，所以从此以后对违反者要当场处以绞刑。这些行为包括从旧毯子上割下布条（垫膝盖）以及小偷小摸。几天前，一个饿得半死的犯人闯入土豆房偷了几个土豆。事情被发觉了，一些犯人认出了“窃贼”是谁。号长听说以后命令大家交出那个人，不然全体犯人就得饿一天。自然，2500个犯人更愿意斋戒一天。

那天晚上，我们躺着，情绪低落。谁也不说话，听到什么都烦。更讨厌的是，灯也灭了。大家的心情糟糕到极点。但我们的号长是个聪明人，他当场就大家的心事进行了一番议论。他谈到了过去因疾病或自杀而死去的许多狱友。他也提到其死亡的真正原因就是放弃了希望。他觉得，应该防止今后出现类似极端的情况。在我看来，号长是有意提出这个忠告的。

天知道，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心情对此事给出一个心理学的解释或者为此布道——为狱友提供一种灵魂治疗。我又冷又饿，暴躁而疲惫，但我必须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当时的情形之下，站起来鼓励大家的需要比任何时候都迫切。

因此，我开始念叨最琐屑的好事。我说即便在二战已进入第六个年头的欧洲，我们的情况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糟。我说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所遭受的难以挽回的损失是什么？我推测说，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损失很少。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健康、家庭、幸福、职业能力、财富、社会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重新获得或者恢复原状。无论如何，我们的骨头架子都还没散掉。不管我们经受过多大的苦难，将来那都是一笔财富。我引用了尼釆的话：“那没能杀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壮。”

然后我谈到了未来。我说，客观地看，未来似乎确实是没有希望的。我也同意，每个人都可以假定自己活下来的机会渺茫。我告诉大家，尽管集中营还没有流行伤寒，我估计我自己活下来的希望是二十分之一。但我也对大家说，虽然如此，我也不想放弃希望。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将带给我们什么，更不用说下一个钟头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即便我们不敢设想以后几天会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军事事件，有谁否认有时候转机会突然出现呢？比如，你可能会意外地被分配到一个条件较好的工作队去，而这就是犯人所谓的“好运气”。

我不仅谈到了未来以及未来头上蒙着的面纱，我还提到了过去，提到了过去所有的欢乐，它的光芒仍然照耀着现在的黑暗。我引用了某人的一句诗：“你所经历的，世人夺不去。”不光我们的经历，还有我们的行动和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苦难都不会消失。尽管它们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们可以使它们存留在世上。“曾经是”也是一种“是”，甚至更为确定。

然后，我谈到赋予生命意义的许多机会。我告诉狱友们（他们都一动不动地躺着，有时也叹口气），在任何情况下，人的生命都不会没有意义，而且生命的无限意义就包含着苦难、剥夺和死亡。我要求在黑暗中专心听讲的狱友们正视当前严峻的处境。他们一定不能丧失希望，而应当鼓起勇气，坚持斗争，始终保持尊严，坚守生命的意义。我说有人在看着我们在艰难环境中的表现，这个人可能是朋友、妻子或者活着和死去的他人，甚至是上帝，他希望我们骄傲地而不是悲惨地面对苦难，并且清醒地知道如何对待死亡。

最后我讲到了我们的牺牲，每一次牺牲都是有意义的。这种牺牲的性质决定了它在正常世界即追求物质成功的世界看来似乎没有意义。但实际上我们的牺牲确有意义。我坦率地说，我们中间那些抱有宗教信仰的人能够理解这一点。我给大家讲了一个狱友的故事。他刚到集中营时试图跟天堂达成一个协议：以他所受的苦难拯救所爱的人免于痛苦。对这个人来说，苦难和死亡是有意义的，他的牺牲是最有意义的。他不想白白死去，而我们谁也不愿意白白死去。

