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他大学的女性人类学家克里斯滕·霍克斯进行了一项验证。由女性作为该研究的发起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霍克斯与金·希尔、玛格达莱娜·乌尔塔多和H·卡普兰（H. Kaplan）一起对巴拉圭的北阿奇印第安人的狩猎收获进行了量化评估。霍克斯还与尼古拉斯·布勒顿·琼斯以及詹姆斯·奥康奈尔合作，对坦桑尼亚的哈扎人进行了测试。
我们首先来看看与北阿奇印第安人有关的数据。北阿奇印第安人曾经完全是狩猎采集部落。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农业活动，并定居下来，但依然会花大量时间在狩猎上。北阿奇印第安人的社会体系与通常的人类社会相似。男性不但擅长捕猎野猪和鹿等大型动物，还懂得从蜂巢中收集大量蜂蜜。女性则主要负责从棕榈树中提取淀粉，采集水果，捡拾昆虫幼虫，并负责照顾孩子。
男性每天的狩猎收获都有所不同，如果能猎杀到一头野猪或找到一个大蜂巢，就能一次性喂饱许多人。事实是，有四分之一的日子男性都一无所获。相比之下，女性带回家的食物量是可预期的，每天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因为到处都能找到棕榈树。一位女性能获得多少淀粉，主要看她花了多长时间做压榨工作。女性虽然能为自己和孩子找到足够多的食物，但永远都无法捕获到能养活很多人的猎物。
在研究的过程中，霍克斯和同事发现的第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与男女觅食策略的回报差异有关。诚然，男性有时收获颇丰，获取的食物量远多于女性，如果运气好，抓到一只西貒（peccary），就相当于带回了40 000卡路里的热量。然而，男性的日均收获是9 634卡路里，少于女性的10 356卡路里。男性日常的收获则更低，日均才4 663卡路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结论，是因为男性垂头丧气、空手而归的次数远远超过了旗开得胜、猎获西貒的次数。
由此可见，从长远来看，对于北阿奇印第安人中的男性而言，与其全身心地驰骋于猎场，不如从事平凡的“女性工作”，跟着老婆一起压榨棕榈。由于男性比女性强壮，因此如果他们愿意，每天都能榨取到远多于女性产出的淀粉。然而，北阿齐印第安男性就好像瞄准大奖的赌徒，追求着诱人且不可预测的收获。不过，从长远来看，如果赌徒将钱存入银行，收取极其无聊但稳定的利息，会比拿钱去赌博要划算得多。
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是，成功捕获猎物的狩猎者将肉食带回家之后，不仅会与妻子和孩子分享，还会与周围的每一个人分享，找到蜂蜜也是如此。在部落中，人人都有分享的习惯。每个北阿奇印第安人所享用的食物有3/4都来自核心家庭之外的某个人。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北阿奇印第安女性不去捕猎。因为她们不能离开孩子，也无法承受某天空手而归的风险。如果没有食物吃，就会影响泌乳和怀孕。那么，为什么男性没有像人类学家推测的那样，选择去提取棕榈中的淀粉，而是从事狩猎这种平均回报率更低的工作，而且还会与除妻儿之外的其他人分享猎物呢？
这一悖论说明，对于北阿齐印第安男性来说，除了妻子和孩子的利益之外，在捕猎大型动物的偏好背后还隐藏着其他目的。在人类学家霍克斯向我讲解了这些问题之后，我心中陡然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男人选择带肉回家的真正原因很可能不像“养家糊口”那样高尚。为了男同胞的集体尊严，我筑起了心理防线，试图找到一种能让我对男性的高尚品德重建信心的解释。
我的第一个异议是霍克斯用热量来衡量狩猎收获的做法。对营养学有基本认知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并非所有的热量都是相同的。或许猎捕大型动物的目的在于解决对蛋白质的需求，因为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蛋白质比棕榈淀粉这种平淡无奇的碳水化合物更加宝贵。不过，北阿奇印第安男性不仅以富有蛋白质的肉类为目标，还会收集蜂蜜，而蜂蜜中的碳水化合物与棕榈淀粉一样稀疏平常。
生活在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的桑人（San）男性外出捕猎大型动物时，女性都在收集并加工蒙刚果（mongongo），而这种水果富含一种极其优质的蛋白质。在新几内亚低地的狩猎采集部落中，男性成天在外寻找袋鼠，且大多数时候一无所获，而女性和孩子则稳定地从鱼类、鼠类、昆虫幼虫和蜘蛛身上获取蛋白质。为什么桑人和新几内亚部落中的男性不以女性为榜样呢？
