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4000多年的中国古代铜镜史，也是一部记录古代先民的文化史。焕澜多姿的铜镜纹饰亦是先民们现实生活、精神世界、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折射与浓缩。从本期展览解读开始，我们将带领大家从上述四个方面透析铜镜纹饰所呈现的丰富内涵和缤纷世界。
自新石器时代铜镜出现以来，铜镜纹饰的题材就以天地自然、世界万物为元素。
战国 四山镜 武汉博物馆藏
直径11.3cm，圆形，桥形钮，方形钮座，座外方格。主体纹饰由羽地纹、山字纹、花瓣纹组成。方形钮座四角各连接一组花瓣，每组两花瓣。四组花瓣将四个“山”字分割成四个区域。山字左旋，字底与对应的方形钮座一边平行，素卷缘。
山字镜，是战国铜镜的一个重要类型，其主题纹饰由三至六个“山”字形图案组成，以“四山”最为常见。学界对“山”字图案的解释，说法不一，或认为是由雷纹的一个变形纹演变而来，或认为与国人崇拜大山意识有关，或认为可能与殷周铜器上的勾连雷纹有关，也有人认为山字纹镜战国时期多产于楚地，楚国的始祖是火神祝融，山字纹可能是几何化了的火纹。
汉“清白”连弧铭文铜镜 武汉博物馆藏
直径 14.8cm，圆形，半球钮，并蒂十二连珠纹钮座，钮座外一圈凸弦纹带，其外内向八连弧纹带，各段弧纹与凸弦纹间饰八只变形禽鸟。连弧纹外两周短斜线纹夹铭文带一周，铭文为“絜(挈)清白而事君，怨(患)而弇明、玄锡之流，恐疏而日忘，美而外丞(承)而毋绝。”素宽缘。
无论“山”字图案是哪一种解释，其图案的设计元素都来源于自然界的雷、火、山川。而连珠纹与连弧纹的构图，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遥远天际的日月星辰。早期铜镜纹饰中的元素都是自然万物的抽象化表达，是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认知和理解。
唐 孔雀海兽葡萄镜 武汉博物馆藏
直径21.1cm，圆形，伏兽钮。高连珠弦纹将镜背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两只孔雀间以两组瑞兽，瑞兽姿态各异。两雀一只曲颈向前，一只回首张望。孔雀间有十二串葡萄及蔓枝。外区不同姿态的禽鸟八只，瑞兽四只，相间环绕，并夹以蜻蜓、蜂蝉及二十串葡萄，纹饰细致，繁复精美。云朵纹镜缘。
纹饰中的海兽，并不是指海洋中的生物，而是指代外来的生物。据有关专家考证，海兽其实就是古代的狮子，古人称之为“狻猊”。唐代新罗诗人崔致远在《乡乐杂咏五首·狻猊》中写道：“远涉流沙万里来，毛衣破尽着尘埃。摇头摆尾驯仁德，雄气宁同百兽才”。纹饰中孔雀、海兽和葡萄都是盛产于异域，从异域流入的物种。这些铜镜纹饰，除了寓意多子多福、吉庆富贵之外，也是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和见证。
宋 “达摩渡海”故事菱形镜 武汉博物馆藏
直径 13cm，八出菱花形，圆钮。达摩渡海，又称仙人过海、罗汉渡海、和尚闹海等。钮右侧达摩身披袈裟，手持被海风吹落的斗笠(或被认为是伞形法器)在海浪中行走。钮左侧海浪中一片云雾升起一座殿宇。素缘。
达摩，亦作“达么”、“达磨”，为菩提达摩的省称，他为中华禅宗初祖，即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达摩为天竺王子,本名为菩提多罗。相传他于南朝梁大通元年(公元 527年)泛海至广州，梁武帝派使者迎至建康。后渡江往北魏，住嵩山少林寺，在那里面壁九年而化，并传法于慧可。达摩死后，被埋葬在熊耳山空林寺。唐代宗时，达摩被追封为“圆觉大师”。达摩渡海镜，就是取材于达摩渡海至广州的真实故事。
金 双鱼纹镜 武汉博物馆藏
直径23.4cm，圆形，圆钮。两条鲤鱼同向漫游，水波翻滚。素缘。
双鱼纹主要流行于金代，有专家认为双鱼纹中的“鱼”，应是鲤鱼。金代铜镜饰双鱼纹，可能和早期女真族人以狩猎捕捞的生活习俗有关。
金 '煌丕昌天'海舶镜 武汉博物馆藏
直径16cm，八出菱花形，圆钮。一艘船落帆扬标停泊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水曲纹布满镜背，波浪峰谷十分规整，水中有击起的浪花，并点缀一些花叶。船头尾各有数人。钮上部有篆书“煌丕昌天”四字铭文。素窄缘。
宋金时期，铜镜的铸造虽趋于粗糙、简朴，但镜背的纹饰却出现了许多与现实生活十分贴近的题材，此类航海图纹镜即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纹饰，充分反映出宋金时期航海业的发达。
无论是日月星辰、大地山川还是游鱼走兽、禽鸟绿植，又或是船舶楼阁、人物故事，这些铜镜背面纹饰的取材都来源于现实生活。这些图案纹样的留存，是古代先民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片段和缩影，展现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先民文化思想、传统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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