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在那个监狱里，在那种实际上无望的处境里，为我们的生命找到丰富的意义。我看到我的努力成功了，电灯再次亮起时，我看见狱友们蹒跚着向我走来，眼含泪水，充满感激。但我现在得承认，我很少有这样的内在力量跟苦难的狱友们做这样的交流，因此我一定错过了不少应该能够这么做的好机会。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犯人心理反应的第三个阶段：解放后犯人的心理学。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集中营看守们的心理构成都有些什么？人们经常向心理学家提出这个问题。尤其当他对这些事情有过切身体会时，更是如此。同样也是血肉之躯的看守，怎么能够像许多犯人说的那样去对待他的同类呢？如果你听到犯人的介绍，相信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你不免要问，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要简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澄清几点：

第一，看守中间有一些是虐待狂，而且是纯粹临床意义上的虐待狂。

第二，如果急需一队严苛的看守，这些虐待狂总会被选屮。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如果允许我们去小炉子（烧的是树叶和碎木头）前暖暖身子，哪怕只是几分钟，我们也非常高兴。但总有几个监工以剥夺我们这点快乐为乐。他们不光禁止我们站在炉子前，还将炉子打翻，将可爱的火倒在雪地上。每当这时，这些监工的表情清楚地显露出他的快乐。如果党卫军讨厌某个犯人，他们中间总有那么几个不光喜欢而且精于虐待之道的同伙去折腾那个倒霉的囚徒。

第三，由于长期目睹集中营残酷对待犯人，多数看守的情感已经麻木了。这些在道德和心理上变得严酷的看守不会主动参与虐待，但也不会去阻止其他人那么做。

第四，需要说明的是，即使看守里面也有一些可怜我们的人。我被解放时所在集中营的司令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等解放以后才发现，那个司令自己曾经出了不少钱从最近的市场给犯人购买药品［①提起这位党卫军司令，曾经有过一件趣事，与那些犹太犯人对他的态度有关。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军队解放了我们这些犯人，而三个匈牙利籍犹太犯人将那位司令掩藏在了巴伐利亚的丛林中，然后他们找到美军的指挥官（他正组织抓捕集中营司令），说他们可以帮他找到司令，但有一些条件：美军指挥官必须保证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司令。过了一会，美军指挥官答应三个犹太人，抓到党卫军司令后保证不许任何人伤害他。美军指挥官不仅信守了诺言，而且那个党卫军司令实际上被官复原职，负责监督从附近村子里收集衣物并向我们发放，而我们当时仍然穿着从奥斯维辛那些没我们幸运、被送到毒气室杀害的犯人身上扒下来的衣服。］，这件事只有本身也是犯人的狱医知道。但也是犯人的囚头儿却比哪个党卫军都狠，他一有机会就殴打其他犯人，而就我所知，那个集中营司令从没对我们动过一根手指头。

显然，一个人是集中营司令还是犯人，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在任何团体里，都能发现人的仁慈，哪怕这个团体整体上应该受到谴责。团体的界限会有交叉，我们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哪些人是天使，哪些人是魔鬼。当然，在集中营环境的影响下，如果某个看守或者囚头儿仍能仁慈地对待犯人，那是他了不起的造化。另一方面，如果某个犯人残酷地对待自己的狱友，那他心理的龌龊也达到了让人难以启齿的地步。犯人们对这类缺乏人性的囚头儿尤其痛恨，而对看守表现出来的极小的仁慈却至为感激。我记得有一天，一个监工悄悄给了我一片面包，那一定是他从早饭中省下来的。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不只是因为一块面包，他所给我的还有一份人性，跟礼物相伴的是他温暧的话语和仁慈的表情。

综上所述，大家可以看出，世界上有（且只有）两类人——高尚的和龌龊的。任何地方都有这两类人，人类社会的所有团体中也都有这两类人。没有哪个团体纯粹由高尚的人或者龌龊的人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纯粹类型的团体。因此，即使在集中营看守当中，你偶尔也能发现一个高尚的人。