第二个异议是，说不定北阿奇印第安男性本就不是特别擅长狩猎，属于现代狩猎采集部落的例外情况。的确，对于因纽特人和北极印第安人来说，捕猎技能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冬季，除了大型动物之外根本找不到其他食物。然而，生活在坦桑尼亚的哈扎人和北阿奇印第安人不一样，平均来看，当以大型动物为目标时，他们的收获通常会比只关注小型动物要多。不过，新几内亚人和北阿奇印第安人一样，就算收获极少，也会坚持狩猎。哈扎人更是置危险于不顾，即便外出打猎29天，有28天空手而归，也在所不惜。
在男人孤注一掷地跟长颈鹿较劲时，家里的妻子和孩子只能眼睁睁地饿着肚子等待。我们在前文提到，哈扎人和北阿奇印第安人通过狩猎偶尔捕获到的肉食并不仅限于自家人食用。因此，与其他策略相比，猎捕大型动物的收获究竟是多还是少，这取决于家人的观点。猎捕大型动物本就不是喂饱家人肚子的最好方法。
为了维护男同胞的面子，我想到了这样一种可能：与周围人分享肉食和蜂蜜这一行为是不是以互惠互利的方法来均摊狩猎所得？换句话说，我知道自己在29天中只能捕获到一只长颈鹿，而且跟我一起去打猎的同伴所面临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在狩猎时都各自为战，有可能各自会在不同的日子里猎杀到长颈鹿。如果所有获得成功的狩猎者同意与大家分享肉食，那么所有人就都能时常填饱肚子。由此可见，狩猎者应该愿意与其他捕猎高手分享猎物，因为这些高手平时最有可能获得肉食并给予回报。
然而，事实上，北阿奇印第安人和哈扎人会与身边的所有人分享猎物，无论那些人在捕猎方面很在行还是一窍不通。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北阿奇印第安人和哈扎人来说，即便什么都不做也能分得肉食，为什么还要不屈不挠地去打猎呢？反过来说，既然捕获到的猎物无论如何都会被大家瓜分，为什么还要风雨无阻地去打猎呢？为什么不去收集坚果和抓捕鼠类，将这些食物带给家人，且不与他人分享呢？在为狩猎者寻找高尚动机的艰苦过程中，我一定忽视了某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卑劣动机。
我想到的另一个可能的高尚动机是：分享肉食能帮助到狩猎者所在的整个部落。部落作为一个群体，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部落中的其他人都在饿肚子，无法在敌人来袭时群起而攻之，那么只喂饱自家人又有何用。这一可能存在的动机将我们拉回到了最初的那个悖论上：能让整个北阿齐印第安部落得到最佳营养的办法就是每个人都放低姿态，去榨取棕榈以获得大量的淀粉，同时采集水果或捡拾昆虫幼虫。男性根本不应该为了偶尔能捕获的西貒而孤注一掷。
此外，我还想到了一点，那就是男性的狩猎行为对家庭的价值：狩猎行为是否与保护者的角色密切相关？许多陆生物种中的雄性都会将大量时间花在巡视领地上，比如，雄性鸣禽、狮子和黑猩猩的巡视行为可以同时达到几个目的：发现并驱赶来自领地周边的入侵雄性、观察入侵相邻领地的时机是否成熟、发现可能会对配偶和后代造成威胁的捕食者、观察事关食物和其他资源充足性的季节变化。同样，人类狩猎者在寻找猎物时也会替整个部落考虑，留意潜在的危险和机会。另外，狩猎是练习格斗技能的好机会，而这种技能在保卫家园时至关重要。
毋庸置疑，狩猎这一技能非常重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想问，狩猎者想要发现的是哪些危险，想要保护的是谁的利益？狮子等大型肉食动物的确会对生活在某些地方的人们造成威胁，但迄今为止，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传统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危险来自敌对部落的狩猎者。落败部落的女性和孩子要么被杀，要么女人成为别人的妻子，孩子成为新部落的奴隶。
从坏的角度来说，一群四处巡视的狩猎者随时准备以敌对部落男性为代价来彰显自身的遗传利益；从好的角度来说，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而提防来自其他部落男性的威胁。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男性通过巡视而为整个部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基本上可以相抵。
