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六世班禅带着一支两三千人的“祝寿团”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六世班禅此行算是给足了乾隆面子，而乾隆君臣显然也将班禅此行视为对藏“统战工作”的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乾隆以班禅在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为模版，专门在承德为他另修了一座寺庙。足以证明乾隆统战工作做得到位的是，据说乾隆还特意学了藏语以应对此次会面。与班禅一见面，乾隆就用一口藏语跟他打招呼，一下子就震住了班禅。
总之，这本是一次宾主尽欢的大型统战活动：于乾隆，他借此进一步强化了大清王朝在西藏那种超然的政治影响力，乃至个人的宗教保护者的地位；于六世班禅，他也借此扩大了黄教在内陆以及蒙古的影响，同时也开始确立了历代班禅与中央统治者那种密切却也暧昧的私人政治联系。
正当双方都在尽情地进行着此种政治畅想时，当年十一月，水土不服的班禅突然在北京出痘发烧，乾隆探视次日，班禅即不幸圆寂。不胜哀伤的乾隆为表体恤之意，为班禅备下了足以显示天朝国力冠于天下的丰厚赏赐。
乾隆当然明白，班禅的突然圆寂，为西藏与大清朝廷刚刚明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乾隆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在班禅去世后进行的“金钱攻势”本是为了对藏示好，不想却直接导致了日后西藏形势的一次致命的逆转。
六世班禅去世后，留下了乾隆赏赐和满蒙王公大臣馈赠的一大笔钱。这笔庞大的遗产当时交由班禅同母异父的哥哥、时任札什伦布寺司库（相当于管家）的仲巴活佛处理，而这位活佛把钱都留给了札什伦布寺。
六世班禅画像
问题是，班禅的弟弟（另一派的活佛，其背景要比仲巴活佛显赫得多）对这笔钱的分配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为什么不能分我一点？仲巴活佛显然不想给，理由非常正大光明：虽然大家是一家人，但不是一个教派的，大清皇帝这笔钱是赐给他这一派的。班禅的弟弟对这官味十足的回复嗤之以鼻。
这么一闹，班禅的弟弟不仅跟哥哥闹翻了，还得罪了更多的人，最后竟闹得在西藏混不下去了。一气之下，班禅的弟弟在1784年跑到了邻国廓尔喀。
廓尔喀本就对西藏垂涎三尺，自然愉快地接受了班禅的弟弟，四年后，以西藏出口的食盐中“掺土”的无厘头理由出兵侵藏，而提供“带路党”服务的竟然是班禅的弟弟。
眼见藏军一触即溃，西藏方面和清廷驻藏大臣赶快向北京求援。就在乾隆四处调兵遣将的时候，刚刚带完路的班禅的弟弟又大出风头，作为中间人“调解”起了西藏和廓尔喀的谈判。最后，双方竟然皆大欢喜，已经烧杀抢掠了一路的廓尔喀又讹了一笔赔款，西藏方面见对方愿意退兵也就签约大吉，而入藏的清朝大臣也乐得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乾隆呢，则收到了一份“贼降”的捷报从而龙颜大悦。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班禅的弟弟可能还会以“再造和平”之类的伟大形象镌刻于西藏史书之上。可惜，班禅的弟弟这次又栽在了钱上。
廓尔喀退兵之后，一直催要赔款，但西藏方面或是真的没钱，或是存心赖账，反正交了首期之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廓尔喀也不和西藏多啰唆，于1791年再次出兵侵藏。
战争没有悬念地再次一边倒，当廓尔喀大军即将兵临札什伦布寺之前，仲巴活佛已携带金银细软弃寺逃跑，札什伦布寺则被廓尔喀人洗劫一空，据说连佛塔上的珠宝也被抠了去。
闻讯震怒的乾隆此次吸取了上次被大臣诳骗的教训，决定用战争解决问题，钦命当时号称大清第一名将的福康安带领大军入藏。
眼见战局不利，廓尔喀王决定向清廷求和，将责任全部推到了班禅的弟弟身上，并逼迫其服毒自杀。
一开始，福康安并不想谈判，一度还打到了廓尔喀境内，离其首都只有一步之遥。但回到境内的廓尔喀军的抵抗也逐渐顽强起来，陷入苦战的福康安最后决定接受和谈，并得到了乾隆的批准。
当年八月，廓尔喀王正式上表“投降”，当然，这种投降更多是名义上的，除了一堆“永遵天朝王法”此种乾隆最爱听的场面话外，廓尔喀最有诚意的“贡品”是：班禅弟弟的遗骨。
同为这场争产风波的当事人，乾隆对班禅的弟弟无疑是恨之入骨，传旨将其所属派系的寺院、土地、牧场、农牧奴全部查抄归公，僧人一律勒令改宗，最严厉的是，禁止其活佛转世。
不过，这场风波对于乾隆来说，除了被迫陷入一场国际战争外，他也得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他由此终于凑满了“十全武功”（即乾隆的十次军事行动，为乾隆自我夸耀之词），当然，很会算账的乾隆将廓尔喀算成了前后两次；第二，乾隆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治藏政策的一位最重要设计者。
十全武功之征战廓尔喀
1793年，也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那一年，乾隆出台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将“转世”的最终批准权收归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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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明扬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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