集中营生活撕开了人的灵魂，暴露出人性的深处。在人性的深处，如果你发现人类在本性上就善恶交织，你还会觉得奇怪吗？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一道划分善恶的分水岭，它一直延伸到人性深处，通过集中营所展现出的人性深渊的最底部，此刻，你也能清楚地看出来。现在是集中营心理学的最后一部分——被释放的犯人的心理学。在描述被解放以后的感受时，我们从经过几天紧张等待后发现集中营门口挂着白旗的那个早上说起。内心紧张不安之后是彻底的放松，但要说我们高兴得发了狂就错了。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一刻，犯人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向集中营大门。我们胆怯地看看周围，看看彼此，疑惑不解。然后，我们壮着胆子走出了集中营。这一次没人命令我们回去了，也不需要猫腰缩背躲避击打。哦不！看守还给我们发了香烟！一开始我们几乎不敢认他们，他们这么快就换上了文明的外衣。我们沿着通向集中营外面的路慢慢地走着。很快我们的腿就开始疼，像要散架似的，但我们还是蹒跚着继续走，我们想用自由人的眼睛第一次看看集中营的周围。“自由”——我们不停地自言自语，这些年来，我们念叨这个词无数遍了，梦里都想着“自由”，以至于搞不清楚它的含义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自由”了，我们不明白“自由”现在就属于我们。

我们到了长满野花的沼泽，看到并且意识到它们就长在那里，但一点感觉也没有。当我们看到一只尾巴上长着五颜六色羽毛的山鸡时，重新有了一丝欢快的感觉，但它一闪而过，因为感觉自己还不属于这个自由的世界。

晚上，我们又聚在一起，有人悄悄对另一个人说：“告诉我，今天你高兴吗？”

另一个人回答：“说实话，不！”他不知道，大家都是这个感觉。我们已经丧失了感受快乐的能力，要慢慢地重新培养这种能力。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得到解放的犯人最初的感觉叫“人格解体”。一切都显得不真实、不可能，像是在梦中一样。我们不能相信这是真的。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被梦欺骗了多少回呀！我们梦到解放的一天到来了，我们获得了自由，回到家，受到朋友们的欢迎，被妻子拥抱，坐在桌子旁给大家讲述自己的经历，甚至告诉他们自己在梦里是如何得到解放的，然后是一声尖利的哨音——起床的哨音——在耳边响起，我们自由的美梦也就结束了。而现在，梦想变成了现实，但我们真能相信吗？

与精神相比，身体所受的束缚要少一些。从最初的时刻起，身体就充分利用了刚刚获得的自由。我们开始不停地吃，甚至半夜也要起来吃东西。人的胃口可真大呀。如果一个犯人被附近某个友好的村民邀去做客，他吃呀吃，然后喝咖啡，接着口无遮拦地讲话。多少年的心理压力一旦消失了，听他说话，你会觉得他是不得不说，他抑制不住说话的欲望。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只经受过短暂的心理压力（比如被盖世太保纠问过一次），也会有类似症状。许多天后，直到有一天，不仅舌头松动了，内心的某种东西也松动了，感情才会突然冲破一直束缚着它的枷锁。

解放后不久的一天，我在田野里散步，穿过繁花盛开的沼泽，一直走到邻近集中营的市场。云雀在天上飞过,我能听到它们在快乐地歌唱。方圆数里内，空无一人，只有空旷的田野、寂静的天空和歌唱的云雀，一片自由的空间。我停住脚步，观察四周和天空，然后跪在地上。那一刻我儿乎忘了自己，忘了整个世界的存在。脑子里来来回回只有一句话：“我从心底呼唤着上帝，他在自由的空间回答了我。”

