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雷爱唱，唱的也颇有水平。这本是件大好的事情，但因为“抓哏”不当，涉嫌脏活而被批评。
“柳活儿”源于清未相声撂她演出时为招徕观众而演唱的门柳儿”(又名“开场小唱”)，主要学唱的是：弦子书、莲花落、滑稽二黄，大都结构松散、格调不高，充斥着荤、贫、粗、野的糟粕，所以当时称它为“洋闹儿”。
传统说法认为：学唱主要靠歪唱逗乐儿，理不歪笑不来嘛！
侯宝林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觉得有些缺乏京剧基本功或嗓音条件不好的相声演员，为了博得廉价的笑料，才用歪唱、出怪相等丑化的办法来哗众取宠。而自己呢，嗓音亮、吐字清、能学唱各种流派的特色，模拟的形神兼备。可以通过正儿八经地仿学唱儿，让观众听到流派纷呈的唱腔神韵，看到优美潇洒的动作，既亲切又使观众受到京剧美感的感染，这才是相声仿学艺术的真谛。
他还认为：相声演员在生活中不是丑角，更不是自轻自贱的“下三烂”。
侯宝林以“文明相声”起家，更以净化、美化相声为己任，有人说：“侯宝林的相声，一般市民听了，不觉得太雅，大学教授听了，也不觉得太俗。大俗和大雅凝聚成的雅俗共赏，正是这位大师的艺术特色。”
尤其是经他改革后的“柳活儿” (相声前辈的术语，指学唱为主的相声)，在相声发展史上是继往开来，独树一帜的。
通过不断的演出实践，侯宝林将相声中的学唱京剧，从丑和怪的感觉刺激升华成美的雅的，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的京剧欣赏，使相声的“柳活儿”走上正路，获得新生。
他根据传统相声《戏迷杂学》整理的《戏剧杂谈》，通俗、别致，富有新意。例如当提到京剧和话剧在舞台上台词、动作、道具都有着虚拟和写实的差异时，谈得头头是道。象讲到道具时说：“登一张桌子表示上了山，登三张桌子表示上了房”，形成房都比山高，讲到“酒宴摆下时，空酒杯一举，什么也没吃就算酒足饭饱了”等，分析的合情入理谐趣横生。对普及京剧也起到了积极作用。1940年他在天津表演《四大须生》时，学唱马派名剧众《四进士》里宋士杰唱的“三杯酒下咽喉把大事误了”的唱段得到观众的欢迎，马连良本人听了也赞许说“了不起”。他仿学京韵大鼓名家白云鹏缓步出台的潇洒风度，学唱《探晴雯》开头的“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离处倍伤情”两句，细微处表达了缠绵凄凉韵味，充满美惑，观众都认为一模活脱——真像。
这一做法自然有人不理解。
当时张寿臣侯宝林马三立是相声三大家，他们绝非宣传出来的英雄，解放前就是相声界一杆旗帜，当时有“五档相声”一说，张寿臣侯宝林马三立都在列。解放后百花争鸣，三人都有经典段子问世，尤其侯宝林的《夜行记》，马三立的《买猴》现在听来都很过瘾。
最初，有位老前辈张寿臣对侯在学唱上的出新不以为然，有一次在剧场曾当着侯的面对观众说：“我从小学的是说相声，让我合辙押韵地唱一段还真不会，相声没有唱出哏来的。”侯当时没有分辩，几天后一起吃饭时，侯问张：“您说相声没有唱出哏来的，那您演过的《十八愁》、《丑妞出阁》是什么呢?”张寿臣意识到过去说的很片面，立刻改正：“你提的对，今后我收回相声只能说不能唱的说法，说学逗唱嘛!”
有人说马三爷的艺术水平已经登峰造极了，但柳活儿很少见。有人说是因为嗓音条件不行，使不了柳活。后来被证明是一种缪传，三爷年轻那会儿柳活也很棒，《八大改行》都使八番。后来为什么不使柳活了呢？
有人说，马三立有次听了侯宝林的《八大改行》，一看人家这唱念做打太棒了，自己一比百嘛不是，从此不再使柳活。
但还有一种说法，是说马三立看了侯宝林的演出后说：“他学什么都维妙维肖，每唱一番，都有满堂好，形成了个人风格。为了不糟践艺术，没有加工的‘柳活儿’我以后不使了。”
所以马三立此后很少在相声里表演柳活。
后来，侯宝林于1950年1月19日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初步统计，到1981年止，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整理、改编、录制了42段传统相声，其中学唱戏曲、曲艺的“柳活儿”就有25段，占全部录音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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