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酒之间，豪情之外，别有幽情一派。古来“颠张醉素”，淋漓痛快，逸气拏云，传为美谈；而临轩雅会，浅觞徐饮，款笔游丝，亦不逊之。
一千六百年前，惠风摇曳的暮春，修竹掩映的兰亭，文人雅集，曲水流觞。是时也，一觞一咏，畅叙幽情，信可乐也。而幽情所至，“书圣”王羲之酒到微醺时候，文思如泉，从容援笔。笔随觞流，悠扬婉转；气感怀幽，风规逴远。山水性灵，遥系毫端，《兰亭序帖》乃从天际而来，是故“遒媚劲健，绝代更无”。此乃酒里幽情之妙也。
相传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其子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初唐孙过庭聊此一段，意在献不继羲，扬羲抑献，故而随后有云：“敬乃内惭。”然笔者以为，实不尽然。
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盖羲献书法，正在醉醒之别。羲之书如醒时，故要眇平和，似《兰亭序帖》；献之书似醉时，故奔放不羁，如《十二月帖》。《十二月帖》，米芾誉为“天下子敬第一帖”，走笔纯用外拓之法，如钢丝盘错，一气贯注，真有高视阔步、旁若无人之概。是乃父子书风，父得灵和，子得神骏。如张怀瓘所云：“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故而羲之所言之大醉者，无意之间，一语道破父子书风同异，而实不在于书法优劣是也。
盖“书圣”“大醉”之言，此中不酒，而有酒情在。书中酒情，乃就书法神采意味而言，一似于酒，统摄真情，自在流宕，而极于艺道之旨。其人不饮者，其书未必不有其情；其人足饮者，其书又未必有之；即有之，又未必高之。故其妙在：口中之酒，书中之酒，尽发真味，涵容于一体。
晋羲献父子，书中酒情之异，原关乎醉醒之别。洎乎数百年后，北宋苏轼，大才当世，颇于书酒中有识，乃作书法的醉醒之辩。
东坡尝云：“张长史草书，必俟醉，或以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醉醒之辩，若逸少何尝寄于酒乎？”
其初，东坡的醉醒之辩，大抵指摘其人的书法，未能涵容一贯，尚有醉醒的分别。这可能源于他对唐人“颠张醉素”的偏见。东坡曾有诗云：“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其间嬉笑怒骂，文笔快意，然终不能议论执中，平衡众口。至于言说张旭俟醉而以为奇，醒则天真不全，亦多臆测。张旭狂草，苟有不齐，而未必尽归于酒前酒后；而羲之杰作，亦未尝不寄乎一觞一咏之中。东坡甚或有言：“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若此，虽然能见功力，毕竟有乖性情，又何必为之？
苏轼《北游帖》
若此，则时代使然也。唐人气象，恢弘情性，挟酒纵书，挥发酒情于豪放一派，如张旭、怀素之流；宋贤神味，标格意趣，持觞弄笔，养成酒情于幽雅之属，如东坡、山谷之侪。是以东坡所瞩目者，在王逸少萧然林下之风，而斥旭、素纵荡之气。为时代所压，故其醉醒之辩，不能不有偏颇。
然则，若其荡开一层，东坡醉醒之辩，又有无穷妙用。盖书风差异之荦荦大端，正在醉醒之间，而莫不关乎酒情之异。
书中醉者，醉中有酒，为豪情一派。书中醒者，醒亦有酒，作幽情一脉。要知此中分别，羲献肇乎其端：右军幽情，一觞一咏，是为醒中书；大令逸气，情驰神纵，堪作醉时笔。由此发为唐宋两代，于醉醒之间而作豪情与幽意之别、情感与理性之异。纵观书史，亦不过此两派而已。此中卓识，能见东坡不凡。
东坡灼见，源自酒之深爱。贬谪之际，了不介意，尚能闲情造酒而歌：黄州以蜜酿酒，乃有《蜜酒歌》；惠州酿得桂酒，又著《桂酒颂》，至有《东坡酒经》相传于世。叹其举杯而饮，提笔而诗，书亦成矣，岂不快哉！
至于醉醒之辩，豪情幽意，要在情理之间，拿捏有度。度非一点，乃有个范围。两派之优者，妙能恢恢乎游刃于度之上下，而不离乎度，擒纵之间，咸有意味。
然情理之拿捏，东坡本人有时亦颇为踟躇。盖其自知张旭“犹有醉醒之辩”，仍然“仆亦未免此事”。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亦自道：“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为不及。”在理，他自认为好坏无关乎酒；在情，他又觉得酒后往往更佳。然其所作醉后草书，今日所见寥寥，亦未必佳。
大抵书中酒情，豪情主于情，然情烂则坏；幽情兼乎理，然无情则死。而皆妙于用情。若衡以先哲之论，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则幽情一派更谐传统情怀。所须幽情之属，于情于理，火候拿捏，更为微妙。
东坡老仙，毕竟高人，妙在随性，故其大段终归于醒者，而又能不废醉中之意，是以幽情中寓豪放者也。