我不记得这样跪了有多久，念叨这句话有多少回。但我知道，就在那一天，那一刻，我的新生活开始了。我一步一步地恢复，直到再次成为人。

消除在集中营最后几天那急剧的心理紧张过程（就是从神经紧张到心理平静）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说得到解放的犯人不再需要精神抚慰了，那是错误的。我们要认识到，一个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一旦得到解放，反倒面临着某种危险，尤其是在巨大的心理压力突然消失的情况下。这种危险（在心理的意义上）就是心理的减压病。正如潜水员突然离开潜水舱会损害他的身体健康一样，犯人突然从高度紧张的集中营得到解放，也可能遭受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损伤。

在这一心理阶段，资质比较愚钝的人不太容易摆脱集中营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残忍行为的影响。获得自由以后，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随意而轻率地运用自己的自由了。对他们来说，唯一改变的是现在他们由被压迫者成了压迫者。他们是暴力和不公的施予者，而不是接受者。他们痛苦的经历成了为所欲为的借口，这种情况在小事中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有一回，我跟一个朋友穿过农田正朝集中营方向走，突然到了一块长着绿油油庄稼的田地。我本能地想绕道走，但他拽着我的胳膊，径直从地里穿了过去。我嘀咕了几句，大概是说不该践踏青苗。他生气了，恼怒地瞪了我一眼，吼道：“你甭说啦！他们夺走了我们多少东西？我老婆和孩子都被毒死了，更别说其他了，你却不许我踩几根庄稼！”

这一类人慢慢地才能被引导回常识性的真理，即谁也没有权利为非作歹，哪怕别人曾经这样对待你。我们必须努力让他们回归正道，否则所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几株青苗。我仍然记得，有个犯人卷起衣袖，把右手伸到我鼻子下面，吼道：“我一旦能够回家，这只胳膊要是不沾上血迹，我就把它锯掉！”我想强调一句，说这话的人并不坏，在集中营和后来的日子里，他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除了由于集中营生活的压力突然消失带来的道德出轨外，还有两大因素可能损害被解放囚犯的人格：回到原来正常生活后的心酸和理想情景的幻灭。

心酸是因为在家乡碰到了许多不如意的事。回家后，当他发现人们在许多场合遇到他时仅仅是耸耸肩膀或说上几句怪话，他就会觉得难过，会问自己凭什么他要经受这一切。当他到处都听到类似的话：“我们不知道还有这事”，“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就会问自己，他们难道就不能说点别的？

幻灭的体验也是不同的。那不是因为犯人周围人的言谈，而是因为命运本身的残酷。一个男人，好几年都在想自己的苦难已经达到了极限，却发现苦难还没有完，他还得经受更多、更深重的苦难。

我们在说到给予集中营犯人精神力量的时候，曾经讲过应该给他一个未来生活中值得期待的目标。要提醒他，生活在等着他，亲人在等着他回家。但被解放以后呢？一些犯人发现没有人在等他。他发现那个记忆中给予他力量的人已经死去！他发现，梦想成真时，一切并非如他所愿！当他踏上电车，奔赴多年来魂牵梦绕的家乡，正如多少次梦见的那样，摁响了故居的门铃，却发现那个该开门的人没有出现，而且永远不会出现！

在集中营里，我们说世间任何幸福都不能补偿我们遭受的苦难。我们不是在祈求幸福，它不是给予我们勇气并为我们的痛苦、牺牲以及死亡赋予意义的东西，但我们对不幸仍然毫无准备。为数不少的犯人经历过这样的幻灭感，这也是他们自己最难以度过，更是心理学家最难以帮助他们度过的难关。但心理学家不应为此气馁，相反，应该更积极地迎接这一挑战。

不过，对于每个真正得到解放的犯人来说，当他回首集中营的经历时却不再能理解自己是如何活下来的。当所有的事物成为美丽的梦境，真正的解放到来了。因此，当他们觉得集中营的全部经历仅仅是一场噩梦而已时，他们最后的解放也就到來了。

对于回家的犯人来说，最重要的体验是在他经受了那么多苦难之后，除了上帝，他不再畏惧任何东西，那种体验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妙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