我一心想着，或许可以将北阿齐印第安男性猎捕大型动物的高尚品德合理地归结于为妻儿提供保护。然而，我提出的所有观点都讲不通。随后，人类学家霍克斯又给我讲了一些赤裸裸的真相。除了吃饱肚子之外，北阿齐印第安男性还能通过捕获猎物获得极大的收益。这些收益跟其妻子和孩子毫无半点瓜葛。
实际上，北阿奇印第安人也会发生婚外情。研究人员向几十位北阿奇印第安女性询问了她们孩子的父亲是谁，也就是让她们怀孕的男性是谁。在被问询的66个孩子中，平均每个孩子都被母亲指认出了2.1位父亲。在一份由28位北阿奇印第安男性组成的样本中，相较于水平较差的狩猎者，优秀的狩猎者更有可能成为女性的情人，也更为频繁地被指认为孩子的父亲。
为了理解通奸行为的生物学意义，我们需要回忆一下第2章所讨论的与生殖特征有关的事实。男女两性的利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对等性。拥有多位性伴侣对女性的生殖结果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好处。女性一旦受孕，至少在未来的9个月内是无法再怀孕的。在传统的狩猎采集社会，女性的哺乳期长达数年，而在此期间，怀孕的可能性也就更小，再找个男人，毫无助益。但对于男性来说，婚外情意味着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将自己的后代数量翻倍。
现在，来看看人类学家霍克斯提出的两种不同的狩猎策略——“养家”策略和“卖弄”策略，及其各自的生殖结果。养家型狩猎者以预测性较高、回报率较高的食物为目标，例如棕榈淀粉和鼠类。卖弄型狩猎者则以大型动物为目标，不过，由于他们只能偶尔捕获大型猎物，因此大多数时候都空手而归，所以其平均回报率比养家型狩猎者低。平均来看，养家型狩猎者能为妻儿带回所需的大部分食物，但没有多余的食物与其他人分享；卖弄型狩猎者带回家的食物往往更少，但偶尔能获得大量肉食并与其他人分享。
显然，如果女性通过养育至成年的后代数量作为判断自身遗传利益的标准，那么在她们看来，更重要的就是能为孩子提供充裕的食物。因此，她们的最佳策略就是与一位养家型狩猎者结合。不过，通过与卖弄型狩猎者为邻，她们也能获得别的好处。因为她们可以通过婚外性关系，给自己和孩子换来额外的肉食。部落中的所有人都喜欢卖弄型狩猎者，因为他们会与众人分享偶尔得来的收获。
那男性如何才能最好地满足自身的遗传利益呢？卖弄型狩猎者虽然能获得优势，但也要忍受劣势。优势之一是偷情并生下私生子。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在部落中获得地位和尊严。因为他们能带回肉食并能与他人分享，其他人都会与他们为邻，甚至有人会将女儿送给他们作为伴侣，以示奖励。
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也会优待卖弄型狩猎者的孩子。卖弄型狩猎者的劣势包括：带回给妻儿的食物比较少，这也就意味着，他的孩子很少能存活到成年；当他们寻花问柳时，妻子也会成为其他男人的目标，这样一来，在妻子所生的孩子中，亲生的比例相对较低。对于养家型狩猎者而言，因为子女相对较少，所以很容易建立起对亲子关系的信心；而卖弄型狩猎者放弃了这样的信心，以期换来在亲子关系上的更多可能性。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做真的更好吗？
答案取决于一些数字，例如，养家型狩猎者的妻子能够额外养育的亲生孩子的数量；在养家型狩猎者的妻子所生的孩子中，私生子所占的百分比；卖弄型狩猎者的孩子在部落的优待下，存活至成年的概率。关于这些数字，不同部落的数值各不相同，具体要看当地的生态情况。霍克斯在估算北阿奇印第安人的数值时认为，考虑到各种可能的情况，卖弄型狩猎者将基因传递给能存至成年的后代的概率比养家型狩猎者要高。这可能是男性选择猎捕大型动物背后的真正原因，而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为照顾妻儿。由此可见，北阿齐印第安男性始终在为自身利益着想，并没有真正地将家人放在心上。
男性狩猎者和女性采集者形成了选择性劳动分工，共建核心家庭，从而有效地提升了全家的利益，并会为小集体考虑，这种说法并非实情。狩猎采集部落的生活方式能反映出男女利益的典型冲突。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讨论的那样，能为男性的遗传利益带来最大好处的策略并不一定能为女性带来最大好处，反之亦然。夫妻双方虽然共享利益，但也各怀私心。女性的最佳选择是嫁给养家型狩猎者，而男性成为养家型狩猎者并非最好的选择。
