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Great Yu Tripod)，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又称廿三祀盂鼎。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陕西省宝鸡市眉县）。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双耳立在口沿上，腹下略鼓，口沿下及足上部均饰饕餮纹，足上部有扉棱，腹内壁有铭文19行，共291字，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大盂鼎最初的故事，是一个《白鹿原》风格的乡绅逆袭的故事。
道光年间大盂鼎出土不久，当地乡绅宋金鉴就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发现了大盂鼎的其铭文的价值，他从乡民手上买下了大盂鼎，宋金鉴本名宋金玺，字瑞卿，是不是实在自得于自己的鉴宝能力才给自己改名的啊！——开个玩笑。
可得到宝物的宋乡绅还没来得及什袭而藏，当地县令周庚盛就出现在他家里要求“鉴赏”，一番“说服工作”，宋金鉴被逼无奈，只好将大盂鼎半卖半送给了周庚盛。
周庚盛对宋金鉴说的是大盂鼎这样的国之重器百姓收藏实在不祥，可自己却也并没有“交给国家”，而是重金卖给了一个京师琉璃厂的古董商人。
夺宝之恨对宋金鉴来说是奇耻大辱，但他知道不能和知县硬来，于是走了一条只有学霸才想得出来的曲线救国之路。
宋金鉴开始发奋读书，上京赶考，最终29岁的他考中了进士，并且点了翰林——史载，宋金鉴是道光卅年（1850）庚戌科二甲五十四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内阁中书，刑部郎中，截取知府未赴任。
宋翰林此时也是官面上的人，终于堂而皇之花了3000两白银从琉璃厂买回了大盂鼎。
不过，十来年之后，宋翰林去世了，他的后人并不重视这个他视若性命的大盂鼎，以700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新的主人。
新主人是个河南人，名叫袁保恒，他是袁世凯的亲叔叔，当时是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
袁保恒买下大盂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左宗棠；左宗棠要大盂鼎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送给恩人潘祖荫。
潘祖荫之所以成为左宗棠的恩人，还得追溯到咸丰初年潘祖荫救了左宗棠性命的故事。
那时左宗棠还没有真正踏入仕途，只是以举人身份在湖南巡抚骆秉章麾下当幕僚，不过他这个幕僚当得风生水起，不但是湖南军事的主心骨，还曾经有骆秉章听到衙门炮响，问了下属才知道是左师爷写了奏折拜发（骆巡抚并没有过目），可是也正因为这样，左宗棠得罪了人，被以把持军务、图谋不轨的罪名告到了朝廷，一时间几乎有性命之忧。这时的潘祖荫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仗义执言，以奏折中“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警句打动了咸丰帝，最终左宗棠不但无罪，而且得到了正式重用，开启了一生勋业的端绪。
左宗棠从来没有忘记潘祖荫的恩情，他知道潘祖荫作为著名的金石学家、文字学家，特别钟爱金石彝器，所以将辗转获得的大盂鼎作为豪礼慷慨送给了潘祖荫。
潘祖荫得到大盂鼎后，钟爱异常，秘藏于自己的府邸，从不示人，即使是至交好友，也只能得到铭文的拓片。
（大盂鼎铭文旧拓）
后来，潘祖荫又得到了大克鼎，他将两个青铜鼎都藏到一栋专门修建的“攀古楼”，并镌刻了一枚“宝藏第一”的印章，表达自己不可抑制的欢喜之情。
到了光绪年间，大盂鼎和大克鼎的铭文拓片，分别值银二两，其珍稀程度，可见一斑。
潘祖荫没有亲生的后代（他和翁同龢、梁鼎芬都是晚清历史上著名的天阉），他兄弟潘祖年的两个儿子过继为他的儿子，但这两个儿子也夭亡，所以大盂鼎等在潘祖荫去世后被潘祖年运回苏州。
潘祖荫留下了“谨守护持，决不示人，世世代代，永留潘家”的遗训，所以潘家一直对抗着觊觎者们，其中包括晚清名臣端方、美国收藏家乃至抗战时期的日本军方。
1951年，潘祖年的孙媳潘达于将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政府。1952年，大盂鼎、大克鼎被上海博物馆收藏。1959年，为了支援即将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大盂鼎被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天的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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