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庆祝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创建90周年，复旦大学研究生会枫林工作委员会开展了“我的医学我的梦”主题征文比赛。此次征文比赛得到了校友、老师以及同学们的热烈响应，征集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值院庆之际，现将部分作品进行系列推送。
得知上海医学院九十年庆盛典将于今年十一月十八日举行，我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特此写下小文，以此感谢上医教育对我一生的重大意义。
我因特级生物老师顾巧英的影响，1958 年上海中学毕业时，产生强烈的愿望去从事‘蛋白质与生命’的大课题（后知这是当年苏联科学勒柏辛斯卡娅的谎言），报考北大生化专业，但报考人太多不能如愿。在发榜前两周，高考机构来电问我‘是否可以考虑读上海第一医学院？’母亲说‘我们家里没有当医生的，你就读吧’，所以当众考生们翘首等待发榜时，我已知考上上医了。
进入上一医后各科成绩都好，但因当时的特殊历史情况，60 年我患上肺结核病。休学两年后复学，学制延长到六年，所以 1966 年才毕业。遇上文革，68 年才分配到四川南充医专工作，从 58 到 68 年，上医十年恩情始终萦绕心中！
到南充医专后，正是社会呼吁重视冠心病防治之时，我选择了心内科，可是川医毕业的内科主任就是不让我做心内科。于是，我为学生上普内科课，并在专区医院带教学生的实习。那时，我对每个出院或病死的人都做一张卡片，简要记载着病历和经验教训，累积达数百张。重庆医学院的潘孝璋医师（实用内科学的编委之一）来南充急会诊时，看了这些卡片，竖起大拇指说‘你将来会是个好医师的！’。75 年我转到核医学科，核医学的大本经典书是英文的，而我因为上海中学六年只学了俄文，三十多岁的我凭着英汉医学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硬啃硬译，可是看着整已译成的大段文字，却因为没有语法知识我还是看不懂！
1978 年我到华山医院核医学科进修一年，林祥通老师帮助我翻译了几篇英文国外医学参考文献，当我看到自己的译文登刊时，喜悦之情难以克制。79 年开放研究生考试，我立即返川报考，68 年分配到南充医专的有六名协和医学院 66 级八年制毕业生，却因顾虑重重一个都没考研，其实，他们学业基础都比我好。
在犹豫不定究竟考哪个专业时，我拜访了钦佩的张镜如老师（后来的上医校长），他劝我考‘实用性强，而非生理’的学科，在他的指点下，79 年我进入中山医院核医学科，成为赵惠阳教授的第一个研究生。从 68 年到 79 年，我转了一个大圈重又重返我的初心 — 诊治心脏病。中山医院核医学科隔壁就是 ‘上海市心研所’，这个平台提供了各类心脏病患者和核心脏学必需的大型计算机断层照相机 SPECT，以及全部实验室条件。我所完成的两个研究生课题都与诊断心脏病心功能有关，第一届上医 150 名研究生毕业时，向上医党委汇报，我是三名发言代表中的一个。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中山医院核医学科工作。84 年间一个偶然机会，我赶去锦江饭店小礼堂，听美国医学代表团来上海的学术报告会。主讲者 Dr. Henry Wagner 讲他原创的‘核听诊器’，恰巧我的研究生课题就是土法上马的 ‘核听诊器’，使我有可能在他讲课结束后，连续提出了三个问题，想必是因为切中了这一简便心功能测定仪的缺陷，不仅未使他不快，反得到这位世界核医学的祖师爷的赏识！他招手让我前去，给了他的名片说‘待我回美后请给我写信，最好写中文信，我有同事能识中文’，正处于当年的 ‘中国热’，收到一份来自中国的信也许更有意义吧。
我开始和他通信，圣诞节寄去卡片，85 年初他来信，说他已经有了经费，邀请我前去工作。在延误了一年之后，我终于在 1986 年 4 月来到这个世界医学教育科研三结合的范本，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在 Dr. Wagner 指导下，我正巧参加了具有改朝换代 Tl-201 意义的，新一代心肌显像剂 Tc 99m-PR-30 药物研发。1988 年 6 月在意大利米兰的欧洲核医学大会上，我报告了 PR-30 的药性，由于不同于原产商 DuPont 对 PR-30 的期望，此文发表被延后了两年。可是给药后随时间的延续，它在心肌内的再分布属性，可用来鉴别梗死和缺氧心肌，反提高了它的临床应用价值。此药随后命名为 Cardiolite 广泛应用 ，国内称‘心光’。它清晰地提供了心肌梗塞的大小范围和部位，并同时提供了左心室射血功能，给心梗患者的急诊治疗提供了急迫需要，准确重要的依据，充分显示了它的价值。二十余年来全球已有四千万患者受益，由此多少患者精英的生命被挽回，有价值的生命回馈了社会。
2012 年我被选择荣获 International Biographic Center（IBC）的 ‘2000 Outstanding Intellectuals of the 21st Century’；2014 年我又荣获 IBC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我的这段医药学生涯，设想比在生理学研究课题上获得成果要有用得多，（崇敬的生理学教授徐丰彦以高龄前来参加我研究生毕业答辩），也比作为心内科医师诊治许多患者的成果要大。‘心光’纳入心梗诊断治疗的先进技术环节，许多因心梗倒下的科技教育界精英重获生机，为社会发展继续作出贡献。作为这一进程中曾有过些微奉献的我，愿意通过‘上海医学院九十年周年大庆征文’与广大上医师生分享，因为这些成果和荣誉本来就应归属于我在 58-68 年间的上医教育，归属于 78-81 年间上医的研究生教育和 81-86 年间在中山医院的历练；更应归属于那些谆谆教导帮助我成长的师长们。
去年秋季我返沪时，原想去拜见指正我回归医学重大现实课题的高人— 张镜如教授（他在美国访问时，还关切地问起过我在约翰.霍普金斯的情况），可是很不幸，他已在我到沪之前两周于 2016-8-27 走了。感伤之余，还是将此短文作为对他的追思和怀念吧！
2016 年秋回中山医院核医学科，参加为赵惠阳老师举办的聚会，我趁机打听国内对 ‘心光’的应用和评价。石洪成教授（中山医院核医学主任，主编 ‘心脏核医学’）说 ‘这药太棒了！’黄钢教授（上海核医学会分会主任委员， ‘核心脏学’作者）说 ‘‘心光’应在患者收入急诊时，第一时间应用’，这两人都是赵惠阳老师前后的研究生。得知‘心光’已在国内普遍应用，开始造福广大国内乡亲心梗患者时，我十分欣慰。 ‘心光’在国内广泛应用正是‘科学技术发展是没有国界’的例证。
虽说我在 ‘心光’研发上所做的是微薄的一份，可它却使我实现了诊治‘第一杀手—心梗’的宿愿，成了我医学生涯所结的果实。朋友说，这是我 ‘厚积而薄发’，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巧逢机缘，歪打正著’的结果。2009 和 2014 年，两次我都因 ‘心光’单项捡测的正常，排除了冠心病嫌疑。退休后我应用心脏医学知识在健身上获益，我还在本地华人社区讲解‘心脏与健康’，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朋友健康长寿，毕竟预防是比治病更为重要。
谢谢大家！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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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我
看到最初学医时的赤子之心
午夜梦回
我心依旧
编辑/枫媒 金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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