近几十年的生物学研究发现，动物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许多诸如此类的利益冲突，不仅包括丈夫与妻子（或动物配偶）之间的冲突，还包括家长与孩子之间、孕妇与胎儿之间、亲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等等。父母与后代共享着基因，兄弟姐妹也共享着基因，不过兄弟姐妹可能是彼此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父母和后代之间也有可能会相互竞争。据许多动物研究显示，抚养后代会缩短父母的寿命，因为父母需要为此付出大量精力，承担大量风险。
对于父母来说，一个后代意味着一个将基因传递下去的机会，但也有可能存在其他类似的机会。或许，抛弃一个后代，而将资源投放到另一个后代身上，对父母会更好，而后代的利益可能会通过“父母以命相抵，自己得以幸存”的方式最大化。在动物界和人类社会，这样的冲突时常会导致杀婴、杀父、戮母，以及手足相残等行为。基于遗传学和生态学的理论，生物学家对这些冲突进行了解释。不过人们对这些事早已耳熟能详，根本用不着理论依据。利益冲突最常见于有亲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们之间，这也是人生中最令人肝肠寸断的悲剧。
上述结论能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霍克斯及其同事只对北阿齐印第安和哈扎这两个狩猎采集部落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待我们拿到其他狩猎采集部落中进行验证。我在新几内亚的经历告诉我，霍克斯的结论很可能也适用于那里。新几内亚鲜有大型野生动物，捕猎的收获总是非常少，狩猎者常常空手而归。即便有所捕获，男性也会在丛林中就地吃掉。如果捕获到了大型动物，他们也会带回家，分享给所有人。在新几内亚部落中，虽然狩猎行为与经济无关，但男性可以因此而获得崇高的狩猎者身份，并以此获益。
霍克斯的结论与我们所在的人类社会又有什么关联呢？也许此时，你早已怒火中烧，因为已经预见到我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并认为我会下此结论“美国男性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惜，这并不是我要下的结论。我承认，许多（大多数？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美国男性或者丈夫都全心全意地为家庭付出，努力工作，将收入用在老婆和孩子身上，耐心地照顾他们，从来不会去做拈花惹草之事。
不过，有关北阿奇印第安人的结论，至少适用于我们社会中的部分男性。有些美国男性确实做出了抛妻弃子的行为，并且在离婚之后背信弃义，逃避法律强制的养育义务，这部分男性所占的比例简直高到令人发指，以至于政府都准备要出面干预了。在美国，单亲家庭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正常家庭的数量。绝大多数单亲家庭都由母亲一人支撑。
如我们所知，某些男性一边维持着婚姻关系，一边不顾妻儿，将自己收拾得光鲜得体，将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花在了其他女人身上，以及构建男性身份和地位上。他们的关注点包括汽车、体育、饮酒等，却对家庭毫无贡献。虽然我并没有估算过美国男性中卖弄型和养家型男性的比例，但看起来卖弄型男性所占的比例并没有小到可以忽视的程度。
针对职场夫妻之间的时间分配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发现，美国的职业女性为自身职责（包括工作、育儿和家务）所付出的时间是其丈夫的两倍，但平均而言，相同的职业，女性的收入却比男性要低。这份研究还显示，美国男性在评估自己和妻子在孩子和家务上的时间投入时，会倾向于高估自己的时间投入，而低估妻子的时间投入。
总而言之，其实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和波兰在内的国家的男性，在育儿和家务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能比美国男性还要低。在此，我仅提及几个比较熟悉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男人有什么用”这样一个问题会在社会以及人类学家的讨厌中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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