醒者之酒，在微醺，不在浓醉。东坡轻狂，却绝少狂饮；其但求酒趣，不为泥醉，妙主“半酣”。诗云“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酒到微醺，花到半开。此中滋味，闲淡悠长。是谓口中之酒，情理兼得。
醒者之书，在自然，不在豪纵。幽情之属，最宜行书，故宋人以行书为尤，而东坡居其首。东坡行书，乃绍右军风流，其绝妙者又不在号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彼乃过为奇崛劲涩，不能超然，而在其三行五行率意而为的尺牍书疏之中，乃潇洒流落，纯任天真，又能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无意于佳乃佳”，而能出无穷清新者也。故其优游闲雅之间，足尽醒者妙谛。是谓书中之酒，情理双畅。
合之东坡酒情，将口中之酒、书中之酒，情理调和，一以贯之，发为醒者之幽情。此中又无不归于醒者之人也。
东坡才趣高远，人生跌宕，乃能穷通皆宜，随缘自适，尽参浊酒之妙理幽情，而从容于儒道之间，放达于出处之际，故举杯邀月，登高击节，一笑人间今古。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无与过者。是以苏子自道：“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也。”岂所谓“醉中醒者”耶？
人间有味是清欢。东坡醉中之醒，人生智者，是以书中有酒、书中有人，浑然为一，融通无间，幻化出一段幽情，几许清欢，千载拂拂。
若乃宋人黄山谷，师事东坡，风流俊赏，酒中情调，更无多让，然却别有曲折，更可玩味。其人如精金美玉，其初自然未尝舍酒。少年时候，往桃源寻春，过酒肆则饮，亦无量也，而未始甚醉。然四十岁左右，在继室谢氏逝后，加之奉佛益谨，遂作《发愿文》，痛戒酒色与肉食。山谷此后十数年间，口中无酒，书中亦无酒矣。
只缘山谷性虽疏荡，而偏能自省自律，故此诗书之间，理性以求，个性而著。若是奇则有之，新则有之，然时或失于过、失于作，清楚处多，含浑处少。逮其晚岁，谪贬川蜀，坐见江山，此中作草，忽有所悟，以为“长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十五年，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由此渐次放开，温情寓酒，书亦日臻高妙之境。
当其羁管宜州，上雨旁风，了无其忧，但读书赋诗，把酒当歌。一日忽雨，小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受雨，顾谓人曰：“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是为山谷，千载高风，远想慨然。由是暮年词章翰墨，日益高妙。盖其胸怀洒荡，放怀得失，任情自在，境界大开，非但口中有酒，抑且书中有酒也。
会当山谷意得酒情，特以草书之妙，年高手硬，而心意闲淡，乃入微耳。尝连饮数杯之后，忽觉“耳热眼花，龙蛇入笔。学书四十年，今夕所谓鳌山悟道书也。”如其晚年杰作《跋李白忆旧游诗卷》，从容衍漾，清刚闲放。明人沈周乃跋曰：“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妙哉！“笔力恍惚”，莫不是酒神役指，涤荡酒情，以情化理，情景交融之候欤？
此山谷有别于唐人，更度越于宋贤，能于大草之中，豪放之外，别筑高境幽情之一种也。
回顾当下，今人启功，卓然大家，亦颇能承继两宋文人一脉，然其书酒之中，情理参差，幽怀小异。
尝见其自作论书语，以为贤者未免各有一眚，后跋曰：“醉言亦罪言也。”是凡酒之妙用，足可发诸真意，亦可权以托辞。先生其人，机智诙谐，可见一斑。
审诸唐人，往往每欲挥毫，必须酣饮；而先生席间，则有言在先：“只喝酒，不写字。”诚哉斯言，发我心声。或当宾客满座之际，吾亦曾逞才使气，酒后大书；然更多则是碍于情面，意违势屈，故作龙飞凤舞，其实粗制滥造，来日徒增汗颜而已。此处何关真性情！是以酒后作书，反为书家一累。先生名高，酬酢更多，亦必深有同感而有此发之。
然则，启老宴前，理上识得此意；而酒后，情上未必尽能拿捏。待得三杯下肚，偶尔自食其言，亦曾有之。曩时见其酒后题酒诗句云：“今夕老饕欣一饱，不徒过瘾且疗馋。”打油腔里，洵是天地间一可爱之人。盖酒之魔力，摄人情魄，不能自已。多少世人，自知大酒伤身，却又每每泥醉，胜可叹也。
启老于酒，信乃幽情半酣之属，人中酒趣，率意天真。其人如斯，其书何如？先生书法与浙江沙孟海，并有“北启南沙”之誉。吾以为，沙翁如狮，启老如鹤，各有其妙，未可轩轾。尝自嘲以“钞写将”，或人诮之“馆阁体”，实启老笔底，样样都好，举凡功力、个性、格调，无不有之，无不高之。然则，若以求全之毁，唯少情耳。乃不似其为人，是常作庄语，而乏谐趣。故其书终所乏者，一杯酒也，一杯而已！
噫！行文至此，亦不免醉言矣。（下）
杨健君书《世说新语》一则
来